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喜欢论前朝历史，察安危之道，通古今之变，就今人之鉴。他的史论有不少有益的见解，反映了他进步的历史观。

唐太宗虽然处处以史为鉴，但不是拜倒在古人脚下，而是立足于现实的致治，故无今不如昔的感叹，而有今胜于昔的远见。贞观九年，唐太宗对公卿阐述了自己的功业说： “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贞观以来，手不释卷，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言辞之间虽不免自夸，然而例举的功业是符合事实的。故编著《贞观政要》的唐代著名史家吴兢，在卷一《政体》篇末了增添了一大段有关“贞观之治”的史迹，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是， “此皆古昔未有也”,总结了唐太宗今胜于古的勋业。

唐太宗总结前代君主乱政亡国的经验教训，力避天意作祟的迂腐说教，多从人事而致王朝治乱出发。总结的重点因人因事而异，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着眼于君主酷掠角度。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 “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其二，着重于游幸扰民角度。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同魏徵谈道： “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童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虽复帝祚长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祸**，亦由人事。”

其三，着重于决策失慎角度。贞观二十二年，《晋书》修成，唐太宗在晋武帝史论里指出： “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把晋之由治而乱归之于武帝谋事不周而埋下了祸根。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封建统治者如能处置得当，则可避免“海内版**，宗庙播迁”的厄运。也反映了他的国之治乱不由天意，而由人事的进步史观。

唐太宗是杰出的封建政治家，他引古证今时，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古为今用极为明显，反映了他的功利主义。废立太子前后，唐太宗由于爱憎倾向不同，对历史上的帝王废嫡立庶就有不同的评价。贞观十年以前，他对太子李承乾没有废弃之心，故他征引史籍多以嫡庶需有定分为鉴。

如贞观初，他以隋文帝废立失序导致祸乱为鉴说： “隋太子勇抚军监国，凡二十年间，固亦早有定分，杨素欺主罔上，贼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自此开矣。隋文既混淆嫡庶，竟祸及其身，社稷寻亦覆败。”贞观六年，他又以汉高祖曾有废立太子之举而贬之云： “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

然而，从贞观十年后的大约六七年时间内，由于唐太宗有废立太子之意，他就对历史上帝王废立失序的事件隐讳不言，而且提出了与传统的皇位嫡长继承制相戾的兄终弟及制的主张。如贞观十二年正月，他对大臣说：“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惰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这里虽没有直接援引历史，然而兄终弟及亦有因人传承可循。

对于汉高祖杀戮功臣，由于唐太宗不是泥古不化，也有不同的评价。当他强调君臣共治时，就指责刘邦屠杀功臣的不端。如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 “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当他限制功臣不法行为时，又为刘邦杀戮功臣辩护。

贞观八年，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尉迟敬德因座次在李道宗之下，怒殴道宗，几至伤目。太宗以史为鉴说： “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

唐太宗曾在《金镜》里说：“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暴敛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爱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

唐太宗接受隋亡于虐民的教训，想做治民之主，乐民之君，故十分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史观。贞观初，他曾对大臣说：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唐太宗的“存百姓”与“正其身”的君道观的特点是，尽量缩小君民之间的对立，强调指出两者之间互相依存的一面。

他的思想逻辑可归结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的自身能否克己寡欲，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最后立足于君贤。这种观点虽然夸大了君主个人的作用；然而，它又承认君主的安危、王朝的兴亡是依存于民心的向背的。

唐太宗能自发地认识到君与民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就可缓和对立一面的矛盾的激化，把相互依存的一面作为认识历史、指导现实的君、民关系的主要方面，这是他倡导克己寡欲，以存百姓，以正其身的君道观的历史原因。也是他在《金镜》里宣扬“为君之道，处至极之尊，以亿兆为心，以万邦为意”的现实原因。

首先，能自发地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制约作用。隋末唐初的风云巨变，使他亲身经历了隋亡唐兴的历史现实，耳闻目睹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因而对他们在社会变革中所发挥的力量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贞观六年，他对侍臣说： “隋主残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苍生，罕闻嗟痛。”他看到了天下百姓不为隋亡而哀，说明他领悟了人民群众厌弃隋主。由于太宗即位以来采取了一些顺应民心的措施，故唐初饥谨， “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从而使他看到了民心向唐的趋势。

由此，他提出了“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的光辉见解。所谓“人推”与“人弃”,就是指隋亡与唐兴不由天意而由人事的意思，也就是贞观君臣反复引用的：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另一表述形式。这说明唐太宗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帝王废立与朝代兴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其次，能有效地运用历史对比的总结方法。中国是文明古国，古代的浩瀚史籍多数都记载了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唐太宗探究前代史事，目的明确，通常使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从中获得教益。如他在《帝京篇序》中指出：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历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于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曼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

唐太宗指出周、秦、汉、魏一些君主暴敛于民是造成国家“覆亡颠沛”的根源。表明自己“慷慨怀古”,并非为古而古，而是让历史上的“尧舜之风”发扬光大，暗示贞观之治的取得是由于善于总结历史上正反两面教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