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在这之前我还偷过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跟那台录像机比起来都微不足道。不过是哪个同学的一支新钢笔，一块带香味的彩色橡皮一类，很小儿科。值得存入记忆的，是五六年前我和杨科在合作社偷的一盒月经带。按照惯例，他负责和合作社的售货员搭讪，我伺机下手，分工明确。

杨科长得童叟无欺，是个漂亮男孩。睫毛卷曲，双目如点漆，唇红齿白，一笑两个酒窝。这些形容词都是跟评书里学的，反正他长得挺好看的，姿色远胜于我们院的大部分女孩，所以好多人都叫他“假娘儿们”。他不爱听，非常不爱听，可打架他不行，表示抗议的结果是挨了几次揍。再有人叫他“假娘儿们”的时候，杨科就低着头不说话了，有时候碰上大院里著名的痞子，他还会含混地“唔”一声。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低头，更不会“唔”一声，而是梗着脖子，抬起眼皮，用那双漂亮的“假娘儿们”眼直视对方说：“你他妈的敢再叫一遍？！”接下来就是我的事了，我会让那个叫杨科“假娘儿们”的家伙趴在地上管自己叫“假娘儿们”。

某年的寒假结束，天气暖得邪乎，刚进三月，草就返青，树就抽芽。我们返校后，惊讶地发现女生们全鼓起了小胸脯，撅起了小屁股，似是同施了一个批号化肥的新鲜作物。她们的眼神也叆叇了、迷离了，雾蒙蒙的，像母兔子的眼，顾盼间，有种说不出的韵致。课间，我和杨科分开腿坐在双杠上，头上悬一轮暖阳，眼前跳跃着几头蓬勃的小母兽，她们欢快地玩着人类的游戏，跳皮筋、丢沙包，椒乳颤动，小辫儿飞扬。

“一不留神，都长成小娘儿们了。”杨科说。

我点点头，然后一只手游到他裤裆，中指拇指捏作环，用力弹了出去。杨科“嗷”了一声，从双杠上坠下。

得手之后，我先走出合作社。出门的时候我打了个榧子，杨科甜腻地跟阿姨说了声“再见”就跑了出来。我们俩拐到背阴的墙角，把那个纸盒拆开。偷东西的时候我没什么反应，这时候心却“怦怦怦”地跳了起来。杨科那双美目盯在我手里的盒子上，说：“快快，赶紧打开！”

没什么稀奇的，不过是一条白色的带子，棉布缝制，只是这带子的连接有些怪异，两个“丁”字缝在一起。“看见了吗？这是兜在屁股上的。”杨科很专业地说，“女的要流血了，就用这个玩意儿一兜，血就沾不上裤子了。”

“你拿回去给你姐得了。”我说。杨科有个姐，不小了，已经到了用这东西的年龄。

“我才不呢，”杨科晃着脑袋，“我跟我姐怎么说，说你偷的？”

“那扔了得了。”我说。然后我从右边裤兜里掏出两块油乎乎的桃酥，给杨科一块，“我瞅你跟那阿姨聊得挺带劲儿，就顺手拿了点儿吃的。”

“神偷！”杨科一边往嘴里塞，一边赞美我。

吃完桃酥，我把那盒赃物随手丢在墙根。杨科瞥了我一眼，弯腰拾起来，从盒子里抽出那根怪异的带子，端详片刻，又塞进盒子里，然后刨了个小坑，像埋葬一具尸体那样，郑重地把它埋进土里。

一九九〇年的暑假，我找了个在商业大厦卖电器的差使。我爸说，挺好，这叫勤工俭学。他哪知道，我的目的不是挣那二百块钱，而是一台录像机。

在来大厦上班之前，我和杨科已经踩点儿多次。大厦的第三层是卖录像机和音响的，售货员穿着统一服装，看着像国营的，其实全是私人承包。负责卖货的都是老板雇的人，要不就是老板的哪门子穷亲戚，大多数是一个人看摊儿。中午的时候，卖货的要去吃饭，相邻摊位的人就帮着照看一下，等前边那人吃完了，后边的人再出去吃。这些人相互之间都烂熟，吃完饭回来的，最多就问一句有没有人买，根本不点货。

这就是漏洞。

没几天，我就跟旁边看摊的一个农村女孩儿混得烂熟。那女孩儿一张大饼脸浓墨重彩，一颦一笑有白粉扬尘舞蹈。她有个土得掉渣儿的名字，不是叫秀珍就是叫秀芹。老板是她表姑父，长着一张暴发户的脸，两个下垂的眼袋里盛满奸商备用的笑，下唇特别肥厚，像是第三只眼袋，也耷拉着，下边黑紫色的牙龈肉都暴露出来，像含了一嘴脏乎乎的葡萄。那个叫秀珍还是秀芹的，一见她姑父整个人就软了，我猜背着她姑姑的时候，说不定她也要尽姑姑在**的义务。我花了七八天的工夫，达到了她见着她姑父时的效果——我一来上班，她整个人就酥了，连卖货收钱时，余光也在我身上。跟我说话的时候，她的胸也往前凑，趁没人时我摸了一把，软，特别软。假如她整个人靠上来，我就硬了。

我对自己说，操，你他妈是来偷录像机的，不是来偷人的。

录像机得手后，我很快就忘记了她叫秀珍还是秀芹，记住她的名字对我来说是个负担。

我决定动手。我告诉杨科十一点就到大厦，在一楼喷泉边的长椅上等我消息。大约快十二点的时候，那女孩软软地扭过来，让我先去吃饭，吃完了给她带一份陕西凉皮回来，她就爱吃这个。我说我好像有点儿发烧，浑身没劲儿，恹恹地告诉她：“你去吃吧，也不用给我带，没胃口。”她的大饼脸上立刻堆满了关切，把肉乎乎的手掌贴在我额头上，说：“不怎么热呀。”我说：“肯定烧，头疼。”她就抬起另一只手，捧着我的脸，脑门贴脑门地试我的温度。她嘴里热乎乎的气息令我一阵阵地头昏脑涨。

“别不吃东西，一会儿我给你带点儿粥回来吧。”她走到楼梯口，转过身说，“柜台上趴会儿吧，反正这会儿也没人买东西。”

我说，嗯。

我趴在楼梯护栏上打了个榧子，让杨科赶紧上来。我从她货架的最高一层拿了一台没有开封的录像机，纸箱上有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JVC。我拿一个提前备好的黑色塑料袋套上，递给杨科，说：“拿走，赶紧的。”

杨科抱起来就往前蹿，我扯住他，压低嗓子说：“别他妈跑，慢点儿，就跟买完东西一样。”

之后我仍然每天准时上班。我离开大厦那天应该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周六日这两天生意最火。那时我正在给一位顾客调试录像机，突然听见一声脆响。我愣了愣神的工夫，又听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您先等会儿。”我跟顾客说了一声就跑出去。响声来自那女孩的脸，她表姑父双眼暴突，凶光外露，平日色眯眯的眼神消失不见。叫秀珍或者秀芹的女孩瘫坐在地上，后背倚着货架，右眼只剩下一条缝，半边脸肿得老高，泪痕把她脸上的粉底冲得沟壑蜿蜒。男人的双腿叉开，横跨在姑娘的双膝两侧，站了个逼奸的姿势，猫着腰，一手薅着姑娘的脖领子，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在姑娘的脸上甩，嘴里骂着一些短语，节奏与姑娘挨的耳光吻合。几个顾客和卖货的在一边劝，但没人上前把施暴者拉开。

我站在他身后愣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右腿越来越热，烦躁如出膛前的炮弹。我抬腿，屈膝，勾着脚尖迅速踢出去，目标肛门。

在大厦保卫科待到晚上十一点多，我被放了出来。我摸了摸脸，吸了口冷气，保卫科那个矮墩墩的孙子拳头挺重。

我在路边一个烤肉摊坐下，要了一瓶冰镇的钟楼、十个肉串，我吃了一口，把肉串递给小老板，“多放点儿辣椒。”

一个热乎乎的肉体紧挨着我坐下，是她。

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脸，问：“疼吧？”

“你疼吗？”她也伸出一根手指，用指腹碰了碰我的眉弓。

“不疼。”我说。

“你明天就不来了吗？”

“不来了。”

“能给我留个地址吗？杨科……”

她的胳膊从我腋下穿过，搂紧，身子软软地靠过来。我歪头望着她，她的眼湖水泛滥。

“我没固定地址。”我说，然后又补了一句，“你，回家种地去吧。”

“不说就不说吧。”她抹了一把泪，抢过我手里的啤酒，“杨科，我陪你喝酒吧。”

忘了跟你们说了，在那个大厦里，我的名字叫杨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