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靠我自己

说说内幕信息之害

我独异于人！

——《道德经》第二十章

对“谁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人”这个问题，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激进主义的回答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听命于某个人、某集体、某组织。他给你内部信息，向你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你要认真听命。他是你最可靠的人，他是信息的源泉、希望的源泉、信心的源泉。持这样信念的人是集体主义者，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别人的周围。“太阳最红”那首红歌里对这种心态有准确的描述。保守主义的回答是：在人世间，你自己是你最可靠的人。一切事情，你可以参考别人意见，但是最终要听你自己的。这种人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这种人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认同的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在投资者中也有这两类人群的存在。一类投资者把自己当作最

可靠的人，还有一类投资者把别人当作最可靠的人。如何才能识别这两类不同的投资者？对待内幕信息的不同态度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尺度。所谓内幕信息，是指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依靠自己的投资者远离内幕信息，依靠他人的投资者追逐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与内幕交易一直是证券投资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长期以来，很多投资者都倾向于认为，市场上的价格是由内幕人士、阴谋家、机构（庄家）操纵的，所以也认为获取内幕信息是成功投资的必由之路。试图通过内幕信息来实现成功投资几乎是每个投资者都经历过的体验。初入股市的人总会乐意四处打探内幕信息，期盼有位好心的内部人给自己一个能发财的内幕信息。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来是最伟大的价值投资者当初也都痴迷地追逐过内幕信息。格雷厄姆尝试过靠内幕信息投资并失过手，巴菲特在早年也狂热追逐过内幕信息。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圈有一个基本共识：远离内幕信息。为什么要远离？通常的答案是：违规泄露内幕信息或通过掌握内幕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具有法律风险。凭借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也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关人员因此要承担一定的民事、刑事等法律责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对冲基金盖伦集团（GalleonGroup）的创办人拉贾拉特南（RajRajaratnam）就因为内幕交易被陪审团定罪。巴菲特手下本来很有希望的接班人大卫·索科尔（DavidSokol）也因为涉嫌内幕交易被解雇，可能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司法调查。所以，为了公正，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投资者应该远离内幕信息。

还有一种看法是：内幕信息通常是假的，真的内幕信息是很难获得的。按照假的内幕信息去操作，会导致投资的失败。许多内幕信息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带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有些甚至一开始就是一些人刻意散布的、作为诱饵的谣言。为了避免投资的损失，必须远离内幕信息。

上面这两个理由都是非常成立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两条理由并没有触及内幕信息的真正危害。即便没有法律风险，即便内幕信息是真的，也不应该把投资建立在依靠内幕信息上。从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角度看，凭借内幕信息来投资，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会导致投资者迷失自我，放弃自我判断，放弃自我研究，放弃自己的投资哲学，放弃对自己的信心，造成投资者对他人的依赖。实际上，长期依赖内幕信息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哲学。没有自己的投资哲学，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投资。那些总是去寻找、打探、追逐那些似乎能让他一夜暴富的内幕信息的投资者，依靠别人，终将是失败的投资者。

一个依附他人的人一定是没有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根本就不相信靠自己能投资成功。因此，不自信的投资者是很难在投资上获得成功的。投资者如果自己有能力去发现、研究出投资机会，就没有必要去打探内幕消息；如果靠打探追逐内幕信息，那就表明没有能力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来进行投资。就算有可靠的稳定的信息来源，其结果必然导致频繁操作，反反复复地进进出出。操作的频率越高，出错的概率越大。这是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所不能认可的。相反，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奉行“集中购买长期持有”的原则，以减少出错的概率，坚守正确的投资决定。

内幕信息给人的刺激就像吗啡一样，会让人产生毒瘾般的依赖心理，长此以往人会滋生惰性，懒于分析，厌于研究，并失去抵抗**的能力。这种类似赌博的心理和浮躁心态会让人成为情绪的奴隶。依赖内幕消息的瘾头越大，理性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小。这正是保守主义价值投资的大忌。依附内幕信息会造成道德与投资的分离。此外，背离了道德智慧的投资不可能持续成功。依赖内幕信息还必然把投资者造就成跟风的集体主义者、取巧的机会主义者。从长时段看，集体主义者失去自我，机会主义者则永远没有机会。否则，在资本市场上，最成功的人应该是依靠他人提供内幕消息的机会主义者。

在资本市场上，每个投资者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自己做蠢事让别人受益，还是从别人的蠢行中受益？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当然选择后者。只有拒绝成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有能力抗拒内幕信息的**，不依赖他人，自信地依靠自己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

因此，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忠告是：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远离内幕信息，远离机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成功的投资者团结在自己的研究成果周围，失败的投资者团结在别人的内幕信息周围。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靠自己，还是靠别人？

天赋指向天命

作为服务的金融与投资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最近，许多媒体报道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河南的马老汉，为“保险”起见，13年前把辛辛苦苦积攒的8万元埋到床下；如今打开一看，这一张张面钞，有的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有的则已经发霉变软，一碰就成了碎片、碎末，简直成了豆腐渣。当年，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下这笔钱，以备将来给自己养老送终。此情此景，马老汉已是欲哭无泪。说马老汉不珍惜钱肯定不合事实，让钱霉烂不是马老汉的初衷。马老汉肯定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因为他的钱大大贬值了。有人测算，即使这些钱完好无损，8万元放在地下，10多年的时间购买力也贬值了3倍。那他是一个成功的储蓄者吗？说他不是，他毕竟攒了8万元。说他是，这些钱又都霉烂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马老汉误解了金钱，不理解金钱的本质与特性。他把钱

看成是一种只进不出的东西，以为越不出，得到的越多，剩下的越多。其实，金钱是一种媒介体，人们通过它交换各自的天赋，各自的产品与服务。投资就是拿钱去交换钱，把钱投出去而不是埋地下。正确的投资意味着投出的钱越多，收到的钱就更多。不把钱投出去，就不会带回来更多的钱。

金钱有其自身的性格和脾气，它总是被那些理解它、善待它的人所深深吸引。不善待它，想留也留不住，金钱会从手里溜掉。所谓善待钱，不是把钱缝进被子里，埋入地底下，不是小气、吝啬，不是只往里面捞、不往外面掏，而是把钱当交换媒介去使用，把钱投入到正确的交换关系中。在这样的交换关系中，你投出得越多，得到的认可越多，换进来的就越多。具体地说，就是把钱用在提供能让他人收益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上。不把钱有效地用在为他人服务上，钱就会溜走。

金钱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是富含价值的结果。金钱是因果关系的产物，是交换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你交出别人认可的东西，才能换进你要的东西。你交出别人认可的服务，才能得到你要的佣金、分成。如果想要更大的结果，必须提供更大的原因。有了原因，必然有结果；具备了带来金钱的原因，自然会有金钱回报作为结果。在金融业与投资中，服务是原因，财富是结果。金融、投资，作为服务，意味着服务是金融与投资的落脚所在。没有服务，就没有金融与投资。所以，服务是投资作为事业的成功的关键。

投资作为金融业务的核心，其性质正是上面提到的服务。对职业投资者来说，投资就是服务客户，代表客户做出投资决定。对个体投资者而言，客户就是自己。投资者与客户之间是服务、交换、互惠关系。比如说，过去十年在中国开始盛行的共同基金，在美国叫互惠基金（mutualfund）。我觉得，互惠更能体现作为服务的投资。职业投资者的成功，取决于能帮助多少人投资成功；其获得，取决于能帮助多少人获得多少回报。如果越多的人渴望得到你的服务，你的财富之路就越宽。

金融行业有个特点，就是其产品里面包裹的多半是服务。基金经理人想要积累财富，就必须提供客户想要的产品与服务，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给他人带来足够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基金经理人不过是接受基民们小费的侍应生。巴菲特的成功本质上是为伯克夏（BerkshireHathawayCooperation）?的股东们提供服务的成功。

巴氏有卓越的服务意识。他不仅为股东赚取巨额财富，而且提供增值服务，每年写给股东的信，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是所有上市公司中最有特色的、最受欢迎的服务。在中国，人们不常把金融、投资与服务联系起来。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从事金融，很少人认为自己在从事金融服务。在人们的意识中，投资是单向的，就是从市场上赚别人钱。马老汉宁愿把钱埋在地下，也不愿意把钱投入服务、交换与互惠。在英美，金融业在行业划分中被称作金融服务业，属于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中国，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被简称为“三产”。它让人联想到下岗工人、老迈职工、早点铺、杂货店。在中国，我进了商店，店员问：你要买点什么？（有事求我？）在英美，我进了商店，店员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请给我一个为您服务的机会）。在中国，我付完款取货时，常常对店员说：谢谢！同样的场合，在英美，店员都对我说：谢谢！在中国，似乎从事服务是低人一等的事情，所以不把金融看作服务。

服务不仅具有金融的价值，还具有神圣的意涵。在基督教国家，人们把去教堂做礼拜称作服务（serve,service）。服务的神圣意涵并不限于基督教。在犹太教的概念中，为上帝服务与为他人服务是同一个词。在中国，人们对天赋与天命的概念很熟悉。上天赋予每个人特定的禀赋（天赋），上天也赋予一些人特定的使命（天命）。每个人的天赋并不属于自己，当然更不属于他人或组织。它们是属于上天的，是上天信托给你的，借贷给你的，是让你用这些天赋为他人服务，以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的。天赋不是无偿的，而是意味着对上天的义务，

要向上天交差、交账，服务也就从中产生。天赋意味着获得使命。天赋有其独特的个性，即你若不使用，或不去正当使用，上天就会收回这个天赋。天命也是，你不去完成上天的使命，上天就把这个使命派给他人。服务居于天赋与天命之间，而天赋通过服务指向天命。

我曾说过，终极的投资者是带着天赋被上天派来投资的。一个人用自己的天赋慷慨地为他人服务，上天就会安排好他该得到的回报。邓普顿爵士曾说过：一旦当我们懂得了自身所隐藏的巨大潜能，并把它用来服务于别人，生活给予我们的回报就是不可限量的。是“我能为您做什么”的态度，而不是“你能给我什么”的态度，带来了客户、业务和利润回报。如果你要想获得财富，你就努力帮助他人获得财富。这个对个体投资者也同样适用。如果你想从人世中获得什么，你就向人世间提供什么。同时，为他人提供服务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也是自己的能量得到释放、带来愉悦和实现自我的过程。

有意义的人生是通过服务他人来自我实现的人生。服务的存在，意味着这是一个短缺的世界，即便物质上不短缺，精神上也是短缺的；即便产品不短缺，服务也是短缺的。每个服务，都弥补了我们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短缺。上天给你天赋，世界给你机会，让你成为世界所需要的人。所以，人人都愿意与提供服务者交往，而不愿与一位索取服务者交往。

为他人服务，就是给希望投上一票。在给他人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了需缺。如果不想要更多的回报和业绩，基金经理人何必去给客户提供投资增值服务呢？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是给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投上一个信任票。用国人的话说，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因为苍天有眼。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服务业大于其他产业之和，在服务业，包含投资的金融服务业所占的比例最大！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耶稣说过：“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从君臣主仆到伙伴共和

搭档在投资中的地位

说到底，友谊是一个伙伴关系。

——亚里士多德

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基本的格局：平等的伙伴关系，上下的君臣关系。伙伴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共和国，在商业上是合伙制。君臣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君主与，在商业上是老板独大的公司。与资本、劳动、资源密集的商业活动不同，投资是个智慧密集的事业。世界上最稀缺的就是智慧。智慧的产生和迸发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环境稍有不适，智慧就会选择冬眠。在投资活动中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格局有助于智慧最大化呢？是君臣关系，还是伙伴关系？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尊重并彼此给对方充分自由的关系，因而最有助于智慧的迸发与活跃。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投资事业与君臣关系是很难相容的。然而中国几千年所留下的君臣观念却导致人们格外排斥伙伴关系。国人中有句广为流传的民谚：一山不容二虎。这个谚语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深。在中国的商界，跟在中国的政界一样，流行的观念从来都是一权独大。政界和商界的掌门人都笃信自己就是山中独大的老虎，而且一山绝对容不下第二只虎。即便是武大郎开店也不愿意聘用比自己个子高的。投资者群体是人类最自负的群体之一，而且他们常常真的有理由自负，认为自己不需要搭档。这种独大的心态，与投资的事业是很不相容的。

在我看来，投资是一个需要搭档、伙伴、合伙的事业。为什么？搭档、伙伴几乎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保守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每个人对自己的理解都是很有限的。跳芭蕾的人都知道，不凭借镜子，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动作，尤其看不见自己动作的缺陷。投资正是像芭蕾这样的精致艺术。而投资者的搭档正是自己的镜子，搭档之间相互为对方提供镜像。借助你的搭档，你更能看清自己，尤其能看清自己的短板。在伙伴关系与团队中，你看清自己，获得智慧，平等待人，得到尊重、帮助、鼓励与安慰。

说到投资事业中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能不提到巴菲特与芒格这对黄金搭档。1959年，巴菲特和芒格一见如故。在超过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巴菲特与芒格这对黄金组合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他们二人不仅是生意的搭档，而且是灵魂的伙伴。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说到底，友谊是一个伙伴关系。（Friendshipisessentiallyapartnership.）这种友谊和伙伴关系需要一些特殊的品德相伴随，其中包括平和的心态、彼此的信任、包容和理解，相互的适应、妥协与担待。而巴菲特与芒格正是这种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注脚。

我认为，好搭档的最大意义，在于他以说“不”为己任。在投资者的圈子更不例外。说“不”者是最宝贵的报警器与纠错者。只有“伟光正”先生才不需要说不者与纠错者。容不下说“不”的人，导致了无数企业与企业家、政党与政治家的失败。可见，搭档的作用，不仅在于说对，更在于说“不”。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选好伴侣；在投资中，最重要的是选对搭档。寻找自己中意的搭档应该遵循哪些标准？我认为，有两个标准，优秀的大脑与优秀的品行。两者缺一不可。对中国人而言，优秀的品行甚至更重要，中国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优秀的品质。

伙伴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二人之间的搭档。巴菲特与芒格之间不仅互为搭档，他们还置身于一个交错的伙伴关系网中。巴菲特的精神伙伴有他的师辈们如格雷厄姆、费舍尔、多德（DavidDodd）；他的同道伙伴有格雷厄姆与多德城的超级投资者们。巴菲特和芒格还把伯克夏集团中几十个分支机构的主要管理者都当作他们俩的伙伴，他们称这些人是他们的经理合伙人（managingpartners）。然而，巴菲特与芒格最大的伙伴群体是伯克夏的股东们。巴菲特与芒格视这些人为他们俩的股东合伙人（ownerpartners）。他们俩与上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这个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也交织成商业世界的复合共和（一种联邦的、多中心的、基于伙伴管理的秩序）。

在君臣关系下，公司是朕的，其他人都属臣民性质的员工。在伙伴关系的共和下，公司是全体股东的，而股东之间是伙伴关系。就上市公司而言，任何员工，甚至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股东，因而也会成为伙伴。巴菲特宣称，虽然他把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但是他是以合伙的心态来经营公司的。巴菲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强调股东的身份，而不是持股人的身份。他投资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股东，而不仅仅是成为持股人。他每收购一个公司，都要尽可能留任原有的管理层和股东作为合伙的伙伴。这种伙伴关系为伯克夏创造了极富魅力的工作环境，所以这些年来很少有高管离开伯克夏这个小小的复合共和国。

保守主义的鼻祖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他甚至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分别向过去与未来延伸的。如果君臣关系比伙伴关系有更多的优越性，那么世界上的君主制国家应该越来越多，共和制国家应该越来越少。而我们看到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共和越来越多，君主国越来越少。

伙伴关系是一种择优关系，君臣关系是一种择劣关系。伙伴关系激发各种优秀的品质，而君臣关系只能塑造愚忠或背叛。在伙伴关系中，合伙人通常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品行、能力同等优秀、甚至更优秀的搭档在一起共事，并相互充分信任。所谓“我只与我信任的、仰慕的、喜欢的人谈生意、做搭档”。在君臣关系中，以老大自居者动机上想选择能力强的贤臣，但现实中绝对不允许超过自己，结果越择越劣，就像历史上的那些王朝一样，最后崩盘。

投资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基于平等伙伴关系，而非上下君臣关系的事业。如果巴菲特是霸王老板，如果芒格是三孙子，是不会有伯克夏这个投资奇迹的。在投资界，合伙制是日益流行的组织形式。合伙制私募是国内最新的范例。在熟知了这个二人组的故事之后，中国应该有不少投资者羡慕巴菲特有那样一个好搭档，继而开始盘算如何找到自己的巴菲特或芒格。我推测，中国肯定会有更多投资者在寻找自己的芒格。相对而言，中国的巴菲特应该比芒格多，芒格更稀缺。

从投资到仁爱

慈善的三重境界

资助与支持思想和观念生产的慈善是最高境界的慈善。

——刘军宁

我对富人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多少资产，而是看他做不做慈善。不做慈善的人，再富也算不上是富人。慈善与富人有关联性，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同样，关于投资策略的文字可以不涉及慈善，但是，有关投资哲学的文字不能不涉及慈善，哲学是与智慧有关的。如果说聪明与智商有关的话，那么智慧则与道德有关。所以，谈投资哲学，作为对投资的道德智慧的研究，最终绕不开慈善这个话题。

在投资界，像在实业界一样，那些伟大的投资家像伟大的实业家一样，往往也是伟大的慈善家。这仅仅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对慈善的意义有着高度的共识。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传》（AndrewCarnegie）的作者曾风趣地说：“他致力于捐赠事业的努力程度很可能超过他致力于赚钱的时候。”伟大投资家邓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仁心行善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且，物质财富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

许多成就卓著的投资家和实业家，之所以热衷于慈善，有其背后的奥妙：行慈善者可以从乐善好施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与心理满足，甚至让自己有难得的特权感和操控感。也许是神的安排，他让慈善家的慷慨带来愉悦，甚至能产生一种崇高感。这样又反过来激发人们更加慷慨。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行善者计算的是自己的所得。在许多行善者的观念中，给别人行善，就是给自己行善。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内在的自我的奖赏，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敏锐的慈善家甚至时时提醒自己：“当行善的机会在拽我的袖子时，我们能发现吗？”

在外界看来，投资与慈善是方向相反的两件事：投资是往里赚，慈善是往外捐。很多人也认为，获取比施与重要，起码是只有先获取，然后才有可能施与。但是慈善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施与就是播种，获取就是收获；怎样播种，就有怎样的收获。播种产生一种持续的期待，收获只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这是所有的钓鱼爱好者都懂的道理。所以，播种比收获重要，施与比获取重要。前者决定后者。先有付出，才有收获。只要方法得当，播种得越多，收获得越多；付出得越多，回报得越多。就像价值投资一样，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在这种意义上，慈善活动是另一方式的投资活动，两者之间的原理完全一样。对投资者与慈善家来说，他们笃信，把自己的智慧与才干投入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产生红利。

慈善大体可能分为两种类型，三个层次。就两种类型而言，一种慈善是授人以鱼，比如向需要的人群馈赠衣食住医等生活与生存的急需品，就像给吃不起鱼的人送条鱼那样。这类慈善活动主要用来满足救济对象的眼前之需，慈善的内容主要是物质的福利。另一种慈善活动的是授人以渔。比如，慈善家赞助受助者接受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就像教会没有生存技能的人如何捕鱼那样。后一种的慈善虽然不能直接用于吃穿，但是能够帮助受助者在未来实现生活自立。这两种类型的慈善，虽然都很必要，也很有价值，但是却有高低之分。而且对它们之间的高低之分，古今中外没有分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犹太教里，最好的捐赠是促使接受捐赠的人独立自主。犹太教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认为，最高一级的施主是利用慈善以协助别人自立自强或协助他人获得技术或找到工作的施主。《纳尼亚传奇》（TheChroniclesofNarnia）的作者刘易斯（C.S.Lewis）在《四种爱》（TheFourLoves）中说，施与的正当目的是为了让接受者永远不再成为慈善的对象（Theproperaimofgivingistoputtherecipientsinastatewheretheynolongerneedourgifts.）。最大的慈善是让个人自立，让社会有个能保障自由与自立的制度。

跟投资一样，做慈善是一件智慧密集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投资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投资活动对智慧的要求极高。卡内基甚至认为：富有智慧的行善比赚钱更难。依据其智慧与精神的高度，人类的活动可以以此分为三层：第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是制造与生产思想和观念的活动；第二层是依据特定的思想来设计与建立政治制度的活动；第三层是受特定的思想与观念的影响所做出的日常社会行动。这三个层次与慈善活动的结合，也就形成了慈善活动的三个境界：一是资助与支持思想和观念生产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建立特定政治制度的慈善；三是资助与扶持特定救助行动的慈善。下面再看看，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投资家，他们分别从事上述哪些类型的慈善活动。

在第一个层次的慈善中，我找到了约翰·邓普顿先生。这位低调的投资家用他的大部分财富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约翰·邓普顿基金会（TheJohnTempleton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其宗旨中写道：“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对有关人类目的与终极现实的大问题的研究，鼓励与赞助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之间进行对话。”该基金会还设立了邓普顿奖，奖励那些以思想观念为事业的精神企业家（entrepreneursofthespirit）。奖金额与诺贝尔奖金相当，约110万英镑。2012年的获奖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探究新的精神信息，寻找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先知，预告对人类及其未来重大的事情，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对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

在第二个层次中我找到了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这位金融家所创办的慈善机构是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Foundation）。该基金会以推动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转型与民主制度建设著称，对苏联与东欧的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第三个层次中，我找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的投资家把他大部分财富捐给他的朋友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B&MGF或GatesFoundation）。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改进世界范围内的卫生状况，减少贫困，增加教育机会，帮助穷人接触信息技术等。毋庸讳言，我对这三个慈善机构的赞赏程度是由它们各自所处的层次决定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赞助思想的慈善高于一切其他慈善？因为人是观念驱动的动物。精神的繁荣，先于且高于物质的繁荣。没有思想、精神、观念的变革，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物质繁荣。一个人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甚至永不过时。这是多大的回报？

最高境界的慈善，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需要慈善家有更深的洞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恭谦。对伟大的投资家所要求的品格，也是对伟大的慈善家的要求：低调而不高调，恭谦而不倨傲，远见而不是短视，逆向而不是从众。况且，支持、发现和制造精神财富是一个很难出业绩而且饱有争议的领域，更难有轰动的媒体效应，即便有成就，其意义也很难被人们马上理解与认识。

思想与观念是有后果的。人类从好思想中获益，大于从任何产品与行动的获益；从恶思想中受害，也大于任何凶器与暴行。就短期的救急而言，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给病患者提供救治，给不能蔽体者提供衣物，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长远之计而言，慈善的真正意义在于丰富与改良那些能驱动人类进步、提升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

在中国，第三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已经数不胜数，但是第一和第二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还难见踪影。推动有关思想与精神、制度与体制的事业，是有智慧的投资者与慈善家的固有责任。期待中国投资界与实业界的慈善家展现出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