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中国社会四百来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称帝后曾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设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加强中央集权；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县两级制，以节省国家开支，便于政令的传达；建立科举选官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制；在经济上颁布均田令，采用租庸调制度，减免赋税，颁布“输积法”以打击豪强势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注重水利建设；将府兵制度推行于全国，镇压江南豪族叛乱，等等。这一切，使得隋朝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全国各地粮仓中储存的粮食数量不可胜数。在手工业方面，著名工匠李春所设计的赵州石桥，至今仍保存完好，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其他如纺织业、造船业亦有很大的发展。在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陆法言的《切韵》,都堪称一代名著。

这一时期，在同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原与中亚地区开辟了三条主要交通要道。总之，在隋朝统一后的短短时期内，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国势强盛的局面。

另一方面，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某种程度上激化。隋王朝的建立，是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份通过辅政的方式取得的。他不懂得安天下必须先安百姓的道理，因而在施政方针上，所实行的均田制度并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他通过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征收，来增加国家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据后来的估计，足以供五六十年的食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地区出现大旱灾、人民无粮可食的情况下，隋文帝表面上表示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仍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是命令关中灾民到河南洛阳地区“就食”,自谋活路。在史书记载中，隋文帝是以节俭而著名的。但事实上，他下令大兴土木，在岐州修造仁寿宫，工程期限紧迫，因工程而死者多达几万人。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他有时不按法律条文办事，晚年“喜怒不恒”“用法益峻”,促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等到隋炀帝继位之后，这个昏君的暴政致使社会矛盾立即空前地尖锐起来。

隋炀帝杨广，于604年迫不及待地将病重的父亲杀死，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向全国征发大批民工，大兴土木。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的民夫多达二百万人，死者十有四五。他调动大量民力，从五岭、江南地区向北方运送奇材怪石，营建宫殿和苑囿。他在洛阳西面修建的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宫殿无数，亭台楼阁林立，工程十分浩大。为乘船到江都游玩，他下令征调上百万的民夫开凿运河。人民为了躲避徭役，往往自己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为“福手”“福足”,可见人民被迫害到何种悲惨的地步。特别是隋炀帝自612—614向辽东地区发起的征讨高丽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隋炀帝征讨高丽，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因而给河北、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发生大水灾，淹没了三十余个郡县，大批农民在谷价上涨、饥谨四起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土地。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这一年的十二月，邹平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举起起义的大旗。王薄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贫苦农民大多投向了他，起义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

在王薄起义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平原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占据了“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航；漳南孙安祖聚众数百人，占据了高鸡泊；清河人张金称则率众活跃于郇县的河渚地区；修县人高士达则聚众活动在修县一带。

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下，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陆军从涿郡出发，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结果，在高丽军民英勇抵抗、隋军士气低沉不愿作战的情况下，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以大败而还告终。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不顾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和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又发起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沉重的战争负担，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投进了起义军的队伍。这一年，济阴人孟海公、北海人郭方预、齐郡人孟让、河间人格谦、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人孙宣雅等人相继聚众起义。各路起义军队伍，少则数万，多则十多万人，至此反隋农民起义已经形成第一次**。在农民起义浪潮中，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大业九年，当隋炀帝率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负责运输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越国公杨素之子)在黎阳重镇起兵反隋。为夺得国家政权，杨玄感提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号，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形势对他十分有利。然而，杨玄感在战略上屡屡失误：从黎阳渡过黄河后攻打守备力量很强的洛阳，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炀帝得以从辽东前线率大军返回河南洛阳；杨玄感匆忙中又率军西入关中，在隋军追击之下，连战连败，最后自杀身亡。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隋炀帝杀戮了大批官员，统治集团上层人人自危，对农民起义军的反隋斗争的形势更为有利。

大业十年(614),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不顾危亡在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然而，农民起义军从山东、河北发展到河南、江淮、山西、关中的事实，迫使隋炀帝不得不从辽东前线匆匆收兵，班师回朝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接连不断，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大的武装：在河南，有以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在山东、河北有以窦建德为首的义军，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辅公祐为首的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各地豪强和地方军事将领相继起兵，占据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关陇贵族太原留守李渊的晋阳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

大业十一年(615)四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于是李渊携家迁往河东。这年八月，隋炀帝巡视北部边境，突然遭到突厥始毕可汗数十万骑兵的围攻。雁门郡共有四十一座城，被突厥攻占了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和惇县没被攻破。雁门城内有军民十五万人，存的粮食仅够吃半个月，形势危殆，如同累卵。

隋炀帝想要以精骑突围而出，大臣樊子盖提出了坚守不战消耗敌人的锐气，征四方兵来援的建议。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一面慰劳、犒赏守城将士，一面等待援兵。

当时十八岁的李世民应招入伍，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营。他向将军提出建议：始毕可汗举全国之兵围困我天子，一定是认为我们仓促之间没有援军，只要我们摆开阵势，让军旗在数十里上飘扬，晚上击鼓示威，敌人一定以为援军到了会望风而逃，不然，我们寡不敌众，不能战胜他们，这的确体现了李世民“玄鉴深远，临机果断”的性格特点。云定兴采纳了此计，突厥果真以为“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当然，应该看到，新、旧《唐书》把解雁门之围写成是李世民的功劳，可能是源于唐代《实录》,有意夸大了太宗功业。而《隋书·樊子盖传》中的记载是： “其后援兵稍至，虏乃引去。”这种记载比较符合实际。其实， “援兵稍至”中就包括了云定兴按李世民"多赍旗鼓以设疑兵”的建议作部署在内。

在这次退突厥之兵中，李世民初次显示了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李渊被封为太原道大使；大业十三年升任太原留守。当时，李渊把建成、元吉安置在河东，将世民带至太原。李渊把世民留在身边，这与他雁门献计解围和平时的善谈兵书、好弄弓矢是不无关系的。

李世民随父亲到太原，不久便参与了镇压甄翟儿所率领的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

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将领，自称“历山飞”,率众十多万人，北连突厥，是李渊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大威胁。

大业十二年，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率众骚扰太原，隋军将领潘长文被打死。为此，太原留守李渊率兵征讨，李渊与副留守王威率五六千人与历山飞的部众二万余人大战于西河郡雀鼠谷，遭到敌军包围。于是，李渊采用李世民雁门解围的策略， “分所将兵为二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旗，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随后，李渊率数百精兵，在李世民配合下，终于冲出起义军的包围。《旧唐书·高帝纪》中所载的“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足见李世民在雀鼠谷解围和击败义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自从随父亲来到太原后，又结交了一批豪友，诸如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文静。在农民起义军的冲击下，隋政权四分五裂，发生了进一步分化。大业十二年年底(617年年初),罗艺在幽州起兵反隋；十三年(617)正月，山东豪族徐圆朗攻破东平郡：二月，朔方豪族梁师都杀死郡丞唐世宗起兵；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起兵；四月，金城校尉薛举起兵；七月，武威豪族李轨拥众起兵；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起兵，拥罗县县令萧铣自立为王。这些人中，有的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封建军阀，有的是地方豪族，有的是失意的关陇贵族后裔，有的是南朝覆灭政权的后代。他们在各地纷纷起兵，表明隋统治集团内部已分崩离析，隋王朝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这一切严峻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暂时还留在隋统治集团营垒内的李渊父子深深地触动。是继续为隋王朝卖命，来维持功名利禄；还是改弦易辙，卷入倒隋斗争的洪流?何去何从，关系到李氏家族的兴衰存亡。他们不动声色地观望着变幻莫测的风云，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自己的前途。李世民就是在这种激剧的社会变动中，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跨入了青年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