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就是君为臣纲，君尊臣卑、臣忠于君之类的教条。从根本上说，唐太宗没有也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是，他把君臣之间看成鱼水关系，强调君王离不开臣下的匡正，这倒不失为一种开明的政见。

鉴于隋朝灭亡的严重教训，贞观初期曾就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贞观五年，魏徵提及隋朝“禁囚”事件，即隋炀帝令将领于士澄捕“盗”,一天竟斩决二千余人。唐太宗认为，如此枉杀无辜， “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唯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得不败?”从隋亡的事实来看，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隋炀帝残暴，听不得谏诤；另一方面也是跟臣下不尽心匡正密切相关的。唐太宗认为，即使君主自己贤明，但是，臣下不进直言，同样会陷于危亡的境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

当然，唐太宗所谓“君臣相需，事同鱼水，”绝不是指君臣彼此平等关系，而是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他多次向大臣们强调： “君臣合契，古来所重。” “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这里，君臣彼此的利害关系讲得十分透彻。唐太宗把直言忠谏提到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并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出发，极力希望臣僚们“须相匡谏。”基于上述君臣“鱼水”关系的认识，唐太宗还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贞观二年，他与群臣论治，阐明了“人君必须忠良辅弼”的道理，竭诚期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共商国事的开明政局，贞观君臣们进行了不倦地努力，形成了贞观一代谏诤之风。

果然，经过君臣的共同努力，贞观五年开始出现“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的景象。这时，唐太宗跟大臣们说： “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不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在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

贞观六年七月，唐太宗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的大臣，从容地说： “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今中夏义安，四方静肃，并由公等咸尽忠诚，共康庶绩之所致耳。”的确，卓著政绩的取得，是君臣“共理天下”的结果。

贞观十一年七月，唐太宗在“手诏”中进一步提出： “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共理”或者“共治”,无疑地要比“独断”好得多。由于君臣上下集思广益，各种情况了解比较全面，各种问题考虑比较周到，所以唐初政治清明，其结果是：一些有益的政令措施得以“顺其美”而贯彻执行，一些有害的政令措施能够“匡救其恶”而及时改正。“共相切磋”,必能集思广益； “共相匡辅”,势必加快大治，这是贞观政治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

为了适应“共理天下”的需要，唐初君臣们还十分强调同心同德的重要意义。贞观前夕，魏徵指出： “圣哲施化，上下同心。”尔后，他又多次陈述： “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亲，朝廷辑睦。”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五年对大臣们说： “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这里，唐太宗把“极言无隐”看成“协力同心”的表现。因此，谏诤之盛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房玄龄毕生佐命匡弼，临终前夕还是念念不忘直言切谏。杜如晦“共掌朝政”,功绩卓越，病故后，唐太宗表彰他“同心辅朕”, “君臣义重。”王珪则以激浊扬清而闻名，太宗赞叹说： “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至于魏徵更是谏臣的楷模，太宗对他说： “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总之，君臣上下，齐心一致，群策群力，各种问题处理妥当，各种矛盾获得协调，这就为长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础。

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 “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的确，唐初“天下大治”的实现，君臣“协力同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闭目塞听，群僚万马齐喑，那就只能“大治”无缘，覆亡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