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叫来几名士兵,对记者吹嘘说:“我请你们看看,这是标准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把我打死。这个任务,我的中国侍从完成不了,非日本人不行。”
阎锡山为了防止家人落到解放军手中,把他们秘密送到了台湾。
1949年2月5日深夜,张日明与王延华两名贴身侍从被召进了阎锡山的卧室。
他俩进去时,看到火盆里炭火熊熊,满屋暖气袭人。阎锡山戎装未脱,双眉紧闭,一脸疲态,在沙发上斜躺着。一只脚放在茶几上,“五妹子”扬起粉拳,正轻轻给他捶腿。
两名侍从知道阎锡山近些日子在战场上四处奔波,极少休息,进屋后,知趣地放轻了脚步。
阎锡山未睁眼,也未开口,一切均由“五妹子”吩咐。她叫张、黄二人带几辆汽车火速赶往河边村阎府,明天下午4时之前,务必把阎会长的家人送往红沟机场。阎会长已经与南京方面联系妥当,明日下午,有飞机专门前来接人。
“五妹子”还特意叮嘱:“你们知道的,会长为了鼓舞士气,把自己的棺材都做好了,毒药都准备好了,外国的报纸也登了,他是无论如何要和太原共存亡的。把老太太和夫人送走,是担心家眷在艰危时刻出来动摇他固守的决心。所以,为避免产生误会,此事你们要严格保密,前往机场时,车厢要罩起篷布。”
二人诺诺连声,领命出门,当夜带了4辆十轮大客卡车赶到河边村。他们把来意向陈秀卿、徐竹青婆媳俩一禀报,满院顿时人影幢幢,狗跳鸡飞,都争着回屋收拾。
老太婆急得直嚷:“咋说走就走呀?阎府这么多东西,咋个弄得动哟?”
张日明说:“会长吩咐了,眼下是保命要紧,只带细软之物,其余的,都不要了。”
阎府大门紧闭,阎家人都在房中收拾,所带之物,无非都是一些皮箱小包之类。
车队驶出河边村时,张日明看到,村里的人都簇拥道旁,怔怔相视。
两名侍从把阎家老小送到红沟机场,南京派来的一架军用运输机不一会儿便降了下来。
登机时,陈秀卿不停哭泣,徐竹青也泪流满面,都托两名侍从带话给阎锡山,要他多多保重,来日台湾相会。
1948年的太原,被构建者称为“可抵150万军队”的“反共模范堡垒”。但是,孤悬于表里山河的形势与解放军严密的封锁围困,使得阎锡山的官兵们都深感前途渺茫。
晋绥军将领商得功病逝后,前往吊唁的王靖国触目感怀,哀叹道:“我继得功之后,大去之期,亦将不远矣。”这是王靖国对保卫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然而,对阎锡山的绝对效忠却促使他顽抗到底。
作为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虽然为保卫太原而殚精竭虑,虽几番血战但却每况愈下,先失小店武宿,再丢东山要塞,“百里防御圈”被一步步压缩,战线直逼太原城垣。
太原被围困后,军粮主要依靠空投,供应日趋紧张,晋绥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的“红大米”,数量不多的白面大米只能供应给残留日军、中央军以及伤病员。太原战役后期,市内各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15000人,有关官员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来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伤兵们上街游行,他们没有奔赴战场,而是潮水般涌入王靖国的公馆,用拳脚与拐杖发泄着内心的愤懑。很难想象,身心疲惫的王靖国从前线归来之后,看到满院的狼藉时会是怎样一种心情,没有人怀疑他的忠诚与努力,但是,内外交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徒唤奈何?
1948年的中国北方,风雨飘摇,红旗席卷,一座座大城市先后易手。这一年的冬天,整个华北只剩下北平、天津、太原仍在坚守。昔日巅峰时代,晋绥军曾用血肉筑就的防线赢得善守之名,如今,守卫平津的傅作义、陈长捷也都是晋绥军的旧将,平津的存在,成为王靖国与太原守军在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然而,这点微弱的烛火很快就湮灭在风中。1949年1月,拒绝放下武器的陈长捷全军覆灭于天津,阎锡山的十几封电报也未能坚定傅作义,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此时的太原,成为绝对意义上的孤城,支撑王靖国信心的又一根支柱轰然倒下。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靖国在北平读书的四女儿王瑞书突然回到太原。父女重逢,没有喜悦,直面以对,相顾无言。王靖国未必知道傅冬菊在傅作义起义中的关键作用,但却能够意识到女儿归来的原因和用意——她不会无缘无故在这个时候回家,她更没有能力穿越严密的封锁线。
牌总是要摊的,王瑞书拿出了徐向前的亲笔信,劝父亲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又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守卫平津的两位昔日同僚,一个沦为阶下囚,一个被奉为座上宾,面对前车之鉴,王靖国将何去何从?相对于谢绝蒋介石的重用,这一次的抉择无疑沉重得多。王靖国最终拒绝了女儿的劝谏,他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锡山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临难背主,毫无人格,我决不做他那种识时务的俊杰。你革你的命,我尽我的忠吧。”
为表忠诚,王靖国还把女儿被共产党派回来策反自己的事向阎锡山作了报告。阎锡山飞往南京时,曾嘱王靖国将其女由阎携往南京转送台湾。但父女之情毕竟血浓于水,胜过了意识形态的分歧,王靖国最终还是将女儿送出太原,去了北平。
隆隆的炮声时时惊扰着城中人,硝烟的味道不时随风飘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而动摇,王靖国素为亲信的一些文职人员婉言劝他应变形势,均遭严厉痛斥。就在城破前两天,王靖国还亲自前往城外阵地巡视,将作战不力和丢失要地的两个团长就地正法。
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做最后争取,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赵承绶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晋绥军前沿的一个团部,打电话给王靖国,以多年袍泽之谊,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效仿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并不顾危险,愿意进城与王进一步面谈。王靖国以“老头子不在家,被俘人员不得进城”为由,拒绝赵承绶进城和谈。同时劝说赵承绶不要执意进城,如果铁了心跟随阎锡山走到底的梁化之对赵一旦起了杀心,他是无法保护老袍泽的。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进入了总攻阶段。人民解放军1300门大炮开始向太原城垣猛烈轰击,25万大军也兵分12路攻入城内。
突进满地废墟的城区后,解放军官兵这才发现守城部队将太原城分成了许多区域,矗立在十字街口的五洲大药房、复兴饭店、正大饭店等高大的建筑物被改建成了一个个坚固的堡垒,所有有利位置都被布置了轻重机关枪,以及敢死队员、枪法精准的狙击手。在城市的某些重要地段,守军把野战炮拖到十字路口,向着汹涌冲来的解放军战士猛烈开火。梁化之命令,每个堡垒都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解放军的炮兵最初还遵照命令,尽量避免毁坏重要建筑物,但残酷的现实却使他们很快改变了初衷。守军的抵抗如此坚决,以至于解放军的步兵、坦克和机动火炮被迫对每一条街道逐一发起猛烈的进攻。
当解放军突入城市的中心地带区以后,守军的反击依然极其凶猛。四处燃毁倒塌的建筑物,和残忍血腥的小规模拼杀交织在一起,此时的太原城区,成了火光闪闪,枪炮声不停的大熔炉。在一些争夺激烈的街区地段,守城部队还埋了很多地雷,造成解放军的大量伤亡。战争演变成了双方士兵背水一战,绝处逢生的激烈厮杀。仗打到这样的阶段,交战双方对死亡的恐惧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没有人会选择示弱,双方官兵面对面地拿着机枪扫射,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戳断了就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敌我距离不再是用米来丈量,而是用尸体。在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之前,战斗只能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
守军在号称“固若金汤”的太原废墟堆里如此顽强抵抗,而不是像蒋介石的“中央军”或是其他军阀部队望风而降,使解放军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才将太原拿下。而已经彻底绝望的守军,竟然或服毒,或开枪互击,或以手榴弹同归于尽。可见长得胖胖乎乎的阎锡山绝非庸才,的确是治军有“方”,驭人有“术”。
太原战役一共持续了6个多月,有近百万人被卷入其中。最后在歼灭了阎军13万余人,解放军也付出了4.5万余人的伤亡之后,古城太原解放了!
阎锡山死守太原的决心无论如何坚定,都改变不了现时眼前的窘迫,粮荒,无疑是他最头疼的事情。以每人每天平均1斤粮食计,阎军10余万人,每月即需耗粮近400万斤,还不算城市居民的口粮。蒋介石为了履行救援太原的诺言,规定每天空运给太原70架次200吨的物资。据“国防部”四厅的报告称:“仅太原空运月需60亿金元”,相当于国民党全国士兵与干部1948年12月份的副食开支的两倍,可见救援太原费用之高、负担之重。
到太原战役后期,市内酒厂、醋厂库存的糟糠和油房的豆饼都成了抢手货,一块豆饼最贵时卖到二三十块银元。一些市民一天只能吃到一顿豆饼,市面上还传说有人抱着金子被饿死。
粮食和后勤的压力不仅仅存在于阎军方面,解放军几十万大军,陈兵日久,对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小米一项每天就需要40万斤。由裴丽生担任司令员的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在刘少奇、薄一波、聂荣臻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领导下,负责指挥周边各解放区支持太原战役的后勤工作。
《太原战役民力和物力支前统计表》上,留下的是一组惊人的数字:动用牲畜近5万头,运送粮、料、柴、煤等物资共重2亿8740余万斤,门板50余万块,担架6500副,修筑汽车、大车道30条1185公里,架桥19座,冬衣1.9万套、棉被1.6万条。
数字后面,是江河一样涌动的人潮,是了无尽头的人力车,骡马大车……
笔者不由想起了陈毅元帅的一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黯然下野后,空运锐减为每天10余架次。阎锡山不得不亲自飞往南京求援,在代总统李宗仁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愤然说出“与其归而饿死,不如自杀于此”的言辞,最终促使李宗仁同意继续支援太原。
如此看来,阎锡山是决然要与太原共存亡了。
然而,阎锡山最终却又几乎是戏剧性地离开了太原。
1949年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急需阎锡山前往南京去商定。于是代总统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
次日下午2时,阎锡山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他表示自己离开太原后“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
随后,阎锡山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当时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阎的五妹子阎慧卿。之所以留下自己的妹子,是为自己还要回来做人证。
梁化之暗想,太原危如累卵,会长这一去,恐怕再不会回来,必然要带他生活上须臾不能离的“五妹子”同行。
不料登机之前,阎锡山却对“五妹子”说:“我这次去不了几天,你就不必去了。你留在城里,尽量多到街上、阵地上露露面,帮我稳定军心,鼓舞士气。”
“五妹子”说:“大哥说甚就是甚,我等着大哥早些回来。”
阎锡山说:“你放心,我已经发誓要和太原共存亡,大哥说甚也不会做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此时飞机已经发动,机场上震耳欲聋。
众人登机时,阎锡山突然回头指着准备随他去南京的侍从王延华大声说道:“延华,你也不去南京了,回去挑上20名卫士,从今天起,你就专门保卫我妹子。”
言毕,阎锡山带着机要秘书原馥庭,以及张日明等侍从和副官匆匆登上了飞机。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是南唐后主李煜在离开故国时的写照。可是当飞机升空后,阎锡山俯看着已被炮火摧毁得残破不堪的太原外围防御工事,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阎锡山最终与生于斯、成于斯,也败于斯的山西永别了,也与徐向前失去了第三次见面的机会。无论滹沱河的激流如何汹涌,注定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徐向前、薄一波与阎锡山,这三位隔河相望的五台老乡,虽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走到了一起,却最终因为思想和信仰的差异而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他们之间的距离与隔阂,最终将不仅仅是一条奔腾的河流,一堵厚重的城墙。
“五妹子”阎慧卿,也算得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奇女子。阎慧卿系阎锡山亲叔阎书典之五女,与阎锡山虽系堂兄妹,却成了阎锡山身边须臾难离的女人。在民间传说和近年来反映山西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中,只要涉及阎锡山,无不大写特写“五妹子”阎慧卿,把她说成了参与军政大事,幕后操纵山西政局,阎锡山言听计从的铁腕人物。甚至还诬蔑阎锡山**,与自己的妹子有那么一腿。其实,这不过是人们根据种种传闻,想象虚构而出的情节而已。
现实生活中的“五妹子”,并非如此。
阎慧卿乳名五鲜,阎锡山叫她“五鲜子”,生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阎锡山担任山西都督后,在其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校时,她才12岁。她念了几年小学后在太原女子学校学习。阎慧卿始嫁河边村曲佩环,曲留学东洋,后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病逝后,阎慧卿续嫁定襄县梁延武。梁清华毕业后也曾留学日本,是个美男子,抗战初期在全国文化界相当活跃,演出过不少进步戏剧,还拍摄过一些进步电影,算是个大明星。但大明星与丧夫的阎慧卿结婚后,却嫌阎慧卿形象欠佳,公开说他娶阎慧卿,不过是拿她当块跳板。所以两人感情极恶,长期分居。后来梁延武被阎锡山派往沦陷之中的太原主持办事处,暗中与日本人勾勾搭搭。解放前夕,他带着在上海籍的小老婆到了东京。新中国成立后,此君又积极从事爱国活动,1975年曾回大陆参观,要求去世后把骨灰存放祖国。1981年6月,他终于如愿以偿,骨灰得已存放到北京万安公墓。
阎慧卿精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锡山高兴时,她便讲些笑料事,为阎锡山开心;阎锡山愁闷时,她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锡山解闷。她对阎锡山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到,衣服、被褥该洗该换,该多穿少穿,穿什么戴什么都安排得合乎阎锡山意。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精力很好,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胃痛。为此,侍从医官十分发愁。后来专门派人监食,既不让阎多吃,又不让少吃。开始派一般侍从,常遭阎锡山斥骂。后由夫人徐竹青监食,仍无效果,所以又换阎慧卿试试。阎慧卿接受过去的教训,采用限食的办法。每到吃饭时,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只是监督大哥进餐,吃不了,劝他多吃,吃多了,又劝他少吃一些。有时看他不想吃,就讲些笑话逗大哥开笑,有时见他吃多了,劝不住,便将筷子夺过来,命令副官把饭菜端走。为了调节饮食,除每日三餐亲自过问主副食外,还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饭豆面抿、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窝窝等。由她监食以后,阎锡山饭量比较均匀了,也很少胃痛了,大家都高兴。尤其是侍从医官更减轻了思想负担。于是,监食就由阎慧卿长期担任。每餐必监,监必认真,直到阎锡山最后一次飞离太原。除照看阎锡山吃饭外,每到阎锡山睡觉后,她还为阎锡山掖被、捶背,直到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从长退出卧室。所以,阎锡山觉得“五妹子”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谁都合适。
1946年,阎锡山的如夫人徐兰森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元配夫人徐竹青又在河边村阎府伺奉婆婆陈秀卿,她便更加尽心尽力地担负起照料阎锡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阎慧卿从抗战开始,先后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等一些挂名职务。而且她很少与人往来,绝非政治上参与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跃人物。不过,由于她在阎锡山官邸中的特殊地位,为他人讲些情面之类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如假阎锡山之口,安排她的私人关系去西北实业公司、同记公司工作。
又如太原城破之前,梁化之要杀害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时,她一句话,就救了赵宗复一条命。
赵宗复的妻子赵熙赫回忆909情报站与城防图的情况时说:“城防图的输送主要靠的就是909情报站。这个情报战的地下党员张全禧以谦益信自行车行为掩护,结交刚刚受到降职处分的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并成功将其策反。张光曙利用视察城防工事的机会,绘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设施图,并在图上标注了大量参考资料。张全禧将这些图纸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张光曙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把城防图送到了情报站。”
赵宗复是赵戴文的独生儿子,作为追随阎锡山30余年的心腹和功臣,一年之前赵戴文在咽气时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我去后,还望你代我好好教育他。”
阎锡山当即允诺:“你尽管放心,你的儿子,就如同我自己的亲儿子,我一定会照顾好他,教育好他。”
赵戴文和杨爱源被称为阎锡山的左膀右臂,与阎锡山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同系五台老乡,两人还同在日本留学,阎锡山又引荐赵戴文谒见孙中山,介绍赵戴文加入同盟会。归国后,两人同系山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阎锡山当督军时,赵戴文便做督军府参谋长,后来阎锡山又推荐赵戴文去南京做了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院长,其目的是让赵在他与蒋中间做一个缓冲人物。抗战暴发,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赵戴文重返山西,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阎赵二人称得上是患难终生的生死弟兄。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是极为少见的。再加上临终托孤言犹在耳,阎锡山对共产党即便再是恨之入骨,刀落到赵戴文独生儿子的脑壳上,也不免有些犹豫。
出生权贵之家的赵宗复早在燕京大学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刚届而立之年便出任阎锡山政权的教育厅长,与延安保持单线联系,在虎穴狼巢中为党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赵宗复被捕后,到底是前省主席的儿子,生活倒是受了优待,住的是单人牢房,狱方也允许家人为他日送三餐。但,既是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员,总归要有个处置。
阎锡山的高干会议在讨论如何处置赵宗复这一棘手问题时,绝大多数人看在赵戴文的脸面情分上,都有心放赵宗复一马。但因阎锡山大会小会无数次严词强调,只要帮助共产党,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所以,尽皆缄默不语。
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处决。
太原绥署秘书长吴绍之见阎锡山沉默不语,早看透了他的心思,于是抓住机会大声提醒说:“会长,请回忆一下副会长的托孤之言吧,副会长可是尸骨未寒呐!”
阎锡山这下总算有了下台楼梯,开口言道:“好啦,宗复的事你们都不用管了,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虽然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命令,但众人都明白,宗复的命这下算是保住了。
阎锡山飞赴南京后,梁化之见太原已不可守,对狱中的共产党员大开杀戒,仍然被关在狱中享受优待的赵宗复,也被他列入了处决名单。
阎慧卿消息何等灵通,马上去找梁化之,说:“我大哥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现在为啥要处决宗复?”
梁化之说:“他赵宗复不是一般的共产党,是专门借他老汉的关系钻进来搞我们高层情报的,我们不杀他,他就要杀我们。”
阎慧卿不高兴了,板下脸说:“老先生就这么一根独苗苗,你姓梁的就狠心绝了他赵家的香火啊?再说了,我大哥已经当着老先生的面答应照顾宗复,百年后到阴间碰见了老先生,你让他咋说?”
梁化之一声轻叹,无奈地摇了摇头。
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被搁置下来。
解放后,赵宗复历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历史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赵宗复一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廉洁奉公,两袖清风。解放后,他把庞大的祖居全部捐献给政府,多少年来,全家人挤住在一处小平房里。当时,学校按规定给他配备有小汽车,可他经常是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下班,让小车接送体弱多病的老教师公出和看病,这一举动深为全校教职员工称道。
令人痛心的是,当初被“五妹子”一句话救了一条命的赵宗复,却在1966年6月21日,不堪“文革风暴”摧残,跳楼自尽。
那一年,他才51岁。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山西省委落实政策,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市双塔烈士陵园隆重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阎锡山到南京后,与李宗仁商讨国共和谈问题,这时,毛泽东注意到阎锡山已离开山西,于是为军委起草电文致前线的彭德怀、徐向前等:“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
4月11日阎锡山又飞赴奉化面见蒋介石,两人长谈了一夜。
也就是在阎锡山飞赴奉化的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解放军首长,仍然希望会出现和平解放的转机。他决定推迟总攻的时间,并说:“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后来只是因为所有的努力皆告失败,前线首长电告军委报告说,被俘阎军的赵承绶等与太原城内联络,对方毫无诚意,也没有任何回音,甚至封锁也更加严密了,于是才提出提前攻击的请求。
对此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已对阎锡山和太原方面的态度绝望了,当时阎锡山已经明确表示:“活着不与共产党谈判,死后也不见共产党人的面。”
阎锡山终于也没有重新回到太原。
后来李敖拿“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调侃阎氏:“别人死在太原,他却活到了台湾,和所有国民党逃到台湾的人一样,‘未克与父老同其始终’,一个个都是贪生之辈了。最有趣的,是阎锡山说他自己在太原围城时‘衔命在都,商承大计’,因在南京开会,所以未能赴难。但是,阎锡山死的时候,阎夫人徐竹青、阎公子阎志敏、阎志惠及大批家属,均在台湾,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也来南京开会吗?可见阎锡山全家开小差早就妥为之矣!”
关于阎锡山为什么没有回到太原的原因,迄今也有着不同的说法。
阎锡山后来在给太原的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这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有意思的是,根据城野宏的记述,当时毛泽东和中共方面曾经考虑留给阎锡山一条出路,即当时指示前线部队:“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太原飞机场,阎锡山若回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锡山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1949年4月21、22日凌晨,百万雄师风雨下钟山,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
4月22日夜,太原守军再次拒绝和谈。4月23日,解放军炮兵部队1300门大炮到位,攻城部队将战壕延伸到了太原城下。
23日的夜幕悄无声息地降临了,城里城外陷入了几天来少有的寂静之中。然而,对双方将领而言,这却是一个不眠之夜。
远在上海的阎锡山也预感到败亡的结局即将到来,内心的挣扎与矛盾让他难以入睡。他把自己的继母、夫人、儿子、儿媳等亲属先后送往台湾和美国之后,也不得不考虑依然为他效命的部属的安危。
这天夜里,阎锡山最终向太原守军下达了允许投降的指示:“5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
前线的指挥官们谁都明白,此时阎锡山说的“政治解决”,也就是等同于“投降”了。
不过,迄今关于阎锡山给太原“五人小组”下令“投降”的电报也有各种解释:
一、阎锡山在4月23日中午拍来的电报指示太原“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这也就是说可以当机立断停止反抗,向共军缴械投降。据说这封电报是由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亲自译的。然而到了翌日上午9时许梁化之自杀之后,这封电报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赵佩兰发现并交给吴绍之,吴绍之为此慨叹道:“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投降。”
二、阎锡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来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据说太原高干们在传阅了这封电报后竟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则面色惨白,两手冰冷。于是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那么,这封电报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二人,二人既然不免一死,他们还会“投降”?难怪孙楚私下说:“老汉(即阎氏)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
阎锡山离开太原后,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而实权则集中在前三人手中。其中王靖国与孙楚执掌兵权,梁化之负责与阎锡山联系,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
4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人为战犯而予以缉拿。正是这几个人的态度决定了太原的宁战不和。
这三个人,梁、王都是阎锡山的五台(今属定襄县)老乡。此前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起先后建立了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等特工组织,其中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最庞大的一个组织,其主要首脑人物就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他在山西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此后他在阎锡山干部中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迎请薄一波等回山西开展抗战等,他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阎锡山离开太原,就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要职。由于这层关系,即梁化之完全是以阎氏的意见为圣旨的,所以在没有阎锡山的太原,他就是无形的阎锡山。于是在“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顽固,也是对阎锡山最为死心塌地地一个。当时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中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灵活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上就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态度,甚至太原第二号人物王靖国也惧怕他三分。
就这样,由于部下的效忠,太原在没有阎锡山的情况下仍然不时有一个阎锡山的幽魂在游**,这也决定了古城太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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