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形势好转，“立三路线”抬头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要主持，李立三协助。1929年，李立三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作为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从1929年到1930年，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两年的休整，中国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在中心城市的力量也得到了恢复。同时，国内新军阀混战激烈，国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蔓延开来，国内外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都有较大发展。

虽然国内外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国内反动力量仍然占据压倒的优势，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也没有崩溃，没有形成世界范围的革命。

但是，此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头脑发热，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有关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和赤色工会问题。

周恩来走后，李立三独揽大权，“左”倾思想迅速膨胀。4月、5月，李立三在《红旗》和《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新的革命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左”倾观点。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势必掀动世界革命的爆发。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基于这些错误认识，李立三提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口号，并决定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责令武汉、南京举行大暴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全国举行总暴动，并准备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李立三推行上述“左”倾路线，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先后丢失了洪湖及右江等革命根据地。

二、王明反对“立三路线”，遭到“立三中央”留党察看处分

1904年出生的王明，比1899年出生的李立三小5岁。虽然只小5岁，但与李立三的党内地位相差悬殊。

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和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秋，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赏识。1929年王明回国，先任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

李立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下发前，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李立三对中国革命所持的盲目乐观态度很不满意，反对下发这个决议，但李立三和向忠发强硬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这个决议，谁就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

李立三、向忠发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发生争执，身为中央宣传部秘书的王明，坚决地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一边，反起了自己的领导——高高在上的李立三。

还在决议案形成之前，王明找到留苏学生博古（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三人立即找来李立三文章进行研究，得出了和王明一致的意见。此后，王明等四人一方面频繁给莫斯科写信，向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自己的老师米夫状告李立三，一方面起而反对立三路线。

1930年6月8日，决议案通过的前三天，王稼祥致信米夫，指责李立三等对国内外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认识不足，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战争没有正确的认识，领导人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没有给予纠正。

6月11日决议案通过后，24日王明写信给米夫，说党内有四名右倾分子和派别分子，他们已经全面开展运动。

7月9日，立三中央召开会议，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王明抢先发难，说李立三所言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爆发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也是错误的。王明之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当宣传部秘书潘问友站起来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时，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

王明、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相互呼应反对李立三，李立三立即感到这四人可能结成了“小组织”。

李立三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何子述首先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王明却强硬表示：可以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将保留自己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

随后，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等人谈话，要求四人限期发表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否则开除党籍。

王明不服输，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看出事态严重，主张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随后，王明等四人被调离机关，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子述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1930年7月22日，王明和王稼祥联合写信给米夫，通报立三中央工作情况，指责李立三与从苏联回来的人为敌，李立三甚至藐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指责立三中央犯了右倾错误。24日，王明单独致信米夫，声称立三中央已经对他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承认错误，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开除党籍。8月1日，王明又致信米夫，声称立三中央到处都在开展反对“莫斯科派”的运动。在上述信中，王明等都提出改组立三中央的要求。

立三中央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的所谓“反立三路线”，只是在中国革命的能否引起世界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武装保护苏联的关系这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进行无聊的争执和辩论。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爆发掀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苏联人民投入到世界革命战争中，促使中国革命伴随着世界革命的胜利而胜利。王明并不是认为立三路线左了，而是指责立三路线右了。所以，王明的思想和李立三一样，也是左的，两人仅仅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异。这也是王明上台后实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策的内在原因。另外，王明纠集在苏联学习的同学，一起进行所谓的“反立三路线”，是明显的宗派行为。

三、“钦差大臣”米夫来华，“反立三路线英雄”王明抬头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急剧发展，超出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1931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指令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结束立三路线。

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后，于1931年9月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向忠发、李立三等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会议同意李立三的检讨，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策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错误”，并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会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0月，共产国际给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强调李立三执行的路线是反马列主义、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信从莫斯科发出之前，中国留苏学生沈泽民、夏曦等就通过米夫获知了信的基本内容，10月下旬，他们回国后，按照米夫的授意，首先知会了米夫的得意学生王明。

王明得知信的内容后，立即纠集新老莫斯科留学学生，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批判六届三中全会继续了“立三路线”，要求撤销向忠发、李立三给他们的处分。在米夫的遥控指挥下，王明向瞿秋白发难，扬言瞿秋白不能主持中央工作，要求政治局改变成分，由从苏联来的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来充实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在王明的挑动下，许多对“立三路线”不满的干部，纷纷谴责“立三路线”，否定六届三中全会，要求改组政治局。

就在这时，12月上旬，米夫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六届三中全会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是很不彻底的。与六届二中全会相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补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外，政治局正式成员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向忠发、李立三、项英三人，也没有得到惩处。米夫来华之前，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时，许多人为王明鸣不平：“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犯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金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中国党却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米夫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潜来上海，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米夫来到上海，首先单独召见王明，了解情况并面授机宜。然后，12月14日，米夫与瞿秋白等中央政治局成员会面，要求大力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干部”到高级领导岗位上来。

在米夫的干预下，12月16日，中央通过并发出了关于撤销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承认过去对上述四位同志的处分是错误的。这样，一夜之间，王明摇身一变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并戴上了“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身价陡然上升。同时，为给王明登上高位创造条件，米夫向中央政治局施加压力，于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江苏省委代书记，并增补王明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12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全体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商改组中央政治局问题。远东局正式通知中央：尽快召开扩大的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央委员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关于改组政治局问题，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恩来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1人，多数是留苏学生。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王明谦逊地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所以“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原先死命反对王明并力主处分王明等人的向忠发，却明确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于是，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基层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

四、六届四中全会，罗章龙折戟，王明登上政治舞台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37名代表中，包括王明在内的15人不是中央委员，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40%。米夫出席了会议。

会上，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米夫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作结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艾伯特秉承米夫的意志，希望通过选举，把王明推上中央政治局常委高位，以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但在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