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原生文字的演进跟任何一个系统一样，经历了上升到顶后又不断剥落的过程。生有时、死有时，盛有时、衰有时，这是一个后来者眼里的悲剧，却是大历史大时间尺度里的自然。直到今天，我们人类当下的文明仍少有总结这些经验教益，却怀抱侥幸，企图超越或征服自然。古埃及的圣书、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古印度的梵文，在今天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职业技能，已经失去了当初鲜活的创世的能力。但包括汉语言文字在内的原生文字，从未产生过占主流的人能胜天、制天的思想体系，它们的衰败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终究仍在大自然之中。

而原生文字一旦衍生开来，如表声的字母和各类假名，这些衍生文字系统就开始取代原生文字系统的位置，随着原生文明的衰落，衍生文字的单向思维一往无前地走向当下和未来，最终与文字创制之初的意义完成了切割。尽管今天“阿尔法狗”的命名使不少人重新思考创世问题，但“阿尔法”早就衍变为英语等语言的字母A，英语世界的语言文字编排就以之为开端，原其本质则是牛头这样的实物。与之相对，汉语言文字的辞书字典，多以天部、地部、人部的次序编排，或以一字开始，都是“一画开天”“天年”“天命”的观念表达，提醒生民注意天地的意义。

尤其是，随着文字符号从中心地带、从少数人那里传播开来，文字的变异不可避免，当天下人都以为文字有反映真实等功能时，当初的真、善、美，此时走向了反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文字既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又成了伪善、丑陋和罪恶的遮羞布。

在文明史上，原生文字系统既受次生文明的收藏、保护，又受次生文明的俯视、审判。不仅如此，衍生文字甚至产生了太多自负的思想体系，它们以物质的名义，消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以信徒的名义，消费了上帝……

原生文字硕果仅存的汉字，本身也经历了寿则多辱般的坎陷，它的神圣性在王权抬头的时代曾经大打折扣，它也一度沦为独夫民贼们“口含天宪”或“唯彼威福”的工具，专制者及其帮闲甚至以神圣自居，任意践踏汉语汉字的神圣。言语、文字从一统中收归王权，在此人类世俗化的进程中，“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霸道既剥夺了全民的创造力，又垄断了汉语，窒息了汉字。

至于书写，无论是对汉字的书写（书法），还是对汉语的书写（文章、著作），也最终出现了变异。书家居然是奸恶之人，文章家居然道貌岸然，以至于汉语的发展仿真、伪善、傻美，几乎不再是天地人值得托付的对象。

因此，在汉语世界完成了大一统之后，在秦汉以来的统治者以天的代言人自居之时，民众就开始争夺对天地、大道的解释权力，无论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信仰，还是替天行道的口号，都表明汉语汉字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上层精英试图突围，甚至援佛入儒，喊出视民如伤、民胞物与的号召仍无济于事；一代又一代的民众起义试图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但是，对汉语汉字的信仰仍支撑了传统社会的无数个体。西方的学者注意到，当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大踏步地征服世界时，中国一流的头脑们却在倡导向内寻找；像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曾示范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经验。人们曾经把这一东方的现象当作文化落伍的表现，但经过现代性的异化，不少人重新理解了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而当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寻求突破一再失效之时，龚自珍、魏源乃至近现代的精英们都把佛教文化的持咒修行作为日常生活的功课，那种念诵几十万卷数十乃至数百万遍的修行，公正地说，仍有着信徒的神圣性。

遗憾的是，个别的努力没能阻止汉语的危机。在次生文明开创的“现代性”面前，汉字更是无所适从，甚至听命于异质思维来评判、归类整理，一度面临被打倒的命运。我们的精英之士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语汉字的西化、拉丁化、拼音化等，成为现代中国转型初期的重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