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三年（1477），汪直终于办起了一个和东厂相对的西厂。之所以命名为西厂，一是表明了彼此之间的相对，你叫东厂，我就叫西厂。二是就所在之地而言，东厂在北京的东城，所以叫东厂；西厂的地址选的是个在西城的地方，当然就该叫西厂了。这种相对的名称，也包含着彼此对立互争之意，也就是像明宪宗所说的，看看到底是谁办得更好！汪直是憋足了劲儿的，他想一鸣惊人，一出手就能把东厂压倒。他想这头一炮要打在一个很过硬的人物的身上，便选定了作为南京镇监的太监覃力朋。汪直所以要这么做，首先是想用以树威，覃力朋是没人敢惹的，可是汪直搞垮了他。另外，又可见其无私，他和覃力朋都是内监，但是汪直并不因为彼此同类而包涵他。这是汪直早就盘算好了的，他把覃力朋的罪证也早就搜罗全了。汪直揭露覃力朋罪行时说，覃力朋在进贡后转回南京时，装运了一百条船的盐，一路随时停靠，把盐以高价硬派给船停靠的地方。稍不如意，便要寻那些地方的麻烦，一路引起了许多的**。覃力朋在武成县殴打了那个县里的典史，还射死了另外一个人。汪直以覃力朋的这些罪状上奏，并认为其罪当斩。覃力朋也是明宪宗派出去的得力内监，因此宪宗没有听汪直意见，惩办覃力朋，但也明谕夸奖了汪直，说他有胆量、敢办困难事。汪直虽然没能攀倒覃力朋，但明宪宗的夸奖却鼓舞了他，让他越发想在有点来头的人身上寻是非了。这时有个刑部郎中武清，才从广西勘事完毕回到京中。西厂的校尉等疑心武清带了些私货，不问青红皂白，便把武清押入西厂狱中拷问。审后并无实据，便将武清又悄悄放了。此事从收到放，都是西厂私自干的，并没有奏闻，其擅自胡行非常令人不满。不久，又有个礼部郎中乐章与行人张廷纲一同出使安南，公毕回朝时，汪直也命他的亲信韦瑛把乐、张二人抓进西厂狱里，多方刁难。还有浙江左布政使，在起复时进京听选，竟也被汪直给拿入狱中。这些人无故被捕，都是汪直为了显自己的威风，故意干出来的。这些人的官阶，都是未经奏准不得擅捕的，汪直却偏要让人看看，他就是敢向这些够份儿的人动手。他干的这些事，已经引得人言啧啧，不可终日了，不想在西厂成立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汪直更干出了一件比这些更惊人的事。这件事出在一个名叫杨晔的人身上，此人并非别人，乃是明初赫赫有名的“三杨”中，那位被人称为“东杨”的杨荣的曾孙。这杨晔和他的父亲杨泰二人，是因为在家时被仇家控告，相偕来到京中避难的。他们躲在杨晔的姐夫董玙家里，董玙和韦瑛相识，就顺便托他把杨家父子的事代为料理一下。韦瑛把这事告诉了汪直，汪直却认为，这又是件让他张大威声的事。他把杨晔和董玙捕来，说杨晔藏有赃银，要杨晔把赃银交出。汪直使用了在当时被称为“弹琵琶”的酷刑来逼问杨晔。所谓“弹琵琶”，便是用锋利的锐物来剔人的肋骨。《明史》记此刑时说，“琶者，锦衣酷刑也。骨节皆寸解，绝而复甦。”杨晔被他们连弹了三次，因不胜其苦，只好诈称所携的赃银藏在他的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的家里。主事的官阶虽略低于郎中和员外郎，但已属于中级的京官，要捕拿他，已应俟奏请批准后才得施行了。但汪直豪横惯了，比主事高的京官，如郎中等，他已捕拿过不少，杨士伟一个主事，更是毫不放在眼中，不但把杨士伟捕入狱中，甚至竟将他的妻儿也一并捕来，同加拷问。拷问的结果是，杨晔体不胜刑，竟死在狱中；他的父亲杨泰，则被问成斩刑；杨士伟也将被谪去官职。杨家的这一案，一因牵涉到了名相杨荣，二是出了人命，震动实在太大了，已经引起了阁臣、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珝、刘吉，以及尚书项忠等人的注意，他们细查后，纷纷奏论汪直无端生事，草菅人命的罪恶，并且一致声请，西厂应立即撤罢。

商辂是当时的首辅，又是明代唯一连中三元的人，他为人正直，又有文名，一向极为海内人士所重，在明英宗复位时，他已位居阁臣，应由他来撰写明英宗的复位诏书，当时石亨自以为是夺门功臣之首，认为复位诏书应该按照他的意思来写。商辂不肯依从石亨，二人争论起来，商辂竟受到了除名的处分。成化二年（1466），首辅李贤去世，内阁乏人，商辂实在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于是明宪宗便在次年把商辂召入京中，命他以兵部左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重又入阁理事。商辂最先曾经恳辞，但明宪宗又以先帝的名义来留他，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这么一来，商辂倒不能不留下来了。

商辂入阁后，对于汪直的所作所为早就很是不满，从杨晔一案上，他更感到要使朝事安和，非除去汪直，取消西厂不可。他与当时同在阁中的阁臣万安、刘珝、刘吉商议后，共同上疏，列举出汪直的十一条大罪，竭力要求严惩汪直，撤销西厂。疏文说得极为切直：“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以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法不得已，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且曹钦之变，由逯杲刺事激成，可为惩鉴，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逐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明宪宗看了此疏极为不悦，他说，“用一内监，何至危乱天下！”他立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到内阁去传旨诘责，并要他去问谁是这件事的主谋。怀恩到内阁去传旨，商辂回答他道：“朝臣无大小，有恶皆应请旨逮问，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乃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万安、刘珝、刘吉等也都慷慨陈词，刘珝说到愤激处，竟至泪下。怀恩回来，尽以实情奏上，明宪宗实也觉得理屈，只得不再坚持，另以温旨慰谕阁臣。次日，继阁臣之后，兵部尚书项忠又联合了朝中九卿，也合疏奏劾汪直，请罢西厂。阁臣与九卿乃朝中的主干，他们齐力而言，明宪宗不能再不理会了，他只好传谕，即日罢去西厂，又命怀恩将诸臣劾疏向汪直逐条宣谕，责论其罪，把汪直又调回御马监任事。那个韦瑛也被斥逐，发往边地卫所。所有调入西厂的校尉等人，也都让他们各自回往原来的处所。

西厂撤得这么快，又给明宪宗带来了不少称誉，说他真是个从谏如流的好天子。其实他这么做，是想用速了速决来保护汪直，人们满足于事情的顺利，就不会再究问对汪直的处分了。实际上，汪直被斥回御马监简直说不上是什么处分，不过是回到原处去等候起用而已，他依然是最被宠信的内臣。汪直在被重新起用之前，为了报复，一直在查找他暗中的敌人。他暗中向明宪宗奏称，阁臣们会有那么些劾疏，完全是由司礼监中的内监黄赐、陈祖生二人唆使起来的。明宪宗信以为真，立将黄、陈二人驱逐出宫，发往南京去任杂职。这件小事触动了御史戴缙的灵机，使他竟由此寻求到了升迁之路。原来这个戴缙本是个滞员，秩满当迁已经有了九年，但因他太缺门路，连迁升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他很羡慕汪直的红运，对他的事很是留心。从明宪宗对汪直的处理上，他看出了明宪宗仍有心于汪直，因而上疏大为汪直摆功，想要投上这份天机。他说西厂之设极有必要，设而又罢，实可痛惜。明宪宗渴求而未得的，正是像戴缙这样的论疏，读罢立将疏文发布，并且下诏重开西厂，仍以汪直提督厂事，并以千户吴绶出任镇抚。西厂之停，为时极短，这么快就又停而复开，使汪直气势愈高，简直是不可一世。

西厂重开后，汪直又开始动手，搞起了他的报复行为。在朝臣中，汪直最恨的是兵部尚书项忠，他命人对项忠不断加以诬陷，终于使项忠受了个勒职为民的处分，才算罢了。继项忠之后，被汪直指使言官肆意诬奏而落职的还有很多，较著的则有左都御史李宾，尚书董方、薛远，侍郎滕昭、程万里等人。大学士首辅商辂，也被汪直搅扰得不安于位，最后只得恳请告退，回到他的老家浙江淳安县的乡下去了。汪直竟赶走了这么多的大官，他的势焰直是炙手可热，因而赶着来依附他，以求升迁的人，也便越来越多了。在他的那些党羽中，最让他看得上眼的是王越和陈钺，即被人称为二钺的那两个人。汪直不断地让他的二钺得到升迁，最后王越竟被任为兵部尚书，陈钺也做到了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汪直一向以知兵自许，他每向明宪宗奏事，总要借机言兵，絮絮不已。为了要显出他的这种才能，他不断地向明宪宗要求，希望能让自己出外巡边。明宪宗不忍过拂其意，只好答应了他，派他以钦命巡边。汪直对这个任命极为高兴，他特意挑选精兵、良马，率领着他们尽情飞驰，一日之间常能飞越数百里，被人称为“飞骑”。汪直任意以威福自恣，所到之处，他都要巡边御史和地方有司出来迎接，并下拜在他的马前。这些礼教稍有不周，便会受到棰楚。河南巡抚秦纮因密奏汪直巡边扰民，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在抚慰辽东时对汪直的接待不周，都受到了汪直的报复，马文升甚至受到了谪戍的处分。

仅只限于巡边，汪直意犹未足。他暗暗授意陈钺，要陈钺设法挑起一处边衅，让自己可以借此出征，获得边功，驰誉内外。陈钺领命，果然挑起了和伏当加之间的冲突。明廷乃以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官，又命汪直为监军，让他们率领大军，前往征讨。汪直率军和伏当加交锋时，只得了个小胜，便立命回军，向明廷告捷。朱永因此得晋封为保国公，陈钺也为此晋升为右都御史。汪直因是内臣，不同于外官，但也因此被增加了禄米。

和伏当加交过战后，汪直与王越又诈称外族亦思马因犯边，明廷下诏，以朱永和王越率军西征。事后，王越被封为威宁伯，汪直又增加了禄米。汪直自以为这种以兵为戏的做法实在是一种能够名利双收的俏事，却没有想到，因为他的轻举妄动，竟惹起了真正的外族寇边。此后伏当加不断入侵辽东，亦思马因也不断进扰大同。这突然兴起的边衅，使明宪宗很为烦恼，他细加访察，才知道这些战乱实际上都是由汪直等故意挑起来的。想到汪直竟如此胡作非为，明宪宗开始对他极为不满，管理东厂的尚铭看准了时机，对汪直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汪直在这东、西厂之间的最后一仗里，终于败下阵来。

以尚铭和汪直为代表的东厂和西厂之争，实在是一件历时极久的事，可以说从西厂才一设立，便已经开始了。汪直为人狡黠精敏，善知隐情，因此更能获得明宪宗的欢心；但尚铭在司礼监任事多年，根基深厚，又善于谋算。他知道，对付汪直，不能以急斗取胜，要静以处之，等待有利的机会，到了出现间隙之时，再给以致命一击，才能够真正地把他打垮。汪直好胜务得，是他的一个弱点，自从他外出巡边，已经向尚铭显示出了弱点，东厂和西厂相争，本来是西厂常常压倒了东厂，但汪直离京而去，形势就变了，西厂又敌不住东厂了。尚铭暗自感到，斗垮汪直，此时已经可以看出一点苗头，但他还是稳住不动，只是加紧派人调查汪直外出后的所作所为，想要把一切集中起来，一举把汪直打垮。尚铭的调查很全面，他不但查明了汪直和王越、陈钺等人的勾结，又查明了他们是如何故意挑起边衅来使自己加官进禄，取得边功的。更使尚铭喜出望外的是，打探这些事情时，顺便还查出了，好多明宪宗不愿为外人所知的隐事竟是由汪直首先泄露出来的。有了这些，尚铭觉得，打垮汪直，他已经很有把握了，于是才寻个有利的机会，把汪直的所有罪恶都向明宪宗一一奏明，并想讨个处理的办法。在汪直的诸般罪行中，最使明宪宗气恼的是，汪直竟敢私行挑动边衅，这已经是罪不容诛的欺君祸国之罪了。但明宪宗虽说已极恼怒，却还能保持冷静，挥去尚铭，决定自己再派人考察一番，再作最后的决定。明宪宗是经历过正统、景泰、天顺之间的紧张、激烈斗争情况的人，他知道，做事稍欠仔细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养成了处事不慌的习惯。

成化十七年（1481）夏，亦思马因又来进犯宣府，明宪宗想到这都是由汪直惹出来的麻烦，为此极为恼怒。但他还是命汪直监督军务，命王越为平胡将军充总兵官，让他们二人一同赶去那里抵御。汪、王二人赶到宣府时，亦思马因已经退走，因此汪直便请班师回朝。明宪宗在此时才显露出一些对汪直不满的苗头，叫他和王越且勿回朝，就留在那里。但是却把由他率领的军队全部召回京中。汪直、王越孤处在外，是极明显的失宠标志，官场中人对这些最为敏感，如何不知？这些人中，有人是憎恨汪直做事太毒，害人太多；另有些人则是想迎合帝心，以显自己。于是人们竟一哄而起，纷纷论奏汪直，并且要求速将西厂罢撤。正巧这时大同巡抚郭镗也奏称，汪直与大同总兵许宁彼此不和，长此下去，恐误边事，请求尽速予以解决。这些方面的奏报汇到一处，明宪宗于是重新做出决定，再次命将西厂撤销，并把汪直调往南京御马监中任事。这次汪直虽然仍是被调往御马监，但南京御马监不过是个闲差，比起上次已大不同了。但是人们仍感到不足，依然奏论不已，明宪宗终于把汪直降为奉御，并把他的党羽王越、戴缙、吴绶等各自斥去，人言才渐平息。汪直起来得很快，他又恃势逞能，干了不少坏事，以前虽然有过几次起伏，但不久便可恢复如初。而成化十七年这一次的垮台，却再没有能够复起。西厂在那次被撤销后，到明武宗在位的正德年间，才又被重新设立过，但为时很短，后来仍被撤销，只留下了东厂。

汪直最后被降为奉御之时已是成化十九年（1483），那时明宪宗已经三十七岁，再过四年，到了成化二十三年（1487），他便去世了。万贵妃也死在那一年，她是在那年春天得了暴病突然而死的。明宪宗对她的死很是悲伤，曾为之大办丧事，并辍朝七日。但到了那年的八月，明宪宗竟也死了。

继明宪宗为帝的是他的第三子朱祐樘，即是庙号为孝宗的那个皇帝。明孝宗的母亲纪氏，为躲避万贵妃的毒害，带着他在宫中的冷僻处乐安堂一带隐藏了好几年。朱祐樘直到六岁时，才得以和他的父亲明宪宗相见。

(1) 《明史·后妃传》说，“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但无论是从朱见深在正统十四年（1449）两岁时被立太子时顺推，或是从他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死时年四十一岁逆推，他即位时都应为十八岁，而不是为《明史·后妃传》所说的十六岁。

(2) 文见《明宪宗实录》。在《明史·于谦传》中，仅引用了自“当国家之多难”至“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几句。而且指明当时这几句已传诵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