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内徙中原后，又涉及一个其原地余众如何管理的问题，是派汉人治理或由本族酋长治理?是设置州县或仍其突厥种落?唐太宗以创设羁縻府州解决了面临的新问题，使民族团结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新唐书·地理志》云：“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这就是羁縻州县。东突厥归附之后，除了部分迁居内地，余部仍居原处。唐太宗在其原地余部设置羁縻府州，如在突利辖区的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颉利过去辖区置为六州，又以定襄、云中两都督府统辖六州。在行政管辖方面，任命本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部众。如封阿尼那苏泥失为怀德郡王、北宁州都督，封突利可汗为北平郡王、右武侯大将军、顺州都督，封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封改恶从善的颉利可汗初为右卫大将军，次为虢州刺史，后又顺颉利之意，仍复颉利为正三品的右卫大将军之职。

唐太宗如此礼待降酋，自然收到明显效果，贞观四年八月，突厥欲谷设自动归附就是一例： “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

唐太宗从突厥族设置羁縻府州取得成功经验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在贞观年间，对所谓“南蛮” “西戎” “北狄”数以百计的种族，均与回纥一样“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 “以威惠羁縻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唐太宗为铁勒诸部，甲“置六府匕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官主之。” “皆以酋领(之)”,还于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统隶厂回纥、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思结六府及浑、斛薛、阿跌、契芯、奚结、思结别部、白霄七州。于是对西北地区行使了主权，贞观二十二年十一月，唐太宗又因北狄的契丹酋长窟哥、奚酋长可度者的率部内附，遂“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这样，对东北地区也行使了国家主权。总之，唐太宗统一西北、东北边疆，设置羁縻府州的主要功绩是在于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如他在《遗诏》里所说的：“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

唐太宗推行羁縻府州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统一边疆。羁縻府州政策是唐太宗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单位，大的称都督府、中为州、下为县。府都督、州刺史都由中央任命，随之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原有的可汗称号，实质上是将中原地区的郡县制推广到了边疆地区。唐太宗为了加强对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有效的管辖，又设置了在羁縻府州之上的都护府这一行政区划。都护府是中央与羁縻府州之间的纽带，它代表中央行使对边疆地方的主权，管理边防、行政和各族事务。都护为郡县官制，不世袭，由汉官担任。如贞观晚年安西都护府都护为郭孝恪，燕然都护府都护为李素立，等等。都护对羁縻府州都督，刺史进行管辖，羁縻都督、刺史听命于中央、遵守朝廷政令，以防止羁縻府州的离心倾向，这些都带有郡县制的特征。

此外，唐太宗为顾及胡族的传统，又允许与郡县制不完全一样。如郡县制下的地方官员不能世袭，而羁縻府州经过一定手续，得到唐王朝批准，“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郡县制下的州县户籍、赋税必上缴户部，而羁縻府州对其贡赋基本上自行支配，仅以少许朝贡朝廷。这些都是唐太宗按照少数民族固有的方式，让其处理族内事务，具有相对的“自治”权，但有一定限度。羁縻府州既隶属中央政府，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正如宋王溥所说的： “统制四夷，自此始也。”

其次，提高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威望。贞观晚年，唐太宗受到各族的尊崇，有的民族牧马出界，发生争执，太宗“亲临断决，然后咸服”。各族首领无不以到长安朝贺唐太宗感到荣耀：“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显然，各族君主以唐太宗作为他们的天可汗，唐太宗亦乐意接受各族首领的请求。

早在贞观四年三月， “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他接受了铁勒部回纥等族酋长的提议，同意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

“参天可汗道”的开辟，是唐太宗羁縻府州政策取得成功的生动体现。贞观后期，回纥等族目睹唐太宗羁縻府州政策的成功执行，不胜羡慕之至，纷纷请求： “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

这条驿道的开辟，也为唐太宗的羁縻府州同中央王朝加强联系、取得成效创造了条件。《新唐书·地理志·羁縻州》云： “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而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若将臣之所征讨，敕使之所慰赐，宜有以记其所从出。”为此需设驿道， “参天可汗道”就是联系唐都长安与西北边境的驿道，每隔一定路程，设一驿站，共六十八驿，驿备马匹与饭食，以供汉，夷使节换足与食宿，大大便利了羁縻府州同中央王朝的联系，有助于唐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而且也有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

此后，中原的丝织品、茶、铁、金银器、开元钱，农作物种子、文具，生产工具等物资接连不断地运往边塞；少数民族的良马、驼马、貂皮、白氈(棉布)、玉、农作物种子亦随之传到内地。就在驿道开辟的当年，漠北的骨利于族即遣使进贡“筋骼壮大”的“良马”,唐太宗选取其中骏刀十匹，号为“十骥，皆为美名”。

作为各族共主的天可汗，表明了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思想。宋代范祖禹竟责怪他， “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范祖禹指责唐太宗不师先王、以天下各族的最高君主为荣，不免颠倒历史，其实这正是唐太宗的出类拔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