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17岁的少年，怀揣理想，从不同地方向着革命中心的上海汇集而来。几年后，他们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职至省委书记、甚至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也是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组织者与领导者。26岁时，他们都倒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腥风血雨之中。

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这些名字闪着特别的光芒。

今天的上海干部中不少人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不久前，一位中央领导到“一大”会址参观时，他凝望着墙上的那些烈士照片，突然转过头，高声地对身边的人说：“一定要告诉今天的共产党员和年轻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城市搞武装暴动是被逼出来的！而且，没有这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也就不可能有后来杀出的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是的，城市武装和城市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在军阀和国民党反革命势力逼迫下无奈选择的一种革命反抗。在当时任何妥协所换回的只是更多的革命者被缴械或屠杀。拿起武器反抗、走到街头示威和动员人民认清反动阶级的狰狞面目，必须有流血与牺牲。

革命者的高贵，就在于面对死亡，无私无畏。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人你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它就是如此。

不可能是一种苍天的安排，但确实有些巧合与传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有三位中共重要人物几乎同一时间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年龄竟然都只有26岁，然而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甚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我们似乎熟悉他们，又似乎对他们很陌生，因为他们的革命生涯和战斗经历以及牺牲的过程，并没有在党史和教科书上留下多少。然而当了解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牺牲的情形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甚至一时无法释怀。

汪寿华是三人中第一位牺牲者。他是牺牲在反动势力和上海滩上那些出卖革命、与当时的蒋介石勾结在一起企图篡夺革命成果的青红帮流氓分子的暗算之中，也就是说，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种英雄。

上海武装起义共有三次，前两次都是由汪寿华、罗亦农和赵世炎组织领导的。

汪寿华，浙江诸暨人，他本名不姓汪，姓何，原名何纪元。父亲是清末秀才，一生在老家教书，后来因病去世，汪寿华的长兄也因病走了，家庭一下衰败。17岁的汪寿华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具有“浙江革命熔炉”之称的学校。“五四运动”让追求进步的汪寿华懂得改造旧世界的道理与志向，日记里他写道：“愿誓今日起，毋使后悔生。”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汪寿华与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开始渴望去苏联学习和感受社会主义新世界。1921年，他趁暑假回家，便到处宣传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乡亲们将信将疑。汪寿华就说：“你们等我去那里回来后，我们也搞社会主义，建立新中国！”族里人和乡亲们没人理解和支持他，唯有他那种田的母亲竟然格外开明地给他凑借了111大洋，支持儿子到俄国留学。

这年6月，汪寿华来到上海，在同学宣中华（烈士，上海工运领导者之一，曾任中共闸北部委书记。1927年4月17日晚，敌人对他经过长达三天的残酷用刑后仍一无所获，便让一群手持大刀的刽子手将宣中华斩腰断首。宣中华死得极其壮烈，时年29岁）的介绍下，来到进步的工读互助团和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开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1921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卓有远见的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人便开始把优秀青年往外送，让他们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革命经验，于是汪寿华和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一起奔向他们向往的“十月革命”圣地——莫斯科。

罗亦农是湖南人，年龄还比汪寿华小一岁。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当地有名的绅士。同样受“五四运动”影响，17岁那年（1919年下半年），身穿长衫、手持雨伞的湘江少年来到上海，先在一家报馆当校对工人，也就是这个工作，使他有机会比别人更多地看到如《新青年》这样的进步杂志。一日，有位胖墩墩的中年人来到校对间，与罗亦农聊起天来，问他来自何处，有什么爱好和追求云云，最后问：“你怕不怕事？”罗亦农答：“我都一个人闯到大上海了，怕啥？”那中年人大喜，夸道：“有湖南人的那股辣劲儿！”

之后罗亦农知道，这中年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五四运动”旗手、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从此，聪明、豁达、坚实和向上的罗亦农常常被陈独秀带到他在上海的寓所，而罗亦农也在这个时候读到了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去俄国吧！”一日，陈独秀对已经在外国语学社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罗亦农说。

这太让罗亦农喜出望外了！自然，这得征求家人意见。与汪寿华的情况差不离，乡里族里的人觉得不可理喻，但罗亦农的父亲很支持，而且认为这是“光耀祖宗”的事。很快，111元大洋的路费，父亲痛快地给到儿子手里。

罗亦农和汪寿华在上海时是同时在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先进青年，所以他们又是同一批被送到俄国去学习的。罗亦农凭借着聪明好学的天分和后来成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所特别喜欢的“小伙伴”，他在进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后，进步非常快，先后入团、入党，并成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且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授和翻译，与当时通过其他渠道到俄国并也在东方大学学习和任教的瞿秋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然而汪寿华的“莫斯科之旅”则比罗亦农曲折和艰巨得多了：那时反对军阀对中国青年往社会主义的俄国走，已经非常警惕了，所以为了避免军阀注意，汪寿华他们到了哈尔滨后就分开行动。这个时候的汪寿华与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就不在一起同行了，而且他和梁柏台（烈士，苏维埃红色政权时的第一任司法部长，1935年被“铲共团”杀害，时年36岁）被军阀张作霖手下逮捕。释放后的汪寿华等经海道抵达海参崴。那时通往莫斯科的交通也难走，俄国内部的白匪猖獗，后来知道，刘少奇与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的那个小组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只是他们“运气”比汪寿华他们要好些而已，所以几经折腾，也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到了莫斯科。

汪寿华他们停留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参崴后，只能边打工边从事革命工作，同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远东中国工人部主任。那个时候“何今亮”（汪寿华真名）的名字在海参崴的华人中很响亮。“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工会曾经收到一笔从海参崴汇来的1715大洋和13枚铜元的捐款，一直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年多后等汪寿华当了上海武装起义领导人才弄明白。

汪寿华是位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共早期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与汪寿华和罗亦农同一个时间离开上海、被党的创始人选送到国外的赵世炎，则是由李大钊亲自为其设计出国计划。赵世炎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汪寿华、罗亦华还要早些。这个四川少年14岁就到北京，并很快结识了李大钊，所以也才有了他在1921年5月9日，搭乘法国远洋航轮“阿芒尼克”号，到了革命的另一个圣地——“巴黎公社”所在地巴黎的行动。与赵世炎同船而行的中国青年就多了，共131多人，这中间有太多我们熟悉的人物了！这年下半年，如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蔡和森、陈毅、向警予等等都先后来到巴黎或柏林等欧洲革命中心的重要城市，这些青年，后来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或成为了光荣的革命烈士，而真正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活下来、走到新中国成立之日的仅仅是少数之少数……

1925年，这是个重要年份，根据党中央要求，许多留法、留俄的中国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纷纷被调回祖国，奔赴革命的第一线，而作为主战场的上海几乎是这些优秀青年回国后一致所去的目的地。

震惊世界和影响年轻中国共产党的“五卅”运动，是使党中央全力调回在外学习的青年骨干回国参与和领导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发原因。当时，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和残暴，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缺少经验，又有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牺牲，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意识到必须采取“革命的特别的措施”。

那一年回到祖国的汪寿华、罗亦农、赵世炎三人，最初分别被党分到了上海、广州和东北三地。留在上海的汪寿华比别的留俄同学们早些日子回国，因为老家诸暨有位姑娘等着他回去完婚。随后因为要参加中共“四大”，汪寿华便到了上海。整个“五卅”运动期间，汪寿华与同学李立三、刘少奇等都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他任宣传科科长，那些领着罢工工人在街头与帝国主义强盗斗争的现场，他都经历了。

此时的罗亦农则是在广州与陈延年、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着广东和香港方面的工人罢工，以声援和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罗亦农在这个时候，与周恩来等学习和实践着军事武装斗争。

赵世炎那时在北方出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北方执委等职，协助他的革命引路人、导师李大钊在从事北方数省区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包括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及建立武装队伍等。赵世炎也是党内有名的那种属于“能文能武”的才俊。当时北方地区很有影响的进步报刊《救国时报》就这样赞扬道：“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

“五卅”运动后的中国，以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为代表的南方革命阵营与北京北洋政府的北方反动军阀政权形成了对立局面。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进步力量的推进下，旨在推翻北洋反动军阀政府的“北伐”战争，由此在1926年7月份开始，从南向北迅速推进。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何应钦、李济深、白崇禧、李宗仁、朱培德、谭延等则都是蒋介石的北伐军一线军事将帅。然而北伐军的政治部门领导和各军的党代表，几乎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如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分别是邓演达和郭沫若。李富春、林伯渠、朱克靖（烈士）、廖乾吾（烈士）等分别在各军任党代表。广东等省的人民群众则对北伐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如有中共出面组织了省港几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随军出征。

“北伐”战争在最初的时候完全是一场为了推翻反动军阀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猖獗镇压的正义之战，因此北伐军自出征以后，所向披靡。这也让各地革命者和广大受压迫的人民欢欣鼓舞，同时垂死的反动军阀势力则在拼命挣扎。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决定借势争取革命成功。因上海作为中国南北的关键中部，又是最大的城市，而当时驻地在城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两千人，加上2111来名警察，三四千人对决21多万工人纠察队和数十万学生，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进行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军，欲一举“拿下”上海政权……

一切准备都在迅速中开始。也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军事武装斗争实践的赵世炎和罗亦农，先后被党中央从北方和广州抽调到上海。

1926年5月7日，中共为配合“北伐”的武装起义已在悄然而又紧张地进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军事特别委员会，汪寿华、赵世炎、罗亦农三人从此开始了一段并肩赴汤蹈火的武装起义生涯——

当时的北四川路恒丰里114号一栋很不起眼的小楼里，似乎突然有些人来人往的热闹起来，而外人只知道这些人都是为“生意”凑在一起的，而且看起来还有些“派头”，因为男的多数穿着丝绸长衫，女的则涂脂抹粉像洋太太似的——不像是穷人聚团。其实，这里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区委的所在机关，那一段时间里“来来去去”的人，都是教官赵世炎、罗亦农和汪寿华的秘密培训班学员。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这栋房子地处华界，而打开门又可一步迈入日本租界，为的就是以防万一。

革命形势已经步步逼紧。秘密培训班前后共开了6期，共总时间一个多月，每一期学员学一周，一周中集中学习两至三次，一般都是晚上或下午时间。学员都是上海党团组织和工会负责人。秘密培训班主要传授一些最基本的军事常识，而核心的制造炸药和枪械使用技术等则在另一个由中央直接指挥和掌握的秘密地点进行着，那里只有十几人，处于绝对的秘密状态之中。相比之下，北四川路上海区委机关的这个据点是工人武装起义的基本骨干，以教育和动员民众的觉悟和意识，及教授最简单的军事防备和军事技术。教员罗亦农主讲马列主义和时局与形势，赵世炎主讲党的组织建设，汪寿华侧重工人运动。秘密培训班时间虽不长，但成效却十分明显，相当一批优秀学员这个时候加入了党组织。有个数字也能说明，“五卅”运动后的1925年底，上海地区有中共党员1351多名，到1926年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他们办班结束时，上海党员总人数已达2511多人。

此时，北伐军节节胜利，直逼浙江、上海。就在这时，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上海将归谁，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焦点。

“立即组织武装起义，一举拿下上海政权！”这是自1921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最梦想的一件事，如今即将成为现实。能不激动？能不抓住机会吗？！

11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受党中央的指令，正式决定举行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罗亦农被推荐为起义总指挥，赵世炎和汪寿华皆是起义的指挥，各负责发动民众和相关工会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