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生日。新中国成立后，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他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汪东兴和操办了寿宴，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４0多人。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觉得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绝不是批评李富春的。

宴席共分三桌，坐在按品字形摆的三张桌子上方那张的首席。以前一些宴会，、、周恩来等通常坐在一起，这次特意把钱学森、陈永贵、董家耕、邢燕子安排和自己一桌，左边陈永贵，右边董家耕，陈、董旁边是钱学森、邢燕子，不是劳动模范就是科学家。这桌还坐了陶铸、罗瑞卿、谢富治、汪东兴和曾志。而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包括，被分别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宴会一开始，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接着他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点着烟后继续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和同桌吃饭的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也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薄一波也回忆道：“席间鸦雀无声。”

散席后，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第二天，即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主持。根据的意见负责起草会议纪要的陈伯达，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在纪要中要把“四清”运动的性质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陈伯达解释完，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28日，陈伯达起草的那个主旨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会议纪要，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题，作为中央文件印发。由于它的内容共十七条，因此被称为《十七条》。

同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主持，并带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书到会。会上，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接着再次提出了运动的性质问题，在说明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之后，还说我们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在会议快结束时，拿出了那两本书，发表了一番措辞十分严厉的讲话：“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

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对谁讲的。原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在讲话时插话，由于没有意识到准备讲的话比较长，只讲了个开头就被打断了。这两件事使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一天，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完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立即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再次指责前一阶段“四清”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

整个会议期间，同的分歧，引起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接受了这些意见，会后主动找谈话，作了自我批评。其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作了汇报。对似乎有所原谅，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会后，根据的意见，对于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在《十七条》的基础上，增加到二十三条。

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纪要。同一天，这个纪要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为题，下发全党。因为这个纪要共二十三条，所以运动中即把这个文件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求尽快解脱他们，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二十三条》强调“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提出“走资派”有的在幕前，也有幕后的；支持“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也有上面的，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

如果把《二十三条》同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此时对已经不信任了。后来，多次谈到在《二十三条》问题上同的分歧，说那是“打倒”的起点。1966年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联系了“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把它作为的一大罪状。同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常委分一线、二线，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的那时候。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斯诺说：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就反对。

所以，实际上，《二十三条》是“**”的第一个信号。一年以后，“**”爆发了。

七、历史的悲剧与个人的悲剧

与分歧的发展和演变，对新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与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性质是什么？

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革命的目的，从其主观愿望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为了劳苦大众摆脱各种剥削和压迫，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为了这一崇高的使命，的故乡，弹丸之地的韶山，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有1598人献出生命，其中正式认定为烈士的就有142位。而一家，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宝贵生命。其中的长子毛岸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实现国内和平稳定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上的。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了，下一步就是如何使人民过上平等、富裕的幸福生活。在看来，要使人民过上平等富裕的幸福生活，就必须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梦寐以求的社会。这不仅是个人的愿望，更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理想。也正因为如此，轻率地改变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之后仅仅第四年，就开始进行三大改造，不到三四年的时间，就轰轰烈烈地把中国给过渡到社会主义那里去了。

但是，也清楚地知道：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但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非常薄弱，如果中国不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安全就不能保证，如果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这种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愿望，人民的领袖比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显得尤为迫切。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认为，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来一个“生产上的大跃进”，取得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大胜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正是在上述良好主观愿望支配下，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制定过程中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