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中国

王毅：北京APEC会议：通向亚太伙伴关系的里程碑

【编者按】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求是》2014年第22期上发表了《北京APEC会议：通向亚太伙伴关系的里程碑》一文。文章认为，北京APEC会议实现了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同规划APEC未来发展方向三大目标，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地区事务的积极姿态和发挥了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发展。文章共四部分，本书在收录时节选了第三、四部分。

北京APEC会议实现了共同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共同规划APEC未来发展方向三大目标

会议发表了《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和《APEC成立25周年声明——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合作倡议。具体成果有：

一是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引领后茂物时代亚太合作新方向。实现亚太自贸区是APEC领导人早已确立的共识和愿景，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本地区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尽可能减少各类自贸安排可能带来的重叠化、碎片化风险。经过中方与APEC成员的协调，北京会议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就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达成重要共识，发出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明确信号，为2020年茂物目标实现后亚太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

二是制定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为亚太发展挖掘新动力。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改革是APEC成员的共同任务。北京会议深入讨论了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性支持、城镇化五大支柱，深化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合作。会议制定并通过《APEC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和《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引领了时代潮流，拓展了合作领域，将对亚太未来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反腐败宣言》是第一份由中方倡导、起草并获通过的国际反腐败文件，成功建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推动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为亚太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三是着力联动发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亚太互联互通新格局。着眼于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北京会议通过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增强了亚太全球增长引擎作用。这是国际上第一份由中国倡导、起草并获通过的互联互通蓝图，确立了2025年前在APEC内实现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

APEC会议前，中国举办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邀请非APEC成员的周边友好邻国领导人和一些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对推进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张，宣布将成立丝路基金，得到与会各方热情响应，会议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这是中国作为APEC会议东道主的自选动作，立意高远，定位准确，操作得当，体现了中国对亚洲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的引领作用，既是对APEC会议的支持、铺垫和补充，也践行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北京APEC会议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作为亚太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中国历来把促进亚太繁荣稳定视为己任，致力于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新中国外交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把中国机遇和世界机遇相互转化，更加积极进取地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是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亚太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

中国致力于建设和平稳定的新亚太。中国身处亚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探索不同类型大国间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我们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期望构建符合本地区需要，为各国普遍接受，同时具有开放、稳定特征的安全合作架构。我们积极倡导多边主义，践行国际法治，推动热点问题和平解决，例如近期主办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发表了《北京宣言》。

中国致力于建设合作繁荣的新亚太。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我们也愿意使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地区国家。为此我们不断深化同亚太国家的互利合作，一道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我们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将自身利益与亚太成员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多年来，无论是10+1、10+3还是东亚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机制，中国都是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方。

中国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的新亚太。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的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中国致力于自身进一步开放，维护和发展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和亚太经济，也希望亚太各方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我们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方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合作构想，首要合作伙伴就是周边和亚太各国，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和亚太各国。这些构想完全是开放的，与包括APEC在内的一切现有合作机制决非相互竞争，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必将为进一步完善亚太区域合作网络，为亚太持续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陈须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五大特点

【编者按】2014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陈须隆撰写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五大特点》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外交实践在十八大以后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并对其进行了简要分析。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提出并强化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核心内容是中国要在国际上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并体现中国特色。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指导地位。2014年的外交实践则生动有力地诠释了这一重大理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合作共赢，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外交实践上，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2014年，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抓手，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对接，将“中国梦”与“亚洲梦”、“欧洲梦”连通，打造合作共赢大格局。同时，中国在务实合作上拿出大手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始起步，丝路基金已经设立，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 “一带一路”建设已获得沿线50多个国家响应参与，步入务实合作阶段。

为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中国致力于搭建新合作框架，打造合作关系升级版。其中包括，以“2+7”新框架打造中国—东盟合作升级版，以“461”框架打造中非合作升级版，以“1+2+3”合作格局深化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天然合作伙伴关系，以“1+3+6”合作新框架构建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并搭建中国同南亚未来合作总体框架。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金砖国家等形成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各国人民大交流。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67个国家、5个地区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通过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推动金砖国家形成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朝鲜半岛、乌克兰、巴以冲突、南苏丹国内冲突、反恐、埃博拉疫情等一系列重大热点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为维护国际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大国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迄今累计派出军队2万多人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背信弃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坚决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处理南海问题，中方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力争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对抗的老路。一年来，中美不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两国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美首脑会晤取得成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注入新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同中方扩大合作，加深利益融合，通过坦诚和建设性对话解决差异和分歧，共同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王在邦：大国外交新纪元

【编者按】2014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副院长王在邦撰写的《中国外交新纪元》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外交在2014年体现了有胆识、有硬气、有智慧、有气派的大国风范，开启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纪元。

2014年是世界大事怪事频出的年份，也是国际战略格局深化调整的年份。中国外交冷静理性，长袖善舞，主动发出中国声音，适时提出中国倡议，恰当展现中国气派，在改革开放30多年对外关系史上，划出一道别开生面的风景线。

一是有胆识。审时度势，处变不惊，敢抓善抓战略新机遇。2014年，诸多举世震惊的大事怪事接踵而至。先是年初乌克兰危机，引发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美欧先后启动多轮对俄制裁，双方关系骤然紧张并持续升级，大有回归

冷战的架势。12月2日，北约28个成员国外长聚会布鲁塞尔，决定组建临时快速反应部队，防御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两天后，普京则发表年度咨文，指责西方国家企图用“新铁幕”围堵俄罗斯，决心搞垮俄罗斯，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俄罗斯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俄罗斯有足够的“实力、意志和勇气”来保护自己。在中东，由基地组织延伸并最终独立运作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强势崛起，震惊世界，牵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重组，促使本已从伊拉克撤军的美国掉头重返，大举空袭“伊斯兰国”，伊朗和土耳其等也不同程度做出反应。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MH370在南海上空神秘失联，包括154名中国公民在内的239人全部遇难，各类猜想不胫而走。马航MH17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毁，295人遇难，让本就紧绷的俄乌、俄与美欧关系火上浇油。纽约石油期货价格12月8日每桶报收63美元，创五年来最低收盘价，布伦特1月原油期货价格每桶报收66美元。油价持续走低，既强烈冲击俄罗斯、委内瑞拉等财政依赖石油的国家，也影响大力开发页岩气试图摆脱对外石油依赖振兴国内经济的美国，使世界经济前景蒙上阴影。苏格兰独立公投也一度令全球政治神经**。面对如此敏感复杂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大国关系经历的深度调整，中国冷静观察，理性处变，遵循互利互惠精神，果敢推进中俄重大项目合作，先后签订两个能源合作协议、1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及“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实施合作备忘录。其中，莫斯科-喀山高铁成功，将为两国首都间长达7000公里高铁建设打下牢固基础。中俄合作超越能源领域，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高度，使我在大国关系调整进程中掌握了主动，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拓宽了回旋余地，为优化战略机遇期新阶段的中国对外战略顶层设计、谋划与布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二是有硬气。既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平发展，又更加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在捍卫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等重大和核心利益方面不含糊，不示弱、不退让。本来，近年美国大力推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纠集众多对我领土领海权益声索国起事挑衅，中国周边环境大有黑云压城之势。乌克兰危机特别是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后，美欧乌与俄关系急剧恶化，中俄双边合作大踏步迈进，美日等由此担心中国在东亚举事与俄遥相呼应，便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公然点名道姓地污蔑中国“破坏南海稳定”，遭到出席对话会的王冠中副总长严厉批评和姚云竹少将尖锐质问。美国防部长在如此国际场合遭遇中方针锋相对的反驳，中美两家在全世界面前上演高手正面过招，难免举世惊愕。与此同时，中国军机按照国际惯例数次对美巡逻机异常抵近侦察采取果断驱离措施，也使美深切感受到其亚太战略再平衡潜藏着巨大战略风险。美国遭遇乌克兰危机冲击后反而在东亚加大对华施压，表面上来势汹汹，实则暴露出深深的战略焦虑。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为中国的硬朗外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毕竟，国家间关系的态势归根到底取决于国家间实力对比关系。国家的实力与利益相辅相成，有实力，不作为，难免导致资源闲置性浪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中国在维护国家重大与核心利益时能够而且应当更加自信。2014年中国外交更加硬气，就是源于对自身实力地位的认识多了分清醒、多了分自信，多了分底气。但是，中国外交的硬气和底气限于维权护利，绝非谋求扩张掠夺的强权与霸气。“现在给外交部寄钙片的人越来越少了”，这种形象表述该是“中国外交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三是有智慧。能够扬长避短，开拓创新，引领和推动区域合作步入新境界。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优势和短板。国际政治与外交智慧的精髓就是要知己知彼，把握内外情势的轻重缓急和目标诉求的主次顺序，讲究谋划与布局。2014年的中国外交通过发挥三个优势，发出了中国声音，展现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国特色。一是主场优势。主持召开第四次亚信上海峰会，倡导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强调亚洲事务应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搭建起没有美国参加的26个成员国、涵盖90%亚洲人口的区域安全架构。主持APEC峰会，本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的思路，首倡追求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亚太梦，主持通过《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和《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两个历史性文件，启动APEC自贸区进程和构建互联互通网络。二是经济优势。包括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基金分别出资100亿和410亿美元，金砖国家银行总部落户上海；发起成立有21个创始会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出资500亿美元，该机构落户北京。尽管美国阻挠，韩国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有兴趣参与亚投行。又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利用中国的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三是技术优势。利用中国成熟的高铁技术，推动周边互联互通网络建设。包括一度因故搁置的中泰高铁项目最终获得泰国军政府和立法会批准，以及中俄达成共建莫斯科—喀山高铁协议。通过精准把脉区域各国渴望安全与发展的迫切需求，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中国已然成为新时期区域合作的设计师和领路人。一个日臻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涵盖90%亚洲人口的亚信机制、一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丝路基金、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APEC，显示中国已扎实着手塑造周边环境，区域合作正步入更加务实、更富成果和更可持续的新时期。

四是有气派。信奉厚德载物，坚持义利平衡，塑造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传统周边外交理念，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以“亲、诚、惠、容”理念，盘活周边关系。既凭借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更加坚定地维护自身重大核心利益，又对某些与我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的国家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维权不欺小，护利不伤邻。另一方面，全方位、建设性地推进大国合作。理论上，针对近年学术界某些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没有朋友的片面看法和要求放弃不结盟原则的轻率主张，中国不畏浮云遮望眼，果断摈弃集团对抗、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坚持交友结伴不结盟，构建致力共同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彰显传统东方大国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情怀。实践上，积极构建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深化双方互利共赢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与诸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的务实合作。对日本安倍内阁拒绝就侵略历史认罪悔改并公然寻求战略抗衡的做法，不故息、不迁就、不退让，并通过签署中韩自贸协定和两国货币自由兑换，推动日本回归区域合作的正确轨道。特别是面对美俄、欧俄矛盾全面激化的新形势，中国外交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不挑拨离间，不落井下石，不敲诈勒索。全面务实地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关系日趋成熟。致力增进中美互信，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期望将其打造成“世界稳定的压舱石和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奥巴马出席APEC北京峰会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达成相互给予最长10年多次往返签证协议和碳排放协议。奥巴马在北京坦承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回国后又在商业高层聚会上表示，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影响力印象深刻。迹象表明，经过三番五次的试探、冲撞、较量和彼此调适，中美相互了解有所加深，战略互信有所增强，美亚太战略再平衡的冲动与急躁有所收敛，双边关系发展趋于稳健。

无论是否源于自觉的系统性谋划，2014年中国对外关系方方面面的变化客观上正在开启新的纪元。中国将凭借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更加坚定有效地维护自身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以东方大国的特有智慧与风范，为21世纪的亚洲和世界历史发展再次打上鲜明的中国印记。

秦亚青：为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编者按】2014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本报记者专访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的访谈记录。访谈围绕中国何以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究竟会对国际秩序的变革产生何种影响等相关问题展开。访谈共三个部分，本书在收录时节选了第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是我国外交理念的又一大创新。您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秦亚青：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有丰富的内涵，包括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坚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等等。

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我在此着重分析中国外交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中国在与国际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风格。首先，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是中国的自主性实践和战略选择。中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中国自主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所说的那样首先受到教化之后才参与国际制度。

第二，在关键、原则问题上，决不以正当权益、核心利益的让步换取进入国际体系的机会。这一点在处理国际组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坚持台湾不能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能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的事实。这向世界明确宣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组织都取消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不是一个被动参与的社会化过程，它是一个以中国方式影响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在参与实践过程中发生了相对于国际社会身份转型的重要经历，同时也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影响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在有些领域，中国的创新性实践活动业已非常明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得到了认可和支持。比如，同样是执行联合国“建设和平”任务，中国与西方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更加考虑当事国的基本需求，更加注重当事国的民生和经济发

展，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的国际规范，也为当事国所欢迎，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种“发展和平”的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理念，可以弥补西方国家只关注“民主和平”的做法。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平”理念又是与中国一向倡导和支持的人权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思想。

当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北京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达成重要协议。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制度的建构还处于初步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达成协议在全球性问题领域制定规则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要敦促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秦亚青：的确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选择和平发展战略，是为了更好服务于我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与此同时，也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这里，需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外交对独立自主性的强调和坚持，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趋向暴力挑战现存秩序？中国到底是现状国还是挑战国，是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亚青：我想引用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我们的研究团队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三个领域选取了15个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重要个案进行了系统的追踪与分析。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国际援助、东亚地区合作；在政治安全领域，有气候变化、军控、反恐、联合国维和、东盟地区论坛；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机制、亚欧会议机制。我们认为，这些国际制度包含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制度领域，包含了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可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我们发现，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速度和幅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在哪个领域，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合作性参与，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时，尊重国际制度并参与多边规则。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样的合作性实践活动，使中国开始了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

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大国必然挑战现有霸权国，必然挑战国际体系，必然试图修正国际体系规则，因此也必然颠覆国际秩序。但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的实践来看，中国并没有选择挑战体系，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选择了合作，选择了加入多边国际制度。在经济领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无论是在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诸如反恐、地区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中国都开展了以参与为意愿、合作为目标的实践活动。中国选择了正面地、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体系之中，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成为世界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高祖贵：谱写中国外交新篇章：构建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

【编者按】2014年12月4日新华网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祖贵撰写的《谱写外交新篇章：构建21世纪新型外交国际关系》一文。文章共三个部分，认为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下，中国应着力构建各国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着力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追求各国共享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的新型国际关系。“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其他领域，应该成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为此，中国外交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

与美国，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要求，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断推进务实合作，通过两国元首会晤、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加强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和有效管控分歧，确保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与俄罗斯，互相视为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把两国关系都放到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优先地位，通过两国元首和政府总理定期会晤等双边机制以及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全面推进合作，把双方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实际成果。

与欧盟，着眼历史变革趋势，抓住发展机遇，以《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和第二份《中国对欧政策文件》为牵引，以习近平主席访问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和欧盟总部，以及李克强总理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希腊等国为契机，通过中欧领导人会晤等机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准确定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全球产业调整中实现合作创新发展，着力推进双方和平、增长、改革、文明等方面的伙伴关系。

与印度，沿着快速发展上升通道，以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为动力，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做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做好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做好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时正视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和平友好协商，争取早日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作为两大古老文明，携手走出一条相邻大国友好相处之道。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框架积极推进友好合作关系。

二是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习总书记强调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中国要率先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建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出并积极推动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合作倡议，并以此为契机，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中国—东盟、中日韩—东盟等机制，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

在安全领域，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框架下，把亚洲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把发展作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加大打击力度。

三是坚持正确义利观，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习总书记秉承中华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针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道义为先、义利并举，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那些对中国长期友好而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考虑对方利益。对叙利亚危机、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等，明确提出多条建议，彰显中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积极负责的建设性大国作用。

四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做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将继续着眼本国人民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按照责任、权利、能力相一致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将继续建设性参与政治解决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争取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发展事业，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世界繁荣进步。

根据这些思想指导，在全球层面，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在继续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落实已有改革方案的同时，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于2013年4月在南非德班峰会上决定启动建立金砖国家的复兴银行。2014年7月，金砖国家在巴西福塔莱萨峰会上发表《福塔莱萨宣言》，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并对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本金、出资结构、所在地、人员与机构设置作出了说明。由此，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从理念设计阶段进入实际运作阶段。

在地区层面，围绕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叙利亚危机、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中方不断提出缓和紧张局势甚至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并积极参与有关外交斡旋和谈判；围绕苏丹局势，中方不仅派出维和警察，还派遣了成建制的武装维和部队。

这些战略思想的贯彻落实和有关战略部署及其推进，把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和多边外交，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公众等方面的外交相互结合、相互调动、相互借助、相互支撑，形成系统运筹、整体推进的宏大态势，使中国国际战略布局和实践呈现更具全球性、更具前瞻性、更具主动性的突出特点，使中国外交不断展现新气象和新局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