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4日夜1时，语罕在离开上海赴德国的前夜写了《致安徽教育界书》，回顾了自己赴德留学的缘由：

“语罕早岁蹉跎，对于学术，未尝为专门的研究，所以自任教职以来，时时感觉知识贫乏的痛苦。因而想找一个机会做一比较长期的专门的研究。只以家贫亲老，不但无从得此巨款，以为川资学费，即仰事俯畜问题，亦难以解决。所以此意怀之数年，未尝或忘。卒赖公家之津贴，多数友人的帮助，得以成行。这是我应当感谢公家和多数帮助我的朋友的。不过回想数年来服务安徽省教育界种种经历，抚躬自问，负疚良多！看看教育界的现象，心中万分不安；推测将来的结果，更是不寒而栗。”【注释1】

出国前夕，语罕觉得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对安徽教育界提出了几个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要整饬学风。因为安徽**靡恶劣的学风——吃喝嫖赌、捧戏子、学政客、懒惰颓废不用功，追源祸始，责任在于负责教育的人。所以整饬学风的方法很简单：要学生不宿娼，负责教育的人先要不叫局不逛窑子；要学生不赌博，负责教育的人先要不打麻将扑克；要学生不行险侥幸，负责教育的人先要不奔走运动，要把那升官发财的思想先行铲除；要学生不狂饮大嚼，负责教育的人先要不沉湎于酒食。

第二要限制学生运动。学生是未成年的人，主要责任是在校内研究功课，同时在不妨碍功课的范围内注意社会政治种种情状。当国家大难当头，或地方有生死关头的变故发生，学生可以参加。但是如果学生什么事都要过问，那就大可不必了。教育界应秉着良心，不可有意摧残压抑学生，“不要拿可怜的学生们做升官发财的工具”。【注释2】

第三要严格缩短假期。安徽的学生到了北京、上海等处考大学，成绩总是不及格的多。这个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最大的原因是学期修学日子太短，假期太长。教育界要严格缩短假期，否则安徽的文化在全国的文化战线上终究是落后，且为全国文化进步的阻碍。

第四不要轻易废除学期考试。许多地方都借着杜威批评考试的话，来做他们躲懒的护身符，说考试是轻蔑学生的人格，是作伪。但是语罕觉得有两种用意：一是拿考试做奖励学生的工具；二是拿考试做考查学生进程、借作改良教授训练的参考。第一个用意，就是杜威所批评的，语罕也极不赞成。但是第二个用意，他却认为是教育上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教育界对于学生要居于指导的地位，认定于青年教育有益的事，要排除万难以行之。【注释3】

语罕同杜威曾有一面之缘，那是杜威夫妇在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之后，适值五四运动和全国革命民众反对北洋政府的**。杜威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语罕也从芜湖赶去听讲。通过友人介绍，语罕问他对于中国学生运动及中国政治现状作何感想。杜威婉辞谢绝，不予表示意见。语罕认为：

“这并不是他到中国做客有点客气，实在这是实验主义者的根本态度；他们对于任何政治，都承认其有存在的权利，他们只求在现成的政治状况之下，实施他们所谓民主主义的教育。因为他们不要根本改造，只求就地改良。”

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实验主义（即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教育，是改良的教育，而唯物史观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相去天壤，岂能苟同？

凡此所言，与教育根本改革，固无大关系，然若一一做到，消极的方面，必有重大的变动。然后积极的做一种有计划有系统的方案，分期举办，切实进行，既无人事障碍，自必日起有功。是则省内外教育界之责也。语罕留学德京，亦常以所见闻，时时奉告，藉资参政，我行矣！愿各努力自爱！【注释4】

语罕从1916年9月到1922年8月在安徽从教整6年时间，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思想、新文化，而且以独特的教育风格和新颖的教育内容赢得了省内外教育界的一致认可，为安徽教育界树立了进步的典范。通过语罕等人的努力，安徽教育较之晚清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语罕也因此成为安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注释1】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载《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9月第45期。

【注释2】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载《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9月第45期。

【注释3】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载《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9月第45期。

【注释4】高语罕：《致安徽教育界书》，载《安徽教育月刊》1921年9月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