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算起

1974年5月24至6月2日，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应中国政府邀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5月25日，会见希思时，希思问：“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回答：“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5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

关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史家一般认为1954年到1957年是中苏两党两国的“蜜月期”。这一时期，继斯大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将斯大林时代在双边关系中苏联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主动归还给中国，扩大对华援助，在对美斗争中，双方也是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而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同时签署为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7个文件。为此，1956年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学者也普遍认为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是中苏蜜月期的开端。

但是，为什么事隔10年，又把中苏蜜月期的开端当作中苏分歧的开始呢？或许是下面两件事让对赫鲁晓夫感到不满。

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肯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庆典。10月3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主动问：“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坦率地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的要求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对于核武器这样的尖端技术他不能给中国，又不好拒绝，只好搪塞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又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对于赫鲁晓夫的搪塞，当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中国派遣工人前往西伯利亚问题。

访华期间，赫鲁晓夫提出：由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缺少劳动力，希望中国派遣100万工人前往苏联，参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最初，中国方面没有明确表态。随后，赫鲁晓夫又向提出此事。赫鲁晓夫提此建议，一是想帮助中国解决失业问题，二是帮助解决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的问题。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之事，无疑是个令人拍手称快的好建议。

但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尊敬。对赫鲁晓夫说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想不到这个问题有这么深的历史底蕴和政治意义，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心好意会伤害了别人。他向道歉说：“同志，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我们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赫鲁晓夫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但很快他被通知说同意接受苏方的建议，愿意帮苏联的忙。赫鲁晓夫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于10月12日签订了一个协定，招募20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做工。

但当中国政府紧锣密鼓地按协议进行准备时，赫鲁晓夫却后悔了，下令苏方搁置该计划，并婉转地提出推迟中国工人赴苏。

这件事，赫鲁晓夫有点出尔反尔，近似儿戏，当然有看法。

说的1955年赫鲁晓夫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原委是这样的：

1955年9月14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赫鲁晓夫邀请访问莫斯科。在同阿登纳会谈时，谈到成吉思汗，赫鲁晓夫说：中国非常危险，中国人是“黄祸”。他问阿登纳：能不能帮我们想个办法？阿登纳并未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是劝苏联同中国搞好关系。事后西方媒体披露了赫鲁晓夫的这番谈话。

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黄祸”，当然很恼火，蜜月时期不便撕破脸，关系破裂后自然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在1960年中央给苏共中央的“答复书”和1963年“四评公开信”的文章中，中国都严厉地指责苏共领导宣扬“黄祸”论，贬低中华民族。

赫鲁晓夫并未反驳这一指责。他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讲道：他在1954年第一次会见时，就判定同中国人的冲突难以避免，因为绝不会容忍听从别人。赫鲁晓夫讲道：“关于，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

二、1956年：斯大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经过党内激烈争论，苏共中央决定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于是就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所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指的是1956年2月25日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没有列入大会议程，也没有邀请列席大会的各国代表参加，是在深夜秘密状态下作的，故称“秘密报告”。

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4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者除了苏联的代表之外，还有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党的代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的2月11日，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有谭震林、王稼祥、刘晓参加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

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会见朱德时讲道：斯大林在农业上犯了严重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农民，以为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万事大吉了，以后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挤出东西来。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暗示代表团，苏共将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代表团立即做出反应，向国内致电询问是否参加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会议。中央回电，同意代表团参加。

接到中央电报后，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采取回避的态度。

按照正常的日程，这次大会主要是听取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报告、苏共二十大对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指导，进行中央机构的选举。

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晚，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的代表参加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主持的中央全会，苏共其他代表则收拾行装准备次日打道回府。可就在这天深夜，所有代表又突然被召回克里姆林宫。

第二天上午，赫鲁晓夫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出席者主要是苏共二十大的代表，还有100名30年代遭受过斯大林迫害，后来又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党员干部。外国党代表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之外都没有被邀请，而且对此事也一无所知。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大约两万多字，内容大体上包括斯大林大搞独断专行、残酷屠戮异己、在卫国战争中“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导致苏联人民蒙受惨重损失、严重忽视农业、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国际关系上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等的严重错误。总的精神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进行总结和分析。

报告在揭露斯大林通过“肃反大清洗”残酷屠戮异己方面最为触目惊心：斯大林提出了“人民的敌人”这一说法，在反对所谓“人民的敌人”的斗争中，“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加上这个罪名，对他横施镇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一共选出了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83人被逮捕、枪毙（大部分是在1937年—1938年期间）（会场发生愤怒**）。不仅中央委员会成员如此，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大多数也遭到同样命运。拥有表决权和咨询权的1966名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人，被以因反革命而定罪遭到逮捕（会场内激愤）。”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和数字，用它们来说明斯大林个人崇拜对于苏联社会发展所造成各个方面的严重危害。听众对赫鲁晓夫的报告非常震惊，会议记录中经常可见“大厅内躁动起来”、“大厅内躁动不安”、“大厅内情绪激动”、“大厅内一阵**”、“大厅内冲动起来”的记载。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赞扬苏联党和人民的时候，会议的记录则是“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鼓掌欢呼”、“掌声”。

赫鲁晓夫作完报告之后，会场“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最后转为欢呼。全体起立”。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对这个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

秘密报告结束后，赫鲁晓夫将这个报告不完整的副本发给了列席苏共二十大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大国党代表团的负责人。苏共二十大结束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通过以色列著名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到后兴高采烈地称“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炸毁世界的原子弹”，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即公布它。于是，1956年3月10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译本在《纽约时报》全文发表。接着，法国的《世界报》也刊登了《纽约时报》所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法文译文。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时也意味着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浪潮。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苏联高压铁幕后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人民，通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了解的斯大林排除异己的大清洗内幕，再联想到本国本民族在苏联高压政策下所走的主权不独立、民族不发展的道路，犹如晴天里的霹雳。1956年3月12日，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赫鲁晓夫所揭露的内幕的刺激，参加秘密报告会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因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去世。

思想的迷惘，怀疑的增长，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严重的分裂和混乱。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家，长期以来脱离本国的实际，处处按斯大林的意志行事，照抄苏联模式进行革命和建设，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本国政府和苏联的控制平时就不满，得知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下子几十万人上街游行，酿成著名的“波匈事件”。

资本主义国家的也受到巨大冲击。在意大利，“许多曾为党增光的优秀知识分子纷纷。党对工人的吸引力也远不如从前了。战后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现在已不足14％”。在美国，“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鲁晓夫发表关于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以后”，“我们有责任自己进行思考，再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靠自称万能和永远不犯错误而使别人立即效忠于他了”。

对于苏共不和各国打招呼就揭露斯大林的错误，中国是很不满意的。朱德对苏联方面讲：斯大林是国际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也属于各国，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3月12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

3月19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等，你一句我一句，议论纷纷。

在3月19日的会上，指出：问题在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倒四六开？我觉得还是三七开比较合适，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强调：“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他也还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说，我们要维护斯大林的威信。

还特别提到了斯大林杀人的问题，并由此联系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杀了一批人，如果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不能起来。现在有人听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然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杀的，尤其是不能杀错人。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