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张璁等人和夏言便开始了恶战，在他们看来，夏言想和他们争夺帝恩，乃是一件绝难容忍的事，必须把他打退才行，否则他们便不能完全赢得帝心了。他们以全力盯住了夏言，不拘他干什么，说什么，一定要予以围攻，一定要把他压到销声匿迹才罢。偏巧夏言却是个极敢斗的人，他独自一个，面对着许多比他官高势重的人的围攻，却无丝毫惧色，无论来者如何凶险刁恶，他都能以更高的气势予以回击，并最后打败他们。胜利似乎也看上了他，他虽然单枪匹马，却无往而不利，所有的对手，都败在他的手下。夏言自始便自认能文，至此更觉志得意满，认为自己的笔锋猛锐，竟是无坚不摧，无人可挡的。当然，他的文笔敏锐，自是战而能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环境有利，助成了他。自从他开始和张璁等人论战以来，从上至下都充满了称赏和鼓励，对他的胜利，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上是，嘉靖很快便对夏言的学识、才华和仪表，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对他很激赏，不但支持他的言论，在官阶上，也使他得到了迅速的晋升。依照朝中的惯例，夏言想入翰林院，实在是什么条件都没有，但嘉靖为了让他把郊礼制定成书，却破格把夏言任命为翰林院的侍读学士，兼理编修的事宜。侍读学士应有的任务之一，是要担任为天子进讲的工作，和皇帝常有单独相对的机会。这又使夏言在嘉靖的心目中增添了不少的好感。夏言仪表非凡，《明史》上说是：“眉目疏朗，美须髯，吐音洪畅，不操乡音。每进讲，帝必目瞩，欲大用之。”这些都是夏言从上面得来的优势，而且来得如此自然顺利，简直毫不费力。在下面，从四面八方向夏言投来的赞助，也是丝毫不用费力，一时便向他涌了过来，顿时便把他当成了英雄，跟着他一齐来唱和。这是因为，张璁等人在议礼之时实在伤人太过，一直总难为人所谅。议礼的得成，是由嘉靖以斥退、罢官、囚禁、廷杖等残暴手段，才支撑住了的。凡和议礼诸人相争的，都不免于得祸，很多人都是为了免祸才强忍了下来，其实在心里却仍很鄙视他们，并且认为，这帮贪鄙的小人，早晚要遭报应。他们自己虽然已不敢出面相争，但却总盼着，早晚会有一位英雄出来，一举而扫平了这帮逢君干禄的小人。这原是以幻想来自欺**而已，因他们实在想象不出，如何会闯出那么一个人来。如今竟忽然钻出来一个夏言，他的行动简直就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英雄，他独自一人和那些人相争，却一个一个都打败了他们，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种有如天外飞来的快事，如何不使那些受压已久的人引颈称快，纷纷向这位英雄来靠拢呢！这种靠拢也给夏言增添了不少声势，他独自为战时，虽也连连得胜，但胜得都有些吃力，而且声势也并不大。有了这些忽然而来，群聚在他周围摇旗呐喊的人，形势顿然改观，使他获胜越来越觉容易，而声势也越来越大，使得张璁等人，败得越来越快，已难于支持。最后，张璁认为他已无法与夏言相争，终于在嘉靖十四年（1535）自请致仕而去。

夏言是在张璁致仕的次年，即嘉靖十五年，得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的。那时留在内阁中的阁臣，只有翟銮和李时二人。那时的翟銮，讲名次倒是居于首辅的地位上，但是这个软弱得可怜的人，对于被夏言战败了的张璁，都一直退缩着，什么都不敢说，如今又碰上了把张璁都打败了的夏言，他自然更不敢再多说什么了。史称翟銮对于夏言是：“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这样，夏言在初入阁时，虽然并非首辅，实际上却又似与首辅无异。加之嘉靖又赐给了他一方镌文为“学博才优”的银章，可以用它来密封言事，以便他可以径直入奏，实际上，夏言更无异于首辅了。

虽然张璁已去，翟銮又不敢明争，但他们双方之间的暗斗，却一直没有停息。张璁和桂萼，他们以多年的经营接纳，已经立起门户，他们虽已都去，但门户尚存，仍留在门户中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尽力而为，和夏言相争。在夏言那一方面，人们是自己蜂拥而来，自然也结成了门户，在组成上，夏言虽然并没有用过什么力量，但他却很会指挥和调动这些人们，使门户的形成更见具体。这样，双方各自为谋，门户斗争之势实已形成。但这时毕竟还在门户之争的初期，门户之中，组织还很松散，不够坚密。它发展到更深的程度，还是到严嵩开始组织他的门户时，才达到的。

严嵩比夏言年长，入仕也要早得多，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的进士，比夏言中式要早四科。若论科名，严嵩也比夏言要高得多，夏言是中在三甲第三名的进士，考在他前面的，共有一甲三人，二甲一百一十五人，加上三甲的两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很多优越的机会，他都得不到了。严嵩却是二甲的第二名，通榜来算，只有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四个人中在他前面，因此他什么机会都不会丢掉。所有这些，都是严嵩比夏言占先的地方，依理他应该在夏言之前入阁，但是，严嵩却缺少夏言那样的机遇，才华和干练也远不及夏言，所以他之入阁在夏言之后很多，他入阁的机遇还是夏言替他安排下的。夏言想引进严嵩，因为他们乃是同乡。夏言是贵溪人，严嵩是分宜人，两地都在江西省内，而且相距不远。在门户逐渐形成的时候，同乡、同窗、同门、同年等，都是拉拢接纳的优越条件。夏言有意拉拢严嵩，除了同乡这一层外，严嵩最会做小服低，吹捧奉承，也是个被看中的原因之一。夏言自视极高，偏于喜爱柔顺的人，所以看上了严嵩。但是夏言最先并没有把严嵩引入阁内，只是把他先安排在部里，给他帮帮忙，做点下手活而已。严嵩的实际职务，只是个不管部务的礼部尚书，以修《宋史》为名，帮着做些内阁的杂事。严嵩受到夏言这样的援引，表面上总装出一副感恩戴德、诚惶诚恐的样子，具启或是进言时，甚至出之以跪读的方式，比一般的门下之士还要显得诚敬。夏言是很欢喜这一套的，竟误认为，严嵩真是那么感激涕零地感戴他。但夏言虽然欢喜这些，却又鄙视这些，他觉得这样的人真没出息！但是，他却没有看出，严嵩是忍下心性才这么做的，他时刻在想着报复，并且随时在寻找报复的机会和方法。

严嵩是用以柔克刚的方法，逐渐把夏言战胜了的。他在嘉靖面前特别做出恭敬小心，唯唯诺诺的样子，和夏言的那种豁达不拘，太过随便的样子作为对比使嘉靖更欢喜他。另外嘉靖的好道，也让严嵩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嘉靖的好道，也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早在他还是兴国的世子时，他对道书、方术等类便已很有兴趣，进京即位以后，由于成化、弘治间的积遗，内侍中学过些道术的人，还留有不少。嘉靖受了这些内侍的引诱，学道的兴趣更浓，那时宫中便常常有斋醮等类的事。当时的首辅杨廷和为此曾几次向嘉靖切谏，并请他应以梁武帝和宋徽宗为戒。那时嘉靖才即位不久，心里虽然不满，却仍以优诏嘉纳，并且也把在宫中所做的那些斋醮等事，干得更为慎秘了一些。后来议礼得成，杨廷和被削职为民，嘉靖的好道之心才又公然显现出来。他先命人到江西尤虎山去，把上清宫里的道士邵元节请进宫来，特封他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在真人之上竟加有十八个字的美徽，其诚敬之心可见。后来，邵元节又荐了个方士陶仲文入宫，此人以符水和除妖等类的法术使嘉靖更为入迷，把陶仲文也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这时嘉靖已经从潜心修炼，进而至于服食丹药，渴望成仙了。这种事，当然会有人不断进谏，但是进谏者常会受到重责。太仆寺卿杨最，便是因为谏止服食丹药而被廷杖，竟死在杖下的。这位皇帝，在嘉靖十八年（1539）时，已经是向道心切，倦于再问国事了。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婢杨金英谋弑未遂一事：杨金英想把已经入睡的嘉靖缢死，用绳带扣住了嘉靖的颈部，因为误结了死结，没能得手。在这件事后，嘉靖的向道之心更切，他索性退居西内，更少过问朝政，除去征伐诛杀等事以外，一切都由阁臣拟办，只要他们随时奏知就行了。嘉靖虔心向道，切望能与神仙心意互通，他认为最能和神意相通的，莫过于焚化“青词”。所谓青词，乃是用一种近乎赋体的骈文，把嘉靖心中的一些想法写出，再敬谨焚化，使得通向上天。这种青词的要求很高，既要能传达嘉靖一时所具的心意，还要辞藻华丽，声调铿锵，对仗工稳，韵律和谐。这些青词，最初大多都是出于阁臣之手，后来则又有人以能写青词而得入阁，被人称为“青词宰相”。因为嘉靖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忽然心有所思，或是神有所会，便要有人代他写成青词，而且刻不容缓，因此，很多的青词作手，都在西内的近处赐有直庐，使之可以随时传呼而至。最早以青词极受嘉靖称赏的人是夏言，他文思敏快，词句华美，传意细腻生动，每次都使嘉靖满意。不过，那时一切的朝政都要夏言来处理，他实在太忙，不能时常去找他。而且夏言对于此事还颇有微词，认为做这种事实在无益，不愿亲自动手，常把这事推给别人，颇使嘉靖为之不快。顾鼎臣是代替夏言撰写青词的诸人中，比较能让嘉靖满意的一个，他是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的状元，他写的青词，辞藻华丽有余，但在表达嘉靖向道的诚心，以及向神倾吐的各样复杂心情上，却远远赶不上夏言。严嵩在入阁前，也在西内被赐有直庐，他很想在这方面也能露上一手，但他的文才实在过于平庸，尽管他绞尽脑汁，耗足心力，写出来的青词也无法让嘉靖满意。严嵩毫无办法，只有在勤谨侍奉，尽力办好嘉靖交给他的各种杂事上尽心尽力，以救补他在文才上的欠缺。嘉靖自从避居在西苑的万春殿以来，为了表现自己的虔修，曾谕令诸臣，凡有事来谒，只许骑马，不得坐轿。诸臣自然都各凛遵，只有夏言却偏不肯，他认为，身为首辅而要骑马入见，实在有失体统，自始便不肯奉行，往来奏事，仍要坐他的腰舆。对这件事，嘉靖当然并不高兴，但因朝政主要靠他来办，也就不想深究。嘉靖还想让他的大臣们也带有一点道家的打扮，为此还特制了五顶沈水香冠，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个重臣，同时还配有一种香叶束发巾，让他们一并使用。严嵩对此自然奉命唯谨，每次入见，不仅冠带齐全，并且还在那冠上笼以轻纱，以示虔敬。夏言对此却很不屑，他认为这些并非法服，大臣如何可以随便用，因此受赐以后，从来没有用过。夏言和严嵩，在行为上不同若此，使嘉靖越来越喜爱严嵩，对于夏言，则已有些将要达到难于忍耐的程度了。这些严嵩看得分明，觉得可以更进一步向夏言下手了。严嵩首先在暗中勾结上了方士陶仲文，要他得空便向嘉靖进言，尽量来诋毁夏言；他自己也在嘉靖面前常常故意要惹夏言发怒，由着他任意斥责自己，让嘉靖看到，他是如何在受夏言的气。一次正值夏言未在，嘉靖忽然说到他与夏言之间的关系，严嵩认为时机已至，便伏地叩头，放声痛哭，把他日常积聚的，夏言的诸般罪状，都一一向嘉靖倾诉。严嵩还说，夏言待人极为凶狠，便是要人怕他，不敢说到他的一些什么。严嵩的话，正好对了嘉靖的心事，因为嘉靖早也感到夏言太跋扈了。此后不久，正赶上了日食，嘉靖便以日食为由，下了一道手诏说：“日食过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职闲住。”以一个当国的首辅，忽然被落职闲住，什么职衔都没有了，这处分实在很重，而且令人脸上无光。

严嵩是在夏言落职后才入阁的，那时的阁中只有翟銮一人，这翟銮入阁已有多年，然而很多时候，他都是名为首辅，实若下僚，什么也不敢说，什么也不敢定，总是跟在人们的后面。但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连张璁、夏言那样的人都能容得下他，轮到严嵩与他同在的时候，却容不下他了。没过多久，严嵩终于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把翟銮赶出了内阁，还使他受到了削籍的处分。

严嵩一向便是以善于行贿受贿而知名于时的，在他入阁以前，御史们参劾贪污的大臣，他就常常名列首位，入阁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连翟銮这么个人都要赶走，便是因为，即使像翟銮那样，也还是碍事。那时的嘉靖，问道之心更切，对朝政也更少过问，几乎把朝中的事都交给了严嵩。嘉靖所居住的西内的万春殿，除了几个专为他做青词的“青词宰相”以外，只有严嵩可以经常入见。这样，更使严嵩可以任性而为，恣意夺取。翟銮去后不久，虽然又有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二人相继入阁，但是他们也被严嵩压得抬不起头来，什么都干不了。但即便如此，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张璧因在那时去世，才告无事，许赞却又被严嵩构陷，得了个革职闲住的处分。

这一向，嘉靖虽说更不问事，但他对于严嵩的专横贪渎，还是有些察觉，他感到，严嵩的专横已远有过于夏言，而其办事的才能却又不及夏言远甚。并且他已经觉出，自己对夏言的处分，实在也太重了。为了调整，嘉靖在张璧去世，内阁乏人之际，决定把夏言召回，朝政仍由他来主理。于是嘉靖恢复了夏言的少师宫衔，并恢复了他的所有官阶，派人去到贵溪，把夏言重又召回京中。那时严嵩还没能得到少师那样的宫衔，嘉靖为了让他能与夏言取平，便也以少师之衔加之。他所以要这样做，一是严嵩忽从首辅而退居次辅，加以宫衔，也是对他的一种抚慰。另外则是做给夏言看的，让他知道，此番又要让他当国，并不是严嵩的帝眷已失，实际上，他的帝眷仍在，不可加以欺压。

夏言前番遭了严嵩的暗算，受到了落职闲住的处分，早把严嵩恨之入骨，只想能有个报仇的机会才好。如今重被召回，正是痛雪前仇的时候，他如何肯轻易放过。依照内阁惯例，夏言重入内阁，依然应位居首辅，严嵩又得退为次辅，一切都要听候他的吩咐。夏言一贯是盛气凌人，此番意在报复，自然更要变本加厉。他在阁中，简直把严嵩视如无物，什么事都不容他稍赞一词。每当严嵩受命拟稿，拿来请夏言过目时，常被当众羞辱，把他拟就的稿子涂改得一塌糊涂。有时还要把稿子掷还给他，说是不通，要他重做。夏言更重大的报复，是用在严嵩所安置的那些私人身上，严嵩在夏言去后，在各处都安置下了一些心腹，夏言对这些人干得毫不容情，很快就已把他们驱除干净。有些人不只是被驱除、罢官，甚至还要被投进狱中，予以严办。严嵩原就极怕夏言，如今虽然受辱至此，仍然只是赔笑承受，不敢稍有异议。但他是笑在脸上，恨在心里，暗中却又在不断盘算，要怎么样才能把夏言重又搞垮，而且一定要把他置之死地，免得他以后又会卷土重来。严嵩低眉顺目地在内阁中忍耐着，并且日夜不停地在寻求机会。终于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在复套这件事上，他算是找到了机会。

原来河套一带由于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个产粮的地方，漠南一带的人，一向便自认为，那里就是他们的粮仓。早在明初，散居在塞外的一些蒙古部落，每到秋收之际，便常集众入侵，掠夺粮物。这种事一向便被称为“套患”，对入侵者，则被称为“套寇”。那时正在任职为陕西总督的是曾铣，此人极富谋略，曾多次打败套寇，受到褒奖。为了根除套患，曾铣后来拟有复套之议，认为如能给他增些兵、饷，操练三年，便可收复河套、永除套患。曾铣递上此议，正值夏言重又入阁，很想做出些惊人之事的时候，曾铣的复套之议，正好对上了他的心思，于是欣然保荐，并极赞曾铣，说是疆臣谋国之忠，更无人可与曾铣为比。嘉靖很为夏言的褒词所动，也不断命夏言拟旨，倍加夸赞曾铣。但是，从表面上看来，嘉靖似乎深为复套之议所动，其实却并不然，最初不过是挑起了他的一些好大喜功的念头，所以连连传旨奖誉。但在他的心里，却总怀有一些怕意。他一怕挑起边衅，战事蔓延，徒劳无功，会惹起人们的非笑；还更怕战争如果失败，祸国殃民，会成为嘉靖年代不可磨灭的耻辱。他很后悔，真不该多次命夏言拟旨褒奖曾铣，如今竟是授人以柄，想退也退不成了。嘉靖最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不知不觉间，竟被夏言和曾铣给弄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不觉对这两个人憎恨起来。嘉靖的这份有苦难言的烦恼，被严嵩在旁看得很清，他暗加盘算，觉得这正是个空子，完全可以利用嘉靖的惯于护短、怕羞的弱点，把他引到用杀人灭口来保全自己面子的这条路上来。严嵩谋算已定，于是每逢独对的时候，便做出谋国忧民的样子，苦劝嘉靖千万不可轻启边衅，昔年也先入侵，土木堡之事，正可用为殷鉴。那时严嵩早已经营起了自己的门户，所以除了他自己常这么说以外，还在外发动了属下的言官，在内又嗾使相熟的内监，一齐向嘉靖展开了攻势，他们纷纷以兵力不足，财源不畅为言，劝嘉靖务要三思。这些人把嘉靖扰得又恨又怕，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他下诏要辅臣们就此事详议时，心有所思，竟写出了这么几句：“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涂炭何。”他这个手诏，连连兴问，意存诘责，最后“一铣何足言”一句，更透露出无限的杀机。这一道严厉的手诏，使廷臣们都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再说什么，连支持曾铣的夏言，也给吓得不敢多说，只有叩请嘉靖出以圣断了。嘉靖此时也拿不出什么主张，他沉思有顷，竟叫人把他的手诏刊出，要让群臣尽阅，然后再予公议。以这种做法，再加上那手诏的口气，意思已经极为明显，至此，与议诸臣中，就是以前曾经竭力赞成复套的人，也都改过口来，说是“衅不可开，套不必复”了。嘉靖有了众议作为依据，这才命人去将曾铣逮进京中问罪，同时也夺去了夏言的一些官阶，命他只以尚书致仕。

套事经过这样一办，嘉靖觉得已是了无痕迹，可以悄悄算了。但是严嵩的感觉却大为不同。他总觉得，夏言虽去，却未根除，实在令人不安，他很怕，不知何时，夏言又会东山再起。严嵩分别发动他的党羽，让他们再向夏言和曾铣发起猛攻，并且予以诬陷。他们说，曾铣是通过夏言的继妻苏氏之父苏纲，和夏言勾搭上的，夏言曾多次为曾铣虚报战功，隐败为胜，骗取到无数的粮饷，都入了他们的私囊。嘉靖在初了套事时，原本就觉得，在这件事里，总有些不够妥帖的去处。事后细想，在这件事上，他也许会有什么把柄落在夏、曾二人的手上。为此他很担心，生怕夏言把什么流露出去，那可就不好了。严嵩所发动的奏论夏、曾二人的猛攻，使嘉靖很高兴，他觉得夏、曾二人有了这么多的罪状，已经是坐死而有余，把他们处死，不会有人多说什么了。这样，嘉靖便先将曾铣处死，然后又把夏言追回，把他也给杀了。

严嵩终于斗倒了夏言，把他送上了西市，这件事使通朝极为震动，而严嵩的声威也为之大增，很多人纷纷争着向他投效，他的门户又扩张了不少。那时嘉靖更是加意焚修，朝中诸事都由严嵩来办，使他更能大作威福，真已经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气势。然而，即使已经到了这种境地，严嵩仍然很感不安，常常觉得，在他的周围危机四伏，不知何时，便会变生祸发。因为他看得清楚，投来趋奉他的人，虽然日多一日，但这都是些贪鄙自私的人，他们要来投靠他，无非是想趋炎附势，为自己捞些好处，到了紧要关头，这些人是不会有什么用的。而那些挺立人间屹立有为之士，却不肯投入他的门下，并且还以受知于他为耻。在这些人里，还有不少人是不怕祸事，随时随地都敢和他以及他的门下人等，以死相拼的人。严嵩对这些人，最恨也最怕，他运用势力，设法诬陷，除掉了不少。但是这些人的来势却不间断，他们蜂拥而来，即使尽力予以打击，也阻不住他们的来势，反倒使这些人为了互相救护和抵抗，竟至团结一致，结成了门户。当时，这两个门户分别称为清流和浊流，彼此斗争不已，被人称为清浊之争。

严嵩继夏言之后，身为首辅，一共竟达15年之久。在这15年里，严嵩网罗起了许多和他一样贪婪好货的党羽，其中最著名的有赵文华、鄢懋卿等人。他们都已身踞高位，不但帮严嵩干了不少贪赃枉法的坏事，还尽心作为严嵩的打手，替他谋害了很多敢于以他们的罪行入奏，或是想要揭发他们的诸般罪行的人。然而他们的人虽然有那么多，防范得又那么严，却仍不能阻断那股想要奏论他们的汹涌浪潮，最终是入仕未久的御史邹应龙奏倒了他们。邹应龙是劾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不孝，在母丧中恣为**乐，使严世蕃锒铛入狱，劾倒了严世蕃，去掉了严嵩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揭开了严嵩垮台的序幕。

严嵩的彻底垮台，是在他遇到了为人精巧，深知严嵩何以能历劾不倒之缘故的徐阶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严嵩终被徐阶劾倒，但是由他而加甚的那种各立门户、彼此相互攻讦的风气，却是已经形成，一时无法抑止了。

(1) 《明史·翟銮传》：“銮初入阁，一清、谢迁辅政，既而孚敬与桂萼入，銮皆谨事之。……其后李时、方献夫入，位皆居銮上，銮亦无所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