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住进中央医院以后，中央领导人陆续前去探望。对、任弼时等，王明总是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则在大吐苦水的同时进行挑拨。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你过去也反对过他，现在他整我们，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等等。特别是对在延安的苏联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

1942年上半年，在清算过去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一些重要的档案，特别是王明起草和签发的错误文件，王明在博古中央时期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

在看来：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于其思想，完全和李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武汉时期的王明，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其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还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内的代表。

的上述认识，在取得、任弼时两位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认可和支持后，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对王明的错误开始进行批判。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任弼时组成，任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留下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归这次会议新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管理，组织委员会书记是，王明没有入选组织委员。这样，王明实际上只剩下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头衔了。

从1943年9月7日起，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

会上，坦率地说出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到处篡党夺权。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在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并肯定一条是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王明的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影响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

陈伯达发言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是两条心，对是仇恨的，有许多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

康生的发言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鉴于政治局会议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月29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到大势已去，只好让妻子孟庆树代笔，明确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并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的腐蚀剂。”

1944年2月26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谈话。王明最初对中央的上述决议表示不满和疑问，但很快就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就王明而言，通过延安整风，教条主义思想被批判了，一系列的职务没有了。相对抗战之初作为“神仙”（共产国际代言人）威风凛凛地从“昆仑山”（莫斯科）归国，中央齐聚机场欢笑迎接，随后与并列一较雄长，那是天壤之别，从台上到台下了。

延安整风结束后，紧接着，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在延安召开。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的说服下，代表们仍然把王明选举为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名倒数第二位，列在博古之前。七大开幕不久，王明就离开会场而去，出席时间不足15分钟。

七大后，中央分配王明做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明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会议并两次发言大加颂扬。会上，希望王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此，会议决定让王明对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所犯错误写一个声明书。王明在会上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一直迟迟不写。

从七大到七届二中全会，王明一直身体不好，工作断断续续。所以，王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中自我解嘲地说：“七大以后，做工作的时间与害病的时间差不多，工作除土改外，都是关着门，在家里搞教条。”幽默中透着无奈，无奈中还有些不满。

十一、晚年王明，终老异乡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委员。这一时期，王明和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会议专门讨论了王明问题，通过了《关于王明问题的决定》，再次要求王明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写一份声明书给中央政治局。

党中央一再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实际上是要王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以便继续使用，发挥王明的作用。但王明死活就是不写。

这次中央以文件形式督促王明，王明拖不过去，遂给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声称因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自己的文献太多，作出检讨和写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接到王明的信，立即在信上批示，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协助王明查找有关文献，王明必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写好声明书，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接到杨尚昆转来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在9月上旬突然要求去苏联治病。虽然王明没有交出声明书，但王明确实有病，因而中央批准了王明的要求。10月25日王明赴苏治病，三年后，即1953年12月，王明归国。但不足四个月，王明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此次一病连年，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1955年10月初，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鉴于王明的实际病情，中央再次批准了王明的请求。于是，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赴苏治病。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八大召开前，曾经通知在苏联治病的王明，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可以回国参加八大。但王明回复说身体状况依然不好，不能归国参加八大。八大期间，经过提议，王明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不过名次从倒数第二退到了倒数第一。

王明是作为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王明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所以，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但他回复国内，总是强调自己身体还是不行，就是不愿归国。

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特派随团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见到国内来客，分外高兴，嗖地一下站起来迎接，左顾右盼，谈笑风生。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也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但谈到是否归国工作时，他表示已不愿再回国了。

党和政府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多次要求他写书面检讨和声明书，虽然王明反复推托不写，但在生活上，党和政府却是细心照顾的。王明去苏联养病，每月照常发全额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都给予满足，及时送过去。“文革”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国内秘书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红卫兵运动开始后，王明当然受到批判。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也编印成册，广泛传播，“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王明若在国内，遭受批斗和皮肉之苦肯定是跑不了的，能否渡过死劫，也未可知。

“文革”之前，虽然中苏关系破裂，但王明并未对中国和进行公开攻击。“文革”爆发后，王明开始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和反对、思想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进行的不是“**”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的十大》、《五十年》等。与此同时，王明还就延安整风写出《“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预演》一文，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写完《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逝莫斯科，终年70岁。王明逝世后，苏联有关方面把他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圣母公墓。1983年9月5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病逝莫斯科，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