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有名的“三杨”，是威信很高的高级领导干部，可是他们的子女却不怎么样，受到很多议论。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在台上也算威信比较高了，他的子女却很差劲儿，把他老子的一世令名都给毁了，倘若不是张居正的得力保护，估计徐阶很可能和他的对手严嵩一样，毁在坑爹的“官二代”手里。

张居正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很严格。应该说，他的儿子们遵守了“家法”，比较低调、规矩，不像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那样在官场呼风唤雨、骄横贪婪，也不像徐阶的儿子那样在家乡欺男霸女、横行不法。

既然如此，时人沈德符为什么还说张居正“多男子多后顾累之”呢？

这就不能不说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了。他不准自己的儿子们利用权势牟取私利，但是，他却主动为自己的子孙牟取具有长远保障的利益：帮助他们走“正途”，获取功名，为他们今后就业、发展打好深厚基础。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科举制度毕竟和现在的高考制度有很大不同，举人、进士的录取和大学招生也是两回事。高级领导干部要想把自己的儿子顺利“招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啊！

科举制度发展到大明，已相当完善，有人称“我朝令甲，科场最严，当事者咸矢公矢慎，毋敢受私托而徇权要，二百年来，毫无弊窦”。特别是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就是他第一次赴京会试落第那一年，上层人物搞猫儿腻闹出了一场弊案，受到严厉查处，让高级领导干部胆战心惊。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会试主考官进到考场即病故，副主考官江汝壁主持考试事。他受首相翟銮之托，串通考官沈坤等人，徇私舞弊，录取了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孝、翟汝俭。经殿试，翟汝孝位列一甲第三名。

结果一公布，几位“议员”交章弹劾主考官江汝壁等人朋私通贿，大坏制科，并追论翟氏兄弟去年一起通过乡试，今年又一起通过会试，大有蹊跷。嘉靖皇帝当即下令成立调查组进行彻查，并先行将会试主持人江汝璧，乡试主持人秦鸣夏、浦应麒“双规”——下镇抚司逮问。

经查，乡试时，正副主考秦鸣夏、浦应麒为讨好首相翟銮而录其二子；会试时，副主考江汝壁等又有意把翟氏兄弟及其受业师崔奇勋、翟汝俭的同学兼亲家焦清等四人的座位安排在一起；考官欧阳曾为翟氏兄弟的老师，佯作避嫌，不阅他们的试卷，暗地里却帮忙辨认字迹。考官中，彭凤录取翟氏兄弟及崔奇勋，沈坤录取陆炜，高节录取江一中。此外，高节通过校尉张岳受贿五百两银，录取彭谦。

调查报告报上去后，嘉靖皇帝震怒，将首相翟銮及其二子、崔奇勋、焦清、彭凤、欧阳开除公职——削职为民，永不叙用。主持会试的江汝壁及主持乡试的秦鸣夏、浦应麒无受贿情节，撤职，各杖六十。阅卷官沈坤及陆炜、江一中未见贿赂罪行，情节较轻，留用供职。阅卷官高节、张岳二人有受贿情节，发配充军。负责会试纠察的监察御史王珩、沈越失职，各降一级，调任地方官。

此案震动很大，高级领导干部们想都不敢想钻空子、作弊的事了。深得嘉靖皇帝信任的首相严嵩，虽然常常对自己的子孙没有一个在科考中得中而遗憾，但也不敢有作弊的想法。

这个案件，是张居正参加会试时发生的，他一定记忆犹新。不管别人敢不敢，反正他敢。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他一方面敦促儿子们不要分心，要埋头读书；另一方面，一直在谋划着如何确保他们能够金榜题名，并且一举站在官场起跑线的最前端。

中国人好像有一种心理，办什么大点儿的事，不把“关系”先建立好，心里就不踏实。孩子考学，先不管成绩能不能上好学校，有能耐的爹妈就开始“活动”，招呼先打好，保证万无一失。

国家的掌舵人也这样，张居正在儿子们考试时，也是先打招呼的。

那时候，没有迁户口一说，张居正的儿子籍贯是湖广，就只能在湖广参加考试。乡试的时候，负责监湖广乡试的“议员”向程明知张居正的儿子是考生，一点儿也没有通融，结果张居正的儿子没有被录取。张居正又急又气，这种干部不明明白白打招呼他就不知道领导意图，还能用吗？大概有这样的传言吧，向程听到了，吓得要命。估计他没有做手脚录取张居正的儿子，不是因为他多正派多坚持原则，而是胆子小，不敢作弊。现在听说领导生气了，胆小怕事的向程“恐惧无措”，思来想去，就花钱消灾，赶紧凑了重金登门求见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老爷子。张老爷子做得很绝，钱倒是收下了，转脸上缴礼金给当地政府了，向程“惊怖成疾，不愈月而身死”。

张居正也吸取了教训。毕竟科举考试作弊的风险太大，没有领导亲自打招呼并许以足够的回报，看来不会有人主动去替领导干的。所以到了下一科乡试，事先向有关官员打了招呼，向负责监试的御史舒鰲许诺，事成之后，提拔为小九卿；向湖广布政使施尧臣许诺的回报也很丰厚——提拔为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巡抚职务。

效果不错，参加乡试的两个儿子被录取了。

乡试毕竟是一个省内的竞争，会试就不同了，三年一度，全国考生争那三百来个名额，何等激烈？天子脚下，众目睽睽，殷鉴不远，惊心动魄，做手脚何等困难？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比较谨慎。他的长子张敬修在他执政的第三个年头参加会试，这件事张居正很重视，他早早就做了些铺垫：他暗示主管文教的礼部部长陆树声，待春闱结束，就启动程序，为内阁添人。

陆树声明白了，张居正是以许诺他入阁为交换，让他的长子敬修在此次春闱中登第。陆树声这个人名望一直很高，他很看重这一点，思来想去，科考作弊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干，不要说他不能干，只要是在他任部长期间发生这样的事，他都认为对自己的名声有污，所以他决定回避，三番五次打报告请求辞职，张居正挽留不住，也只好同意了。这样一来打乱了张居正的计划，仓促之间，也不好再采取什么措施了，结果张敬修落第了。

得到长子落第的消息，张居正恼羞成怒，看来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等到下一科——丁丑科考试的时候，张居正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先请有名望的考生与他的儿子一起读书、复习，把自己的儿子置身于最有实力的考生之列，这样几个人一起中进士就很自然了。有一个后来很有名气现在还是小年轻的叫汤显祖的人，秘密接到了张府的请托。汤显祖这个人很率直，说他不屑“为私门蔓桃李”，很坚决地拒绝了。有一位叫沈懋学的人则接受了，这个人成为丁丑科状元，但是半年后因为反对张居正不回家奔丧而辞职了。

顺便说说，大体上受到此事的影响，汤显祖好多年没有中进士。倘若他受宠若惊接受张居正的请托，或许他这一年就中高魁了，而且仕途会比较顺，以后会不会有东方莎士比亚还是个疑问呢！

科考请托的事虽然极机密，可是不少人还是知道了。涉及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事，尤其是丑闻，传得挺快，以至于远在海南老家闲待着的海瑞也听到了，他忍不住给内阁的“二把手”、以理应当主持此科考试的吕调阳写信，提出警告说：“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偱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亮之。”

就是说，万历五年丁丑科会试，在还没有开场前，舆论已经沸沸扬扬了，都说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两个儿子敬修、嗣修要参加考试，他老子要作弊。

议论归议论，也没有谁敢站出来说要监督此事。

到了这个年头，张居正已经牢牢掌控着一切，他想做的事，别人是阻止不了的。尽管到处风言风语，小道消息满天飞，他照样实施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在判卷时作弊，确保进士及第，具体措施是“先将字眼密授考官，许以美转，岂惟莫敢抗违，争以得卷为幸”。科举考试主要内容是作文，判卷考官自由裁量权余地较大。当时实行密封等措施防止作弊，但是张公子的考卷做了手脚——“监试官又加以誊朱，分别式样，以拟主司圈点批评。”考官批、评卷子时关照张公子的就有好位置等着，迫于权势的压力和官位的**，考官们竟然祈祷自己能够正好赶上判张家两位公子的考卷呢！

高压政治的结果是官场软骨病大流行！这要在过去，早就有人站出来公开弹劾了，可此时当事人却盼着能够有幸参与作弊呢！

当然，也有不理会这一套的，考官沈一贯碰巧判的是嗣修的卷子，他假装不知道，秉公判卷，把嗣修考卷中病赘句子故意画出。主持考试的有关领导很关心，查得沈一贯判的卷子是嗣修的，偷偷告诉沈说，还是那个什么点好，沈一贯硬是没有理会。

不贯彻领导意图的沈一贯此时的职务是翰林院编修、经筵的日讲官，因为这件事，再加上他在给皇帝讲课时说过一些话让张居正感到不舒服，比如说什么“托孤寄命，必忠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总己以听。苟非其人，不若躬亲听览之为孝也”。这些话在张居正听来就有些暗讽的意味了，所以他对沈一贯很看不惯，在张居正执政时代，沈一贯一直没有升迁。张居正去世后他就时来运转了，入阁拜相，还当过首相，是与东林党搞政治斗争的浙党领袖。

这次张居正是有充分准备的，志在必得，个别考官不配合，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两位公子同时中进士。

第二步，在最后关头玩儿强硬，确保名次靠前。在张居正的计划中，是要把次子张嗣修列为一甲的。因为自己的儿子参加考试，此次春闱的一切事务，张居正均回避，但是他时刻关心着每一步进展。关乎排名的殿试阅卷，本来应该是内阁“二把手”吕调阳负责，他请病假不出，就由“三把手”张四维主持。张居正以为，张四维是他亲手提拔的，应该领会他的意图。可是张居正得到报告说，张四维拟定的序次是：状元宋某，榜眼陆某，探花沈懋学，他的次子嗣修被排在二甲第一名，大排序是第四名。按此排序，卷子都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进入读卷程序了：皇帝在中极殿听大臣按拟定的顺序分别朗读前几名考生的文章，以最后确定一甲人选。

张居正心里有数，皇帝听读文章，那只是程序，最后的结果就是拟定的排序。他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当万历皇帝听完拟定的第一名宋某的卷子，正在听读陆某的卷子时，太监冯保突然发话：“免读！”

众人吃惊不小，但是都不敢说话。应该是冯保附耳向皇帝报告了为什么打断他的原因，万历皇帝接受了他的解释，这场重大而庄严的国务活动，就此草草收场了。

这时候，应该是冯保亲自动手，把沈懋学、张嗣修的卷子，压在宋、陆的卷子上面，摆放到了御案上。经过万历皇帝钦点：状元沈懋学，榜眼张嗣修！而原来拟定的状元、榜眼宋和陆则到了二甲。

事后，张居正很是不高兴地对他的“组织部长”张瀚说：“蒲州（张四维）吾所引用，何吝于一甲，不以卑吾子耶？！”

就这样，张居正的两个儿子不仅都如愿以偿进士及第，而且次子嗣修一甲第二名，即俗称的榜眼！直接授官翰林院，成为“储相”！长子敬修则被分配到礼部担任处长职务。

一门两进士，这是何等风光的大喜事啊！

当然，广大干部群众心知肚明，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两个公子能够进士及第，靠的并不全是他们自己的本事，而是老子的权势。倘若是其他时候，这样大的科场弊案，早就闹得天翻地覆了，最轻的处理也应该是：张居正开除公职，永远不能再用，两个儿子除名并永远不得参加科考。

但是，张居正驾驭局势的能力超乎寻常，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话，只能徒叹奈何！按照时人的话说，海内人士也只能暗自“愤叹”而已！

有权者可以不守规矩正是人治国家的痼疾。有权者之所以敢不守规矩，在于他不需要担心承担后果，而且谁敢对他们的不守规矩提出异议，专政机器就会运转起来，提出异议者反而成为国家的罪人。

高压政治一旦让大家认识到不服气也没有地方可以说理，说了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还可能累加问题，同时自己还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缄默甚至内心愤怒表面上表态服从、拥护就成为了常态。

有此前例，张居正就更无所顾忌了。下一科，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的三子懋修参加会试，这次更直接，索性请了枪手代写。结果，懋修竟然中了状元，而枪手被提拔为礼部副部长作为酬谢。

连续两科，张居正的三个儿子的前程问题都解决了。他的第四个儿子可能学习一般化吧，直接走恩荫的渠道，授了武职，到下一科，就应该轮到五儿子张允修了。

可惜，没有等到开考的那一年，张居正就去世了。当时就有人写了一首诗，流传全国：

状元榜眼尽归张，

岂是文星照楚乡。

若是相公身不死，

五官必定探花郎！

足见张居正利用职权科考作弊是公开的秘密。

虽然高压之下，干部群众对此无可奈何，但是对他的儿子们就不那么客气了。他的儿子中进士，入翰林院以后，每次出门，老百姓就在背后指指点点，还有的写传单，编顺口溜，贴在张居正家的大门上。

可以说，张居正以权谋私到了受人唾弃的地步了。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掌握权力，对此没有清醒认识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应该说，张居正也很清楚，总有一天权力会从他手中转移出去的，但是他从反面因应了，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先为子孙安排好以后的出路。

张居正本来以为自己大权在握，没有人敢对他说三道四，完全可以做点儿手脚，通过科举这个正途，把子女的后顾之忧一举解决掉，以保证他们永享功名利禄，可是，高压只能表面掩盖矛盾，并酝酿潜在的危机。等张居正一死，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揭盖子了，正如时人所说：“言官追论其事，嗣修、懋修俱革职遣戍，敬修畏罪自缢，曩时荣盛化为乌有。乃知抡材大典，断不可任私意通关节，即侥幸而获，必不能永享。”

或许，惑于权力迷途的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生前费尽心机为子孙谋，以为是把他们置于起跑线的制高点，放进了功名利禄的保险箱，殊不知，他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们架到了火炉上，他手中的权力之火一熄灭，火炉中的火就燃烧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