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璁、桂萼将次入京之时，又有石珤和贾咏二人先后入阁。石珤是在嘉靖三年（1524）五月入阁的，贾咏则略后于石珤，入阁是在那年的八月。石珤是个刚直敢言的人，在入阁前已经很是有名，嘉靖原以为石珤入阁对他可以有点好处，可以帮他说上两句，但他却不知道，石珤也是个守旧的读书人，在看法上与杨廷和、蒋冕等人无异，入阁后，在议礼上又给嘉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石珤在内阁一共干了三年左右，是到嘉靖六年，张璁都将入阁时，被挤出内阁的。在他告归时，一切应有的恩礼嘉靖完全不予。石珤致仕出都，竟只有一辆装衣被的车子，他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上路回乡的。当时看到石珤这种情况的人，无不兴叹，认为历来宰臣去国，没有一个是凄凉至此的。贾咏是个庸才，无毁无誉，入阁时不过是凑个数，去阁时也是个凑数的，他也是和石珤一样，同时被挤开，让位给张璁的。

当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位大学士都致仕离朝后，在朝大臣对议礼的抵制显然已经减弱，但那气势像是转向了另一层，在卿式给谏之类的诸臣中，对抗的气势却大大增重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官僚和词臣们，就更是如此。在这些年轻的词臣中，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无疑地便是他们的带头人。杨慎是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的状元，那时他年纪虽说只有24岁，却已经是当时极为知名的学者了。他得中时，正是他父亲杨廷和身为首辅之日。一般说来，当国的阁臣的儿子如果在甲科高中，都要引起很多物议，更不必说是中了一甲一名的状元。但杨慎得中状元，却是平静无波，甚至有人还说，他早就该中状元了，状元本来就是他已经捏在手里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杨慎很早便成了词臣中的领袖人物。在正德年间，杨慎便以敢作敢为而驰名于外，正德十二年（1517），明武宗微行出关，杨慎因为敢于抗颜切谏，被迫移疾家居，这倒使他的名声大振，使很多人都知道，他不但学问渊博，而且是个敢于正言的人。嘉靖初年，他以翰林学士而为经筵讲官，在为嘉靖讲书时，便常借机涉及时事，如他在讲《舜典》时，在讲到“罚赎”一项上，就大大发挥了一遍议论。他说，圣人设罚赎刑，乃是施于小过，使之能得自新；若是元恶大奸，则并无可赎之理。他的这一番话，乃是暗指太监张锐、于经二人的事来说的。这两名太监有罪当死，但他们各自贡纳了大量的金银，结果竟得免罪。杨慎认为这有违圣人之道，所以才这么说的。

由杨慎聚集和领导着的，这些反对议礼的词臣们，以权势而言，自然远不及他们的父辈，如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人，但在气势、人数和行动上，却又比那些老臣要激烈迅捷得多，对于所谓的“议礼诸人”，尤其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他们对之都鄙视至极，认为那都是些无文无才，逢君干进，妄求富贵的无耻小人。对待他们，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在他们得知张、桂二人已经奉召入京时便已商定，要等他们入宫前，在左顺门那里，施以群殴，把他们打成烂泥！之所以要选在左顺门，是因为那里是正统末年，众臣将王振的党羽马顺等群殴致死的地方，那里是在朝的正臣殴毙乱臣贼子之处，闹到法司，也有前例可援，应该无罪。这件事说来容易，做着却难。因群殴必需聚众，把分居多处的人要立即聚集起来，实在并非易事，而且时间难定，因为只能临时集聚才行，不能埋状在左顺门附近，这样就更难凑巧了，所以欲得张、桂而甘心的人虽多，说得虽热闹，但张、桂二人还都逃过了他们的毒手。原来张、桂二人并不是同时抵京的，张璁先到，但他还在路上便已知人们要在哪里来暗算他了，因此他悄悄进京，暗自先躲了几天，然后才伺机入宫陛见，在左顺门并没有遇到什么。桂萼到得稍晚，他倒几乎入了重围，幸亏临时有人加以指点，让他逃入武定侯郭勋的府中，躲藏了几天，终于也得以平安地陛见了嘉靖。

杨慎等人策划着的围殴竟都落了空，又得知，张、桂二人在陛见后又都被任为翰林学士，不由气愤难当。他们觉得翰林院乃清贵之府，如何能容得这两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于是他们联合起36人，共同上言道：“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紧跟着御史李学曾、吉棠等也疏论张、桂道：“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杨慎等36人，还只是说耻与璁、萼等同列，而李、吉等则更以为璁、萼乃圣世所必诛，连他们之得为学士，也竟是嘉靖的以传奉而任官的惭德了。

这次的斗争，以发展到集众跪伏于左顺门而达到了**。这是由于连日来的很多论疏都被嘉靖留中不发而引起的。在某天的朝罢以后，人们在退朝的路上谈起了论疏留中的事，当时的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因为他也有一疏被留，便谈到了前朝的故事，说是在成化年间，由于争持慈懿皇太后的葬仪，百官们跪伏于文华门痛哭，后来终于尽如所请的事。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很激动，杨慎还趁机大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和给事中张羽中同声响应，并将退朝诸臣拦在金水桥南，要求大家同去力争，并说，“有不去者，当与众共击之！”一路同行的大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人也应合号召，于是众官纷纷又转回宫中，都跪伏在左顺门外，要求对他们所上的论疏，有个明白的答复。在这些跪伏的人中，尚书有金献民、秦金、赵鉴、赵璜、俞琳等人，侍郎则有何孟春、朱希周、刘玉，都御史则有王时中、张润二人。寺卿一列的人则已稍多，像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瓒、陈霈等，这些份属九卿之列的，共有23人。翰林院方面，则有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璧，修撰舒芬、杨慎等，共22人。此外还有各路御史、给事中，各部郎中、员外郎等人，合计共达二百余人。

这二百多人在左顺门外跪成一片，语声嘈杂，喧声直达于内。嘉靖最初对这情状颇为吃惊，他曾几度派出司礼监的太监们出去宣谕，劝大家赶快回去，不必等在这里。并说，事情总归要办，办法如何，自有后命。但众官集齐，并非易事，因此都想早点有个确实的信息，因而虽经多次出谕，却仍无人肯动，仍旧跪伏如故。有人还喊出话来：不得俞旨，绝不敢退！双方各自坚持，往返多次，不觉日已过午。嘉靖此时终于失去了耐性，竟派出了锦衣卫校尉多人，到众人跪伏之处，抓去了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翔、吏部郎中余宽、户部郎中黄待显、兵部郎中相世芳、寺正毋德纯等人，说是这次的事情是这几个人扰起来的，所以要把他们先自投入诏狱。在锦衣卫校尉们收捕丰熙等人时，杨慎和王元正等为了表示抗议，率领别一些人，一齐撼门大哭，哭声直达内廷，更激怒了嘉靖，他又传谕，命将在那里的人，凡属五品以下的，一律先都逮入狱中。他还告谕金献民、何孟春等大臣，且各自外出候罪。这时已是第二次的收捕之后，余下来的，已经不足百人，而且多是官级高年纪大的人，像杨慎、王元正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也早在第二次收捕时被抓走了，因此余下来的人，已再无余力，只好随着金献民等退出宫去。

次日嘉靖怒犹未息，命将昨日所捕诸人，各自予杖。这次的廷杖，其人数之多，杖死者之众，都有过于以往的各次廷杖，受杖者共达一百四十余人，受创过重，因而死去的，也有16人之多。杨慎、王元正、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王时柯这7人，在初次予杖时，原已在数，但因事后又有人向嘉靖进谗，说是那次伏门呼问，撼门痛哭，领头的都是杨慎等7人。嘉靖认为首恶难贷，距初杖才只有10天，便又命将这7人再行予杖。这次的杖刑，又有张原死在了杖下。杨慎、王元正、刘济这3个人，不但再次予杖，而且还要流戍。王元正的戍地是茂州，他在那里一直未被赦归，后来就死在了那里。刘济的戍地是辽东，他和王元正一样，也是一去无回，竟死在戍所。杨慎的戍所是云南永昌卫，他的杖创很重，但又要即时上路，只是略经治疗，就被装在驼轿里，走上了戍途。他上路时，还得到了有人想在半路来劫杀他的讯息。原来在杨廷和当国时，曾为减除耗费，斥退了不少冒滥得言的人，这些人为了报复，竟集结起来，想在杨慎去戍所的路上把他杀掉，以雪旧恨。但是杨慎伤势虽重，心智仍清，他得知此讯后，躺在驼轿里加意指挥，在路上或走或停，或快或慢，全依来势而定。这样双方斗智，杨慎终于甩开了对方，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戍所。杨慎到戍所后，比王元正和刘济的情况都好，他在那里不但可以到附近地方随便游赏，不时还可以回到他的老家新都去看看。杨廷和去世时，杨慎也得以赶回到新都，参加了他父亲的葬礼。他虽不时可以回家，但却不能久居，住到一定的时候，便会有人来催他回到戍所。在他年纪已有70岁的时候，一次家居过久，戍地巡抚竟派了四名指挥来到新都，把杨慎押了回去。杨慎也是在戍地去世的，那时已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他已经72岁。

经过了那么大的一次廷杖，敢于出面反对议礼的人，或死或逐，去得已差不多了，朝廷上也宁静了一些，不像以前那样，老是争论不休了。但是表面上虽则如此，其实那些议礼诸臣的日子，并没有好过了多少。他们还是随时承受着鄙视的目光，被人们认为是一伙寡廉鲜耻、逢君干进的小人。在这种鄙薄的目光下，张璁和桂萼只有并力进取，尽力拉拢起一些他们的同道，结成个小圈子。作为翰林学士，张、桂二人编成了两部书，一部是《大礼集议》，另一部是《明伦大典》。《大礼集议》是集议礼诸臣写过的文章于一处的一本汇编或总集一样的东西。《明伦大典》则包罗得更广，倒真有些议礼全书的样子了。这两书修成后，张、桂二人先后又都入了阁，集聚在他们周围的人也更多了一些，但张、桂二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这该说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造成的结果，集结在他们周围的，也和他们一样，是以趋利为务，想动动脑筋，想一些点子，在议礼上捞它一票的人。他们渐渐看清了，皇帝为了尊崇其所生，让他拿出什么来都不会吝惜，所以他们便不断地想些怪主意，要给嘉靖的父母加上各式各样的尊号。后来，嘉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已被尊为恭睿渊仁宽穆纯至献皇帝，他的母亲也被尊为章圣慈仁皇太后，真是已经尊而又尊，重而又重，只差着让他们称宗祔庙了。

说到称宗祔庙，这种事在他们那一伙人里，并不是没有人提过，而且提出来的人还不少。不过都是才一提出来，便被张、桂二人拦下了。张璁和桂萼虽都以议礼起家，但他所说的却都是于礼有据的，还没有为了想要邀宠而乱来过。他们知道，称宗祔庙，必须是生前曾在位为帝的人，才具有那样的资格，以一个生前只是个藩王的人，硬想安到太庙里去，可真是离谱太远了！他们从开始至今日，所作所为都是于礼有据的，还要受到众人的歧视和唾骂，若再做些这样的事，更不知人们会要怎么来对待他们了。但压下这些混乱的想法，实在很费力，因为贪图富贵的人们的邪念，是此起彼伏，无止无尽的。

到后来，这“称宗祔庙”的事还是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历经挫折，还是得到了成功。不过提出这件事的人，却并不是围在张、桂左右的那些人，倒竟是参加过跪门伏哭，后来还受过廷杖的丰坊。说起来丰坊此人非他，乃是翰林学士丰熙的儿子，而这丰熙就是在那次跪哭事件中最先被捕的一人。那次事件时，丰坊只是个才被分入部中为主事的新科进士，在那次被杖后，他的父亲丰熙被遣戍到福建镇海卫，他则只受到个落职家居的处分。丰坊这人，博学工文，兼通书法，这些地方都和他的父亲相似，但他的生性和为人，却与他的父亲相差得很远。丰熙是个坚定正直，可以舍生取义而无悔的人，他去伏哭全出乎卫道之心。丰坊可并不是那样，他去伏哭，不过是随波逐流，被卷进到里面去了而已。他受到了挫折，实在沮丧又后悔，他甚至觉得，能像张璁和桂萼那样，以片言而致通显，其实是件很可羡的事，他也很想学学他们。但是，在他父亲丰熙还活着的时候，他不过只敢暗自想想，真做他却不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真那么干，头一个饶不过他的，就一定是他的父亲。嘉靖十六年（1537），丰坊的父亲在戍所去世了，他家居贫困，使他更常常胡思乱想。那时桂萼已经去世，张璁也致仕回家了。在内阁中，首辅已由李时换为夏言。那夏言也是一个以片言而致通显的人，这就更鼓舞起丰坊的心气来了。于是他在嘉靖十七年诣阙上书，说到了兴建明堂的事，又说献皇帝宜加庙号，称宗入庙，与上帝为配。嘉靖得到丰坊的奏本很高兴，因为丰坊所说的，正是这些年来他所常想的。不过，他虽然常想，却因无人提到，所以总干不成，如今有了这个丰坊，他开了个头，文章便好做了。其实文章并不好做，因为生前未曾即位为帝，而竟得称宗入庙的，从来便没有过，实无前例可循。而且，若真入庙，也很难办，给神主安置个地方都难。如果以入庙的先后为序，把它安放在明武宗之下，那便成了侄上叔下。长幼颠倒了，这于礼似乎未合。如果把它安放在明武宗之上，辈分上倒合了，追论起来，却又很为不妥。因为兴献王一直到死，都是明武宗之臣，每逢朝见还要向他的侄儿拜舞，如今忽然让他居于上位，想来便觉得很不合适。况且，如果死者有知，他们一旦相见，兴献王何以为容呢？所有这些问题，丰坊在上书时，连想都没有想过，不过是发了一番空论，只是硬说献皇帝该有个庙号，加上庙号后，便可以直配上帝而已。他以为，张璁和桂萼以议礼而通显，就是像他那样，想到什么，随便一说就行了。他却不知，张、桂他们每说一事都有充分的准备，既有可供廷议的疏文，又有密疏说到疏文的来龙去脉，还有预驳异说的要点，以备嘉靖在突然遇到驳议时，自己可以应付一阵，然后再由他们把驳议完全推倒。丰坊这次上书，完全没有像这样的准备，所以嘉靖在初次遭到驳论时，几乎给问得张口结舌，很觉狼狈。嘉靖还从来没给弄到这么窘困过，所以很气恼丰坊的疏忽，后来又得知，丰坊原来竟是那个领头闹事的，丰熙的儿子，更疑心丰坊也许是故意来这一手，惹点儿麻烦的。这么一来，嘉靖就更厌恶丰坊，决定不再找他，而是亲自带头来和反对者们应战了。经过多年的议礼，嘉靖也历练得很有一套，甚至自己觉得，他已经到了可以制礼作乐的地步了，而且，张璁、桂萼虽说都已离朝，但由他们网罗下的议礼诸臣，在朝的还很不少，有了他们，不拘遇到什么，总还可以应付。这么决定了，嘉靖便发动那些议礼之臣，让他们先起来造成了声势，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在暗中指挥。这样，他对于这事，倒成了个仲裁者，他认为是的，便加以肯定；他以为非的，便予以阻挠，事情倒办得很是顺利。

“称宗祔庙”一事，经嘉靖自己在幕后操办，果然很不费力，就在那年的九月间，献皇帝居然竟有了称为“睿宗”的庙号，神主不但祔入太庙，而且跻居于明武宗之上。过了10天，嘉靖又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配享上帝的，竟是才具庙号的睿宗。嘉靖的各项愿望，至此可以说全部都达到了。但是，首先提出“称宗祔庙”之说的丰坊，他的希望却落了空，他的处境，一点儿也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