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年间，由于唐太宗兼听纳下，君臣共商国事，谏诤蔚然成风，这是唐初“贞观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面。

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所谓“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吏们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八月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短短的几个月里，上书奏疏之多，简直像雪片似的飞来。

十二月，太宗对司空裴寂说： “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可见，年轻的皇帝李世民励精图治，对臣下们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

当然，要倡导谏诤，首先必须打消臣僚的顾虑。如果动辄训人，谁还敢讲话呢?贞观元年，唐太宗上朝时，威容严峻，咄咄逼人；臣僚上书奏事，失其举措，顾忌重重。唐太宗知道后，马上改变态度，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

他对大臣们说： “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以后，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绝不加以怒责。诚意如此恳切，臣僚们也就乐于开口言事了。

唐太宗还用奖赏办法，鼓励臣下直谏。有个人名叫元律师，被判死罪，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根据法律，不该处死，怎么可以滥加酷罚呢!太宗听后，觉得提得对，就赐予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谏的是平常事，奖赏太厚了。唐太宗则认为，即位以来，未有过这样的谏诤，所以特给重赏。终贞观之世，对于上书切谏有功者，经常予以物质鼓励。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涑修洛阳宫，赐绢二百匹。

贞观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参上书切谏，赐帛二十段。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赐物百段。贞观二十二年，嫔妃徐氏上疏切谏，太宗特加优厚的赏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例屡见不鲜。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进，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

贞观一代，谏臣济济，其中最杰出的当推魏徵。史称“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在唐太宗即位初，经常召他到卧室内，谈以得失。短短的几年里，魏徵所陈谏的多达二百余事，深得太宗的赞赏。

贞观三年二月，魏徵被提拔为秘书监， “参与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魏徵敢于直谏，据理力争，有时不留情面，把皇帝弄得很尴尬。有一年冬天，唐太宗正在玩一只漂亮的鹞鸟，远远地望见魏徵来了，赶紧把鸟儿藏在怀里，唯恐被知道又招来意见。魏徵奏事故久不已，唐太宗只好静听，最后那只鹞鸟竟闷死在衣怀里。

当然，作为居位尊极的天子、叱咤风云的雄杰，唐太宗有时免不了发火。贞观六年三月，有一次罢朝后，太宗大骂道： “会须杀此田舍翁。”皇后长孙氏忙问对谁发怒，太宗答： “魏徵每廷辱我。”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明之故也。妾敢不贺。”这几句话相当策略，既肯定了魏徵的刚直，更颂扬了太宗的英明。太宗一听，由怒而喜。

在君臣彼此相处的十七年里，魏徵始终以直谏著称，而唐太宗对他也往往是言听计从。因为魏徵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的谏净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关东地主集团的普遍意见。

众所周知，魏徵曾两次投身于农民起义军的队伍，先是在李密的瓦岗军里待了近一年，后又在窦建德的起义军里，度过了一年半的光阴。他两次归于李唐王朝，多次奉命赴山东地区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样曲折复杂的经历，在唐初重臣名将中也是不多的。广泛的阅历和丰富的经验，不仅造就了魏徵刚直不阿，敢于说话的特殊性格，而且使他对隋末唐初的各种社会问题都能够作出切中时弊的分析。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四岁。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他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徵为榜样，做到直言无隐。

唐太宗特地登上凌烟阁，默默地对着魏徵的遗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对谏臣无限的哀思与悼念。

固然可敬可佩，唐太宗的见识与气度尤其值得赞扬。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作“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摆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官，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唐初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呢?关键在于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魏徵把话说到了底： “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的确，如果唐太宗专横跋扈，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犯颜进谏的魏徵，早已成为刀下鬼、阶下囚，至少也得削职为民了。

自称是“龙种”的帝王，居然叫臣僚们“不避犯触”龙鳞，这是需要虚怀若谷的度量的。贞观六年，韦挺等人上封事，唐太宗极力称赞，并“设宴为乐”。畅饮之际，唐太宗说： “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这里，把犯逆鳞与国家安危相联系，是颇有见地的。不让人讲话，就难免要垮台，落得“宗社倾败”的结局!

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看到一些官员奏事时，呈现一副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言语都颠三倒四，于是再次强调： “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这番话表明，唐太宗胸怀宽广，乐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由上可见，有了唐太宗的积极倡导与虚心纳谏，才有臣僚们纷纷直言的生动局面。“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若论君臣上下关系，君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君明，臣易直，敢于提意见，不怕犯逆鳞；君昏，臣难直，稍谏即怒或杀，何人更敢直言?只有“导之使谏”,才能广开言路，收“天下大治”之大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