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以高官厚禄来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声冷笑，随后严正道：“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一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

“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无名小辈，他们处处打压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现在已经不是政党了，成为打家劫舍的盗匪，愈来愈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作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般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

邓中夏勃然大怒，严肃而又清楚地告诉几位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权利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力。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与错误。我们懂得，错误较诸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更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深背党内冤屈的邓中夏，就是在监狱之中，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

入狱那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出了大叛徒顾顺章，许多共产党人接连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这也使得狱中的一些党员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同在狱中的邓中夏，感触犹深，他便在狱中开起“党课”，用李大钊、刘华等革命先烈的气节，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

他这样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

“一个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虽活犹死。一个人能为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虽死犹生。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那是做梦！”正在江西“剿匪”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如此说。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其品性，于是立即向南京的“首都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共匪邓中夏。”

1933年9月19日，邓中夏被转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就要到了。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党组织写信道：“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道：“十一号，邓中夏！”

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

“死到临头，脖子还那么硬啊！”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后脖，企图让他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渐渐远去……

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在邓中夏头部和身躯上，烈士的鲜血顿时如注般地喷射在青山坡上。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

“上大”的校园内，再次响彻了嘹亮而悲壮的《国际歌》……这是教务长兼社会系主任的瞿秋白在给同学们上“政治课”。

瞿秋白的俄语水平之高，在当时的大学教师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因为他在18岁时就只身到北京考取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这个俄文专修馆的好处是不要学费，所以对家境破落的瞿秋白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学习期间，瞿秋白了解和得知了俄国十月革命，又因为经常到北大文学院旁听课程，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尤其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潮之后，瞿秋白便参加了李大钊组建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他怀着对俄国革命的深厚兴趣，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之聘，作为报社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苏俄。此次苏俄之行，改变了瞿秋白的人生观，也让他从此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后的两年里，瞿秋白不仅深入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厂矿、农村、军队、学校和百姓家庭考察采访，而且多次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甚至与列宁面对面地交流。列宁还向这位年轻的中国青年介绍布尔什维克史和“十月革命”过程，并向瞿秋白推荐了几本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伟大导师的面授与教诲，让瞿秋白获得了一般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易获得的宝贵革命经验。又由于后来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与中国班教学工作，瞿秋白对马列经典著名原作有更直接的学习机会，甚至阅读了大量他异常喜爱的俄罗斯文学名著。

“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如东方旭日，喷薄而出，照亮世界，也照亮了所有被压迫民族。而我——还有千百个去过苏联的同志都会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从此不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是积极的革命奋斗者！整个旧世界，将要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取代！”“上大”课堂上，瞿秋白时而用俄文教同学们高唱《国际歌》，时而用他那特有的细软中带着铿锵的常州普通话朗读马列主义经典语录。他以自己在俄国考察的所见所闻，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向往之心的“上大”学生讲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自由生活的一幅幅美好景象，令学生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目前，我们的革命已经到了紧要的转折关头！”又是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课，像以往一样，大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让同学们吃惊的是，他们的瞿老师上来就劈头盖脑、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其他任何开场白。

大课堂顿时鸦雀无声，教室内只有瞿秋白铿锵有力的话语：“是的，是到了紧要的转折关头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最近在北京的西山开会，公开树起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旗帜。在广州，以戴季陶为首的一些人也遥相呼应，叫嚷什么要建立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地破坏国共合作，向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攻击！”

台下，“上大”学生们睁大一双双眼睛。台上，只见瞿秋白把挂在脖子上的羊毛围巾取下，然后挥动右臂，道：“这些都是阴谋，是阴谋的暴露！”

“我们一定要揭穿这些阴谋！而这阴谋的领头人就是——”瞿秋白说到此处，回头在黑板上大大地写出三个字：戴季陶！

“此人！此人高谈‘中庸’、‘调和’与所谓的‘统一’，其最终的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拉到他们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那里去。这样的结果是：中国革命断无胜利可言！”瞿秋白说到这里，大声疾呼道，“革命者需要迅速清醒！立即行动！”

这就是瞿秋白，一个“上大”的革命者教授。他的锋芒和个人魅力的光芒，对许多进步学生产生终身的影响。

著名作家丁玲当时也是从“平民学校”转入“上大”的学生。她和“女闺蜜”王剑虹（王后来成了瞿秋白第一任妻子，半年后不幸因病去世）一起从老家湖南来到黄浦江畔，开始了影响她们一生革命与爱情的“上大”生涯。丁玲在几十年后专门写了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的回忆文章，这样记述她最初认识的瞿秋白和瞿秋白在“上大”对她的影响——

那天，“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就是后来领导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取代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后来又犯过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就是做了许多文艺工作、在文艺战线有过卓越贡献、同鲁迅建立过深厚友谊的瞿秋白，就是那个在国民党牢狱中从容就义的瞿秋白……”

丁玲回忆说：“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另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同志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像瞎子摸象，一个像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像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他对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

丁玲到了“上大”后，比较了许多“大师”级老师，最后得出结论：

“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做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从印象深刻，到影响人生，丁玲在“上大”时从职业革命家和文艺家瞿秋白身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方向——

“因为是寒假，秋白出门较少；开学以后，也常眷恋着家。他每天穿着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的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他们每天讲的就是李白、杜甫、韩愈、苏轼、李商隐、李后主、陆游、王渔洋、郑板桥……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他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小石块上。剑虹原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就较好，但如此的爱好，却是因了秋白的培养与熏陶。

剑虹比我大两岁，书比我念得多。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尽管我们表面有些傲气，但我们是喜群的，甚至有时也能迁就的。现在，我不能不随着他们吹吹箫、唱几句昆曲(这都是秋白教的)，但心田却不能不离开他们的甜蜜的生活而感到寂寞。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秘藏在心头。我眼望着逝去的时日而深感惆怅。

秋白在学校的工作不少，后来又加上翻译工作，他给鲍罗廷当翻译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见他安排得很好。他西装笔挺，一身整洁，精神抖擞，进出来往。他从不把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我们(至少是我吧)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他这时显得精力旺盛，常常在外忙了一整天，回来仍然兴致很好，同剑虹谈诗、写诗。有时为了赶文章，就通宵坐在桌子面前，泡一杯茶，点上支烟，剑虹陪着他。他一夜能翻译一万字，我看过他写的稿纸，一行行端端正正、秀秀气气的字，几乎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动。

我不知道他怎样支配时间的，好像他还很有闲空。他们两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过街楼上来座谈。因为只有我这间屋里有一个烧煤油的烤火炉，比较暖和一些。这个炉子是云白买给秋白和剑虹的，他们一定要放在我屋子里。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气氛也美极了。他的谈锋很健，常常幽默地谈些当时文坛的轶事。他好像同沈雁冰、郑振铎都熟识。他喜欢徐志摩的诗。对创造社的天才家们他似乎只对郁达夫还感到一点点兴趣。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有一次，我问他我将来究竟学什么好，干什么好，现在应该怎么搞。秋白毫不思考地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就是这样……’他的话当时给我无穷的信心，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相信了他的话，决定了自己的主张……”

丁玲后来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当代文学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这样评价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像丁玲这样受瞿秋白影响而坚定走上终身革命道路者不乏其人。

“今岁花开盛，裁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是瞿秋白在中学时写的诗。这位七岁就能做诗的革命“文青”，骨子里透着一身清傲之风。而在参加革命后，即在性格里渐渐浸入宽容待同志的谦和之气。

羊牧之，是瞿秋白从家乡带出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老革命者，也是“上大”的学生之一。他这样回忆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及后来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的瞿秋白的工作状态和他的谦逊与自知之明：工作异常繁忙的他，“非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总是谦逊地感到自己缺少基层工作经验，名不副实。他多次说：搞农运我不如彭湃、毛泽东；搞工运我不如苏兆征、邓中夏；论军事我不如贺龙、吹鼓手。有一次我笑着说：你宣传马列主义还是可以的。殊不知他听了把头直摇，说：这方面我比陈独秀、李大钊差远了。”

革命的志气和品质，其实是从理想和信仰中浸透出的一种精神和人格力量。作为“上大”教授的瞿秋白，他在中国革命和革命过程中的曲曲折折与错综复杂，那份坚定与自信，那份明确与果断，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这对一些普通工人和小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教育极其可贵和重要，同时也折射着瞿秋白作为革命领袖表里如一的伟大人格光芒。

有些党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上大”停办之后，正值最严酷的大革命时期，革命处在最低潮，共产党人在反动派强大势力的**威下血流成河。而瞿秋白正是此时站到了党的最高领导的位置上。后来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瞿秋白的政治地位一下从巅峰坠入最低谷，在苏区仅为一张报纸的小主编。主力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时，他又被留在了四面虎狼的当地。那时瞿秋白已经身体患病非常严重，连走路也常气喘吁吁。当时中央留守在江西的领导人陈毅和项英决定送瞿秋白和同样年老体弱的何叔衡等到上海养病。然而，就在路上，护送他们的小分队遭到了地方保安武装团的追袭，中途何叔衡坠崖身亡，瞿秋白惨遭敌人逮捕。

革命困难岁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两位“一大”代表落得如此命运，令人痛楚。然而革命就是如此，许多先烈用生命的代价才有可能换取今天我们如此富强的人民共和国及十四亿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伟大民族的美好未来。

入狱后的瞿秋白，被叛徒出卖身份后，蒋介石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与瞿秋白算是“老相识”，二是瞿秋白曾经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这一阶段却在自己的党内沦为一个不受人待见的普通人，所以正在“剿共”前线无功可言的蒋介石认为能够让瞿秋白这样的中共重要人物“反水”，对提升蒋某人“威望”和诋毁中国共产党将是何等的“巨大战果”！于是“劝降”的要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瞿秋白落难的福建长汀游说，前后达九班人马。然而这些人只得到了瞿秋白的这样一个回答：“我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翅膀。你们不要枉费心计了，也勿撕破我的历史！”

最后，说客们甚至搬出了顾顺章（中共级别最高和最危险的叛徒）如何受到国民党“优惠待遇”来**瞿秋白，“切不当不识时务者”。

瞿秋白对此冷笑：“我是瞿秋白，不是顾顺章！我宁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人，也绝不会做一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不日，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介石收到军统呈上的报告，说瞿秋白“思想顽固，意志坚决，无法挽回”。

“娘稀匹！敬酒不吃吃罚酒！”气歪了脸的蒋介石狠狠地骂了一句，随即签发了一份枪决瞿秋白的密令：就地枪决！

蒋介石的“密令”一到，刽子手们开始忙碌起来。1934年6月18日上午，瞿秋白在长汀中山公园用完临刑餐，挺胸昂首，而且手里夹着香烟，边抽边往刑场走去。一路上，时而用中文时而用俄文高唱《国际歌》……

“瞿先生，你就真的不怕死？”押解他的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样轻声地问行将接受极刑的瞿秋白。

瞿秋白依然轻声笑言：“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参加革命的那天，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天的到来。死何足挂齿！因为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在中国和世界上实现的那一天！”

“不可救药！”刽子手们听后直摇头。

行至长汀西门外罗汉岭前的一块草坪中间，瞿秋白停了下来，然后盘足席地而坐，向着刽子手们微笑道：“此地很好！来吧——”

刽子手们相互愣了一下，而后一起举起了枪……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随着一排罪恶的枪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同志倒在了血泊之中……享年37岁。

一位卓越和杰出的革命领袖，能够成为自己的导师和教授，这对年青的革命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庆幸的吗？

瞿秋白式的老师，给“上大”青年学生的革命启蒙和志气酿成，无疑是巨大和不可替代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在南京路上勇敢地挡在帝国主义强盗枪口前的何秉彝，便是这样一位“上大”学生。

出身在地主家庭的何秉彝，最初只是一个有些个性的叛逆小青年而已。仗着富裕的家庭支撑和从小聪慧的天赋，他考上了大学。因为接触到了革命家李一氓，所以他开始趋向于进步思潮。后来听说“上大”的社会系很“新潮”，于是何秉彝扔了理工科，考到了瞿秋白任主任的“上大”社会系。

“疯了你！听说那只是个‘弄堂大学’，怎么可以混到下三烂那里去呢？”何父听说后，气得一封又一封信催促何秉彝“改前归正”。

仅仅听了瞿秋白几堂课的何秉彝，这时给父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向老人家介绍了“上大”和自己为什么要去读这个大学的“社会系”。他说：“男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男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不是十九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生、以科举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二十世纪的社会谋改造，便要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幸福，即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理，及其种种现象，以鉴定其可否，这就是男要研究社会学的主因，亦是男个性的从好，志趣的决定。”何秉彝表示，如果要叫他为了做官去读书，他毫无兴趣，且不屑一顾。他尤其告诉家人自己上了瞿秋白先生的课的体会：“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立，但男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信服它的社会学是十分完善的。它的制度、它的组织和它的精神，皆是男所崇拜而尊仰的。”他**昂扬地说：“男如是行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男了，好象似说：‘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到很相适的安慰了；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命之流矢，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此开放。’”

让自己的生命，盛开出革命的理想之花，这是何秉彝在“上大”懂得了革命的人生道理之后悟出的结论，而他后来在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这一理想，让一个年轻的生命之花的盛开永远定格在上海南京路的那个伟大的“五卅”反帝运动的历史上……

不仅如此，何秉彝生前还以他在“上大”和上海所沐浴的革命风浪对自己理想和信仰的洗礼经历，教育和引导自己的弟弟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后来，他的弟弟何秉均以21岁的青春风华换得像哥哥一样鲜艳的生命之花，于1928 年也壮烈牺牲在上海。

呵，这是何等令人眩目的生命之花呀！它像冬日里飘扬在大上海上空不多见的那些雪花一样，洒洒洋洋地在我们望得见的半空潇洒地飞扬，朝着它认定的方向，向世间散发着它的魅力与光芒，虽然在整个革命历史的瀚海里它显得十分渺小，然而它认定自己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光芒——这就是“上大”学生从革命领袖和导师身上学到和传承下来的精神与信仰。

在“上大”的烈士谱上有一位叫李硕勋的青年俊杰。他也是位四川籍青年，1923年底考入上海大学并在学校入了党。李硕勋是社会系的学生，所以特别爱听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史，在瞿秋白的课堂上他感受着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光芒。1924年，这位优秀的学生成为全国学联执委会主任。当看到自己的同学黄仁被右派反动分子打死在街头的那一幕后，他发誓要用革命的斗争对付反革命的暴行。“五卅运动”之后，为了适应城市武装斗争的需要，全国学联接受了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建立军事委会员，培训青年军事骨干。于是李硕勋成为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始了他的地下军事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涯，为之后上海的武装起义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结束多年担任全国学联主席和兼任的地下党上海南市部委书记之后，李硕勋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当再回到上海时，他出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和江南省军委书记，与李维汉、陈云、刘晓等一起在苏南地区成功组建了红十四军、红十五军，配合上海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江南一带的革命武装斗争。1931年8月，李硕勋奉中央之命赴海南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可刚到海口，即被叛徒出卖关入牢狱。狱中，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李硕勋是中央“大人物”，用毒刑逼他投降就范。然而李硕勋宁死不屈，被敌人打断脚骨。9月15日，敌人用竹篾抬着已经不能走路的李硕勋在海口东校场刑场执行枪决。这位年仅28岁的中共党员、优秀的军事家牺牲前不能用断掉的双脚站立，却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李硕勋烈士临死前给妻子赵君陶留下这样一封遗书：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