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

普鲁士王室

勃兰登堡门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1788年至1791年间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勃兰登堡门是柏林的象征，也是德国国家的标志，它见证了柏林、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第一节　我不能有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

个人渺小可怜的世界里，培养出了无私的献身精神

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对德国人的服从性格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骑士团的团规，其成员都是“骑士和选拔出来的战士”，“团规是绝不应变动的，即使是团长也没有权力给任何人休假”。在宗教骑士团中有三项誓言，那就是：安贫、守贞、服从。普鲁士历史学家特赖奇克曾经这样描述骑士团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统治人和利用人的艺术在这里发展到了何种高度。一个人在发过安贫、守贞和服从三项誓言后就成为骑士团的成员。……他们不能佩自己家族的纹章，不能与凡俗之人同住，不能单独骑马外出，……犯过者经常是被指定到仆人的饭桌上进餐，或是被判接受惩戒。……在这种可怕的纪律中，在一个总是使骑士团显得光荣、崇高，而个人渺小可怜的世界里，培养出了无私的献身精神。”

我不能有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

弗里德里希大帝曾经在和大臣谈话时说道：“我不能有不同于国家利益的利益。要是两者不能相互并容，那么国家的利益应予以优先考虑。”

我至少要穿着我的军服去死

当弗里德里希大帝28岁的时候，老菲特烈——威廉终于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临死的时候，菲特烈·威廉先是说:“我裸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该这样离去”。但随即又挣扎着坐起来说，“不，我至少要穿着我的军服去死。”

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

康德认为：“自由不仅仅是摆脱封建团体性强权的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国民不应只是官僚机构救济、关照、帮助的简单对象。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而不是个体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

在这里适合生存的是鲸鱼而不是人类

普鲁士诗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在给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写道：“这个国家一定是由于自然界的某种错误，在海水退潮后留下的，在这里适合生存的是鲸鱼而不是人类。”

一个大国惟一健全的基础

俾斯麦曾经说：“一个大国惟一健全的基础——这一点正是它大大地有别于小国的——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为一个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业去打仗，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相称的。”

理想的外交家是不抱偏见的

关于外交，俾斯麦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俾斯麦在有人指责他是亲俄派或亲西方派时说：“我是普鲁士派，而我理想的外交家是不抱偏见的，在作决定时不为对别国及其统治者的好恶印象所左右……只要人们向我证明事情有利于健康的深思熟虑的普鲁士政策，我也会同样满意地看到我国部队向法国、俄国、英国或奥地利的部队开火。”

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却使德国人渺小了

俾斯麦时期一位大使写道：“俾斯麦使德国伟大了，却使德国人渺小了。”

皇帝在凡尔赛加冕的意义

德国剧作家戈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回忆道：“对德国人来说，皇帝在凡尔赛加冕的意义不亚于开天辟地。我国人民产生了一种自我意识。它造就了一大批以俾斯麦为首的伟大人物，全世界的人们都以惊奇而恐惧的眼光，但首先是敬佩的眼光注视着这些伟人。由于有这些伟人，有他们的胜利，即人民的胜利而产生的自豪感感染了每一个人，也感染了我这样一个小男孩。我毫不犹豫地把我之所以能分享这些成就，把我之所以也能有一份功劳归功于我的血统。”

阳光下的地盘

1897年12月6日，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夫在帝国议会演说中讲到：“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们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我的国家跟着我的意志走

20世纪初，威廉二世（1859-1941）对威尔士王子说：“我是德意志政策的惟一决定者，我的国家跟着我的意志走。”10年后，他写信给一位英国妇女解释说：“至于要按人民的要求去抑制我的思想和感情，这在普鲁士历史上或我的皇室传统上是闻所未闻的！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国王认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将造就伟大的国家

希特勒儿童团的成员经常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唱这样一首歌：“我们愿意战死，——为我们的国家撑起一片天空。一个民族有一百次收获，就要一百次地奉献给这个国家。德国，看着我们，为你献身我们无所畏惧，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将造就伟大的国家。”

你不算什么，你的民族才是一切！

纳粹的宣称口号中有这么一句：“你不算什么，你的民族才是一切！”）第二节　服从是第一责任

德意志人的种种悲剧即由此而起

歌德对于德国人性格中的整体主义有很深的了解，他曾不无忧伤地说：“德意志人个体十分理智，整体经常迷路。”歌德的天才总结这也许说明了普鲁士精神的不完整性，也预示着德意志人的种种悲剧即由此而起。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

费希特说：“我们需要一位领袖；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们的人。”

服从是第一责任

德国人是权威的忠实信徒，他们盛行一句口头禅：“懂得如何服从，你就同样可以成为主人。”席勒也说：“服从是第一责任。”

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国家

德军总参谋长毛奇（1800-1891）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说：“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国家。”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只希望有一个有权威的统治者，哪怕终生受其统治；但至死也不要律师、文人和被开除的少尉的治理。”

我们的权力就是强者的权力

1848年，在德国联邦议会举行的一次辩论会上，一位议员说：“我们的权力就是强者的权力，征服者的权力……德意志在波兰征服的土地是自然的需要。历史的法则不同于法典的法则，历史的法则只遵循自然的法则，而自然法则中有一条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不能因为仅仅存在就有权获得政治独立。而这种权力仅仅来源于使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屹立于其他国家之中的力量。”他还呼吁：“现在是觉醒起来，执行一种健全的民族利己主义政策的时候了。”

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

尼采（1844－1900）有一句为希特勒终身恪守的格言：“强人的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

西方各国人民同意“自己管理自己”的比例

曾经有人作了一个调查，了解西方各国人民同意“自己管理自己”的比例。结果，各国赞成的百分比为：美国42.1；瑞典40.6；日本40.2；英国23.2；法国12.2；德国12.0。

免不了使西方的来访者感到惊奇

美国学者克雷格说：“……承认王侯的权威，可以设想为必然愿意服从王侯的代理人的命令，不管这些人物的地位多么低微或者举止多么傲慢。德国人甘心容忍任何穿着制服或带有官员徽章者的最无礼的举动，这一点免不了使西方的来访者感到惊奇。”

人们更习惯有人“从上头”对他们发号施令

英克·布罗德森说：“在德国，搞民主并不容易，人们更习惯有人‘从上头’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该服从什么。”

理由和法律依据可以在战后由律师们慢慢找

菲特烈大帝曾说过：“战争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至于理由和法律依据可以在战后由律师们慢慢找。”

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

普鲁士历史学家达尔曼说：“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我看不出任何其他的富强之道。”

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根于领袖

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中评价道：“他们盲目地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即使是叛变，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去做。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认为是可耻的；相反，如果未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根于领袖。”

威廉二世的形象像巨人一样屹立在历史的舞台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一位驻巴西的德官致函在德国的朋友说，人们终于承认威廉二世皇帝“比俾斯麦和毛奇两个加在一起还要伟大，比拿破仑一世还要崇高”，称赞他是“塑造世界的人”。这位军官激动地写道：“这位皇帝是何许人？在他统治的和平年代里，他处处面对烦恼和没完没了的妥协；以其性格，他会怒火中烧，却只能再三忍气吞声？……这位皇帝是何许人？他现在依然抛开谨慎，撕开面罩，露出宽阔的脑门，把世界的责任担当起来。……我曾看错这位皇帝，以为他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是朱比特，身披盔甲，手握霹雳，屹立在奥林匹斯山上。此刻，他就是上帝和世界的主宰。”这位军官预言：即便德国战败，“威廉二世的形象也会像巨人一样屹立在历史的舞台上”。

不谈论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就是非政治的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遇惨败后，被称为总体战鼻祖的恩斯特·荣格尔在1920年出版的《在钢铁的暴风雨中》写道：“这场战争不是武力的终结，而是武力重新占据优势”，“新的躯体将注满血液，强权将用铁拳去夺取。”鲍姆莱尔在《男性联盟与科学》一书中叫嚣：“顺天应人的领袖人格，乃是整体的命运赖以表现的舞台”，因此，“一个高等学校，……不谈论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就是非政治的”。

至死服从您以及您所指派的上级的命令！

党卫军所有成员都要向希特勒立下誓言：“我发誓，至死服从您以及您所指派的上级的命令！”

尽管他践踏我们，因为他正是以此来报偿我们的爱戴的

当代德国著名小说家亨利希·曼（1871－1950）在其小说《臣仆》中以主人公格斯林之口说道：“……那边，在凯旋门下，骑着马的是当权者本人，石雕般的脸，闪闪发光的眼睛。当权者践踏我们，而我们却吻着他的马蹄……他已经溶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了，而我们的血液里有的只是忠诚。我们不过是一颗原子，是他的唾沫里面微不足道的一颗分子……依附于他，成为他的微小部分，无情地对待一切不同他站在一起的人。欢呼吧！尽管他践踏我们，因为他正是以此来报偿我们的爱戴的。”）第三节　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米拉波曾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也正因为高度的军国主义，所以莱辛说：“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他们用多少人的生命才换得这个头衔？

据说在腓特烈二世时期，有人向腓特烈二世介绍一个英国名医，腓特烈二世在见到这个英国名医时说：“大夫先生，请您老实告诉我，在您成为名医之前，一定医死了一些病人，是这样吗？”英国医生说：“很遗憾，是这样的。不过，请您去问问您的将军，他们用多少人的生命才换得这个头衔？”

军鼓与鲜花

弗里德里希二世（即腓特烈二世）3岁的时候，有一次和6岁的姐姐一起在花园中玩耍，小王子身挎军鼓使劲的敲，小公主听得都难受了，要弟弟停下来和自己一起玩鲜花，小弗里德里希奶声奶气地和姐姐争辩说：“军鼓可比鲜花好玩，学敲军鼓长大以后还有用呢！”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父亲威廉国王看到了，他顿时笑逐颜开，觉得儿子以后定会大有出息，便立即吩咐宫廷画师将这一幕画了下来。这幅画现在还可以在柏林的博物馆中看到。

父母只好同意他穿着军服睡觉

在威廉二世时期，能穿军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许多青少年以穿军服为荣。一个德国小男孩过生日，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套儿童军服作为生日礼物。小男孩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童子军军服后，简直是欣喜若狂，穿上以后怎么都不愿意脱下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父母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穿着军服睡觉会如何不舒服，并允诺明天他可以继续整天穿着军服，小男孩就是不为所动。最后，父母只好同意他穿着军服睡觉。

这种景象在每一步里，每一分钟里，都可以碰到

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一位俄国作家在他的德国见闻中这样写道：“当我走过柏林军官身边的时候，经常使我感到不安。甚至在巴登，在艾姆斯，当时有几十个军官同拉斯塔特和科布伦来到这块避暑胜地时，我觉得惊惶战栗……我所以感到恐怖，不是因为害怕军官们叫喊警察，而是因为军官们的全部神气：坐下，立定，挺胸突肚，刮得光光的下巴，向我显出：‘我是个英雄！’……当代柏林的全部本质，它的全部世界意义，现时都集中在高耸于国王广场上挂着‘参谋本部’牌子的这座大厦里。”另一位俄国作家也写道：“面前就是柏林，这样的黩武风气，那是我们所想像不到的……长剑，踢马刺，尖顶盔，小胡子，两指按到帽檐敬礼，在帽檐下面紧紧的领口里，露出胜利者的洋洋得意的一张张面孔，这种景象在每一步里，每一分钟里，都可以碰到……”

我只关心军事

当德军攻下法国色当，巴黎已是囊中之物的时候，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王储和总参谋长毛奇进行了一次对话。王储问毛奇：“如果我们继续占领了巴黎，将会怎么样？”毛奇回答：“那我们就可能继续向南进攻，将敌人的力量彻底摧毁。”王储继续问：“如果我们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呢？如果我们也不是永远百战百胜呢？”毛奇沉静地回答：“胜利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将彻底打垮法国。”王储：“然后呢？”毛奇：“然后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支配和平。”王储：“你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吗？你的设想行得通吗？”毛奇说：“我不了解。因为我只关心军事……”

对这种结果，不能不在神的面前有所检讨

俾斯麦在离职后的晚年陷入一种痛苦的悔过中。他这样写道：“我给伟大的国民建造了幸福，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不幸！如果当时没有我，也许3次战争不会发生，8万人的生命不会被夺走，不会使父老兄弟姐妹们穿上丧服。”“现在我对这种结果，不能不在神的面前有所检讨。”

一切都应当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之中

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在一战前论述进攻战采用的方法时说：“一切都应当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之中；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一所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下。……运用这种战争手段，战争不到两个月就会结束；而假如我以人道主义为怀的话，战争必将延续好几年。”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

1874年到1896年担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海因里希·冯·特莱西克说：“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

1895年，强大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向清政府提出强租胶州湾的要求。清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拒绝后，德国政府决定以武力相见。两年后，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皇威廉二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以难以掩饰的喜悦心情给比洛写信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可以在亚洲站稳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

随后，威廉二世派出其弟率领远东第二舰队，对中国进行武装恫吓，在列强中开始了强租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恶劣先例。

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

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1871-1919）曾经说：“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民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个金字塔会塌下来，毁了它本身，甚至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过来的，你就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

最难对付的因素

德国历史上对军官的选拔非常严格。1926年，全国有340名军官报考德军总参谋部军官考试，经过层层考核，最终只有8名军官被录取，淘汰率高达97.6％，而且这些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仍然有人会被淘汰。早在1862年2月，法国驻柏林武官就向国内报告说：“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其总参谋部军官团组织……我们无法与之相比……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有利于普鲁士军队在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最难对付的因素。”

年轻人再也不回家，他们将战死疆场

20世纪初期，作为思想发源地的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重复地唱着：

年轻人再也不回家，

他们将战死疆场。）第四节　就让战争爆发吧！

我不能答应您的请求

一位寡妇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要求慈善养老金时，国王写信回答：“我不能答应您的请求，我需要供养千万男子汉（士兵），我不能拿出钱来。弗里德里希·威廉，普鲁士的国王。”

现在轮到法国了

在普法战争爆发前，俾斯麦期待着与法国决一雌雄，却不愿意担负挑起战争的恶名。他努力挑起法国和北德联邦之间的冲突。早在1867年普奥战争一结束，俾斯麦就说：“现在轮到法国了……是的，我们将要打仗，而法国人的皇帝将会自己挑起战端。我知道，拿破仑三世本人是热爱和平的，不会主动进攻我们。但是他为了保住皇帝的脸面，将会被迫发动战争。我们的节节胜利使他在法国人眼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他清楚这一点，他也明白，如果法兰西帝国不能很快赢回脸面，这个帝国就完了。根据我们的计算，战争将在两年后爆发。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也正在做准备。我们将会获胜，结果将会与拿破仑的企图背道而驰。德国将会完成统一大业，把奥地利排除在外，而拿破仑将会完蛋。”

俾斯麦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因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引起。战争开始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一度向法国妥协，放弃了支持亲普的利奥波德。但法国大使不肯罢休，要求威廉保证今后永远不允许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威廉拒绝了，并把这一切电告俾斯麦。俾斯麦此时正因为自己的计划破产而气急败坏，甚至准备辞职。当国王的电报送到他手里时，他正在和总参谋长毛奇以及罗恩在一起，看完电报，三人的情绪低落，因为没有仗可打了。忽然，俾斯麦灵机一动，认为电报大有可为，便问毛奇，普军军备可否再应付一场突然的战争。毛奇回答说，如果要打，迟打不如早打。于是，俾斯麦迅速将电文压缩，由原来与法国商谈的口气变成了“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三个人立即精神振奋，并立即公诸报端，普鲁士人顿时举国欢庆，而法国人则一片愤怒。被激怒的法国人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俾斯麦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普法战争。

就让战争爆发吧！

1912年，德国在与俄罗斯发生巴尔干冲突时，德皇威廉二世说：“为什么我们应该阻止战争的到来呢？难道只是为了让俄国进行战争准备吗？不，趁着俄、英、法三国现在处于困境时，就让战争爆发吧！”

1914年理念

德国历史学家冯·贝洛说：“世界大战的体验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崩溃，‘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被德国的‘1914年理念’，即‘责任、秩序、公正’战胜了。”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以“自由、民主、博爱”为核心的1789年理念，被以“责任、秩序、公正”为内涵的所谓“1914年理念”取代，德国与英法俄的对抗，被塑造成为正在崛起的德意志精神与颓废的西方之间的对垒。

让我们感谢上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全民总动员令颁布后，德国上下一片沸腾。“开始了！”这是那时德国最流行的一句话。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自发聚集到柏林皇宫前，齐声高唱：“让我们感谢上帝……！”威廉二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向民众发表演说：“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没有政治党派，只有德意志兄弟！”威廉二世的这句话在德国引起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响，德国举国上下欢呼之声不绝于耳：“这样的欢呼在柏林从来没有响起过。人们群情激昂，高唱起了爱国主义的歌曲。”不久后，威廉二世的话被媒体加工成一句响亮的、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我不知道谁是什么党派，我只知道我们都是德国人。”这句话不胫而走，传遍德国的大街小巷。“从农田中，从牧场上，从这块死气沉沉的、遭受诅咒的土地上，一支歌曲升腾而起。那就是那支歌，那支脍炙人口的歌，那支雄壮的歌！！！军官和士兵、志愿者和自卫队，人人都唱起了《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界上的一切》。”

如何才能使德国重新获得一个总参谋部

一战后，德队建设受到极大限制，整个社会充满怀念昔日有强大军队的日子。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时候也说：“我没有其他打算，我只想集中自己的全部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德国重新获得一个总参谋部。”

有人在我背后捅了一刀

一战德国战败后，被称为“第二总参谋长”的鲁登道夫（1865-1937）在得知德皇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并没有感到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从来不知道怀疑和自责，于是他开始以战争的“统帅”自居，搜索扰乱他计划的人。此后不久又开始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声称德国人必须从战争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傲慢地宣称，革命者最愚蠢之处在于饶了他一命。在局势恶化后，他被迫逃到瑞典隐姓埋名躲了几个月。1919年2月他重返德国，当协约国的马尔科姆将军拜访他时，他暴跳如雷地谴责德国人民及其政府抛弃了他。马尔科姆问：“将军，您的意思是说，有人在您的背后捅了一刀？”鲁登道夫异常激动，大声吼道：“没错！有人在我背后捅了一刀，在背后捅了一刀……”

我看不出任何其他的富强之道

普鲁士历史学家达尔曼说：“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我看不出任何其他的富强之道。”

复仇！德意志民族！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1919年6月28日的《德意志报》在头版写道：“复仇！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荣耀无比地在凡尔赛宫诞生了，今天，就在这里，德国的荣耀被送进坟墓。不要忘记这件事！德国人民将以不懈的劳动，奋勇前进，重新夺得其在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的耻辱的时候就到了。”

这样的话我们得需要20个师

二战时期德国有一个讽刺意大利军队组织混乱的笑话：

德军总部收到消息，说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已经参战。

“我们得用10个师来对付它！”一个将军说。

“不，他是我们这边的。”另一个将军说。

“哦，这样的话我们得需要20个师。”

我们历史上的光荣一页

1943年10月4日，希姆莱（1900-1945）对党卫军集团领导人发表讲话说：“俄国人活得怎么样、捷克人活得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们将接受在其他民族中具有我们这个种类纯血统特征的人。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孩子夺过来送到我们身边培养。对于其他民族是否生活富裕或是在忍饥挨饿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对于在挖一条反坦克战壕上是否有1万名俄国妇女因筋疲力尽而累死之类的问题我毫无兴趣，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这种反坦克战壕对德国有好处。在此，我完全坦率地提醒你们，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在我们当中，这是完全可以公开地、直言不讳地来讲的。尽管如此，我们却要对公众保密。我现在要将犹太民族灭绝掉。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意味着有100具尸体要并排躺着，500具尸体要并排躺着，1000具尸体要并排躺着。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抛开人性软弱的例外不谈，这仍然是正当的。当然这样做起来对我们是很难的。但这是过去从未被写上的、现在也没有被写上的我们历史上的光荣一页。”

如果战争打输了，人民也就完了

盟军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希特勒摆脱困境的幻想完全破灭，于是在1945年3月19日下令毁灭一切“德国国内军事、交通、通讯、工业和供应设施以及敌人为继续作战以某种方式立即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利用的东西”。当被要求执行命令的施佩尔提出异议时，希特勒仍高喊：“如果战争打输了，人民也就完了。……因为人民已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更加强大的东方人。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剩下来的反正只是劣等人，因为优秀分子已经阵亡了。”）第五节　那是不可抗拒的！

《剑词》

希特勒青年团《剑词》有这么一段话：“少年队的孩子坚忍不拔，沉默寡言，勇敢大胆，无比忠诚。少年队的孩子是并肩战斗的同志。少年队的孩子至高无上的是荣誉。”

通过举办奥运会，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

一个和平英武的政治家形象

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德国人以最隆重的仪式面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国的重新崛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筑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村。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通过举办奥运会，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英武的政治家形象。

那是不可抗拒的！

曾经担任过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1893-1946）曾经对纽伦堡的精神病医生说过这样的话：“难道你不能感觉到他（希特勒）的人格的可怕理论吗？难道你不能看到他怎样使人们激动若狂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但我们却能感觉到。那是不可抗拒的！”

普鲁士是万恶之源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想强调，普鲁士是万恶之源。”

真相是怎样的？

马克斯·冯·德·格努恩在《真相是怎样的？》中回忆道：“我的一位同学在大街上被一位希特勒青年团的中队领导人打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这座小城市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迈着行军的步伐穿过大街，走在前面的是配有铜管和定音鼓的军乐队，后面是旗手，再后面是行军的三支队伍。我的那位同学自己也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但这一天他不能参加这支队伍的游行，因为他母亲病了，他必须为她买东西。在他横穿马路以前，他从他仅仅是偶然没有参加进去的那支褐色行列前走过。他是有义务举起手臂向旗帜致意的，但他忘了。结果，那位中队领导人从队伍中跑出来，挥舞双拳，将这位男孩打倒在地，打得他的嘴和鼻子鲜血直流。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位中队领导有18岁，而我那位同学才13岁，而且很瘦小。”

希特勒草莓

1933年8月1日，德国种植园主布鲁诺·科赫写信给帝国律师办公室说：“能培育出一个珍贵的草莓新品种，是我的幸运。怀着对帝国总理的崇高敬意，我请求把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一个‘兴登堡草莓’了。”

希特勒理解的“社会主义者”

希特勒于1922年发表演说称：“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有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不再说“早上好”，而改说“希特勒万岁”

纳粹上台时，玛丽安娜是德国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小城的孩子。在她十岁的时候，她的老师穿着纳粹制服走进教室。他在黑板上写道：“希特勒万岁！”然后语气铿锵地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说‘早上好’，而改说‘希特勒万岁’。”说完老师双脚立正，果断地举起右臂，行了一个元首礼。玛丽安娜吓了一跳。她的生活从此就成了另一个模样。）第六节　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

红霉真菌大量繁殖与犹太人

在13世纪末的德国，一个极其普通的科学现象——红霉真菌大量繁殖，被说成是犹太人用血亵渎了基督教徒用以祭祀基督的“圣饼”，于是，10万犹太人被杀害。14世纪中叶，欧洲鼠疫横行，本是天灾，可被一些人诬陷是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井中投了毒，所以才导致整个欧洲尸横遍野，又一次掀起反犹仇恨之火。

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

八国联军侵华时，德国非常积极，组织了7000人的远征军。德将瓦德西任侵华联军总司令。威廉二世在为远征军送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遇到敌人就要打败他们，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是死亡。要像一千年前阿提拉率领匈奴人那样，为自己争取永垂青史的光荣。德国人的名字也将靠你们在中国大显声威而千古流传，使任何一个中国人永远不敢小瞧德国人。”

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吧

德国将军法尔肯海恩（1861-192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如果文化发展到我们的军人再也不能充满信心地进行战争时，那就让魔鬼消灭所有的文化吧。”

这场胜利是北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标志

1936年6月19日，德国拳击选手马克斯·施梅林在第12个回合中击倒美国黑人拳击选手乔·路易斯，一时被当作轰动性的胜利。施梅林战胜当时几乎被认为不可战胜的路易斯，被纳粹宣传为：这场胜利是北方日耳曼种族优越性的标志。

除了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外，其他来源或其他肤色

的人都是劣等的

希特勒宣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日耳曼-雅利安种族外，其他来源或其他肤色的人都是劣等的，其中最为劣等的、最有威胁性的种族是犹太人。同时，这个高等、天然的主人种族，日耳曼-雅利安种族，比较起那些劣等种族来，总是拥有这种特权的，它履行着一种历史上的使命，那就是征服那些由其他劣等种族居住的国家，并将它们歼灭掉。而当它忘记了它的义务，逃避赋予它的义务，逃避赋予它的使命时，那么它自己就将被歼灭掉。”

他们是下等人中最下等的人

一位犹太人回忆二战开始前他父亲被侮辱的事件时说：“1933年，冲锋队员跑来抓走了我的父亲。他与许多其他的犹太人一起被带到了体育场，那里长满了草，而他们必须用牙齿将草咬断并将它们吃掉……人们想以此来侮辱他们，向他们展示，他们是下等人中最下等的人。”

无辜的女工

柏林一个名叫玛丽安·伊莉斯的军需厂女工，就因为一个笑话，而于1944年被纳粹处死。她“创作”的笑话是：

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柏林的广播塔顶上。希特勒说他想做点让柏林市民开心的事儿。“那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呢？”戈林建议说。

玛丽安当时讲这个笑话时，被一个同事听到，然后密报了纳粹当局。随后，纳粹以“通过恶意言论破坏战争”的罪名，将这个无辜的女工判处死刑。

你看，他们的子弹用光了

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德国犹太人展现了他们在绝望和恐惧之外的幽默。其中一个幽默是这样的：

“两个犹太人即将被枪决。突然有命令下来说要将他们吊死。于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他们的子弹用光了。’”

又把他关进去的原因

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两个人相遇了。“很高兴看到你又恢复了自由。集中营怎么样？”

“太棒了！早餐在**吃，还可以选咖啡或巧克力，中午饭有汤、肉和甜点。用完咖啡和蛋糕后我们下午就玩游戏。然后睡一会儿，晚饭后我们会看电影。”

听的人很吃惊：“这真是太棒了！我最近跟同样被关过的MEYER聊起来，他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嘛。”

那个人严肃地点点头说：“是啊，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又把他关进去的原因。”

干掉一个犹太人，就是这么简单

罗伯特·莱斯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创办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在一次演说中，他说道：“如果虫子让我们头疼，就把它掐死，这对我们来说再正常不过。干掉一个犹太人，就是这么简单。”

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

在监狱中度过的最后岁月，戈林（1893-1946）一直与一名懂德语的谍报人员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一起，后者担任审判人员与纽伦堡审判的战犯的沟通员。后来吉尔伯特根据他在审判过程中的观察和回忆，出版了《纽伦堡审判》一书。下面的文章节选自该书，记录了吉尔伯特在1946年4月18日夜间所观察到的戈林的表现。当时审判活动因为复活节而休庭三天。

“戈林在自己的房间里显得焦躁不安，他不断地擦汗，显得非常警惕和消沉，并且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十分不满。他曾说过自己对于纳粹所作的一切无法控制，也否认自己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更否认自己参与了这些暴行。然而一些犹太人提出要揭穿他的谎言。”

但是艾尔伯特·斯皮尔报告说，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幸存者做完证言之后，他听到戈林说道：“天呐！怎么还会剩下犹太人？我以为我们已经清除掉他们了，看来有些人又溜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