《旧唐书·文苑传》序说： “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学校之盛可说是前所未有的。

唐太宗重视学校教育，是跟他求贤如渴的政治思想分不开的。他认为：“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人臣若无学识，就不能胜任职务。而要获得学识，学校教育当然是重要的途径。此外，由于“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所以天下一统后，深感读书博学的迫切性。

正是在唐太宗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备化，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贞观元年，原来的国子学改名为“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说明它的地位提高了。国子监作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六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学生名额分别为三百、五百、一千三百、五十、三十、三十等。前三种学校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后三种录取的则是八品以下的官吏和一般地主子弟。可见，国子监是官僚地主垄断的教育部门，也是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集中的机构。另外，唐太宗即位初，在门下省置弘文馆；贞观十三年，在太子东宫设崇文馆。这两文馆兼教授生徒，专门收取皇亲国戚及宰相高级官僚的子弟。

至于地方学校，包括京都、都督府、州、县等所设立的，但主要是州学和县学两级。学生多数来自士庶地主，大概也有资格的限制。学习成绩优良者，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经州考试合格后，送到中央参加常举考试，称为“乡贡”。“乡贡”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于贞观三年九月下令“诸州置医学”,设医药博士一人，从九品上，掌疗民疾，教授学生。这对于各地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学校内部体制来看，国子监置祭酒一员、司业二员，为最高学官，“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六种学校各有博士，助教多人，进行具体的教学活动。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法”基本上相同，主要是儒家经书的读与讲，故其教师大都是经师。课程除必修的《孝经》《论语》外，设有大经(《礼记》和《左传》)、中经(《毛诗》《周礼》和《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和《榖梁传》),统称为“九经”。

唐太宗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从贞观五年以来，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与听讲经义，表示对学校教育的关怀。所谓“释奠”,就是每年仲春和仲秋，以太牢敬祭孔子，礼典极其隆重。例如，贞观十四年春二月，唐太宗到国子监观看“释奠”,请国子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孔颖达讲完后，特地敬献《释奠颂》。唐太宗手诏褒美之，同时以绢帛赏赐祭酒以下诸学官以及高材生。

为了培养“贞观之治”的众多人才，唐太宗对学校制度作了某些改革。

首先，十分重视各类教师的选拔。史称，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这是适应天下一统而采取面向全国的招聘教师的措施，对于提高师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著名经学大师孔颖达，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前后在国子监掌教长达十多年。“专精儒业”的经学家马嘉运，贞观十一年征为太学博士，贞观十九年迁国子博士。名儒王恭，原在乡间教授弟子，声名远扬，贞观初被任为太学博士。经学家司马才章，少传父业，博涉五经，由房玄龄推荐为国子助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其次，强调统一教材的选编与试用。如前所述，唐太宗针对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不仅颁行了《五经定本》,而且命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试用教材，令学者习之。这样，生徒们学有依据，不致于因文义解释歧异而无所适从。当然，这种“统一”必定“统死”,诵习经书，全依本本，头脑也就被禁锢了。

第三，在地主阶级内部尽量扩大招生名额。唐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招生都是有资格限制的。但是，由于唐太宗广开学校，相当多的庶族地主子弟也获得学习的机会。京城长安增筑宿舍，生徒数千，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甚至对担任警卫的屯营飞骑，也请博士授以经业。为了在地方上奖励读书，贞观六年七月，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也就是天下劝学行礼的意思。

第四，积极接收异族异国的留学生。由于唐太宗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京城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如高吕、吐蕃等酋长不胜内向，派其子弟学习高度繁荣的汉族文化。国外如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同统治者也仰慕“贞观之治”,纷纷派遣子弟入唐留学。

总而言之，贞观时期，出现了学风大兴的盛况： “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熠然勃兴。”唐代杜佑作了这样简明的总结： “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问。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中唐杰出的大诗人刘禹锡也对唐太宗的“养才之道”赞叹不已，希望“贞观之风，粲然可复。”这些评论都是对贞观学校之盛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