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仅规定了以“静”为特征的施政方针，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唐初，在政治上经济上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以便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为封建国家提供富裕的财源。具体地说，重农政策包括以下几点。

要使百姓“安静”,首先要有田可种。经历隋末丧乱，州县萧条，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实行均田制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颁布均田令，规定： “丁男，中男给(田)一顷，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是在唐初地广人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也是继承北魏、隋朝的均田制而稍加损益。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

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间，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并未认真贯彻。唐太宗即位后，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贞观初，长孙顺德为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绐贫户。”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暴雨成灾，唐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这些例子说明，当时确实分配过土地，而分配原则无疑是均田令。

当然，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所谓“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诚如元代马端临所说：“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广，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较少的地区即“狭乡”,农民群众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亩。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村落倡侧，向其受田，丁三十亩。遂夜分而寝，忧其不给。”对于受田不足的情况，深感忧虑。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即“宽乡”,以便给足田数。贞观元年， “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当时，陕州刺史崔善为上表反对说：关中地狭户殷，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迁移，都到关外去，关中空虚，很不方便。

唐太宗一听，出于军事上考虑，便停止议迁移事。其实，这里议的仅仅是府兵。至于一般农户特别是饥民，还是鼓励他们从狭乡迁往宽乡的。贞观元年，关内旱灾，粮食歉收，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贞观二年，唐太宗提出： “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并令考司录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劝勉”。所谓“客口”,就是迁居客地附籍的客户。其中有灾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农，他们迁居的地方主要是宽乡。

贞观十一年，新颁布的《唐律》规定，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可以得到减免租税的优待。据后来编纂的《唐律疏议》卷十三解释： “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如果“人居狭乡，乐迁就宽乡”的，可以免除赋役负担： “去本居千里外，复三年。五百里外，复二年。三百里外，复一年之类。”官员不按赋役令执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处分，这些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统治者鼓励农民移居宽乡垦荒的意志。

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巡视灵口后， “诏雍州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由上可见，推行均田制的重点在于宽乡占田，奖励垦荒。

唐初赋役称为租庸调法，它初定于武德二年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四月。受田户每年纳粟二石，叫作租。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一天折绢三尺，二十天共计六丈，叫作庸。纳绢二丈，另加丝绵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作调。由于经受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唐初比隋代放宽了直接生产者徭役折色的年龄，严格了服庸时间的计算方法。唐太宗即位以后，基本上照章办理，对租庸调法没有作过重大的更改或调整。

通常都说唐太宗“轻徭薄赋”,其实对此应当作具体分析。综观“贞观之治”二十三年，只有一次正式颁诏减免全国赋役。那还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之时，诏“免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

此后，有关减免租赋的记载都是局部地区的，或者是临时的救灾，或者是特殊的赏赐。据统计，共有十二次，兹录如下：贞观元年夏，山东诸州大旱，免当年赋租。四年十月，陇、岐二州给复一年。十一年正月，免雍州当年租赋，同年三月，免洛州租调一年。

十二年二月，免朝邑当年租赋。十三年正月，免三原县租赋一年。十四年正月，免雍州长安县延康里当年租赋。十五年四月，免洛州租一年，迁户故给复者加给一年。十七年三月，给复齐州一年。二十年正月，赦并州，起义时编户给复三年，后附者一年。二十二年二月，慰劳京城父老，蠲免当年半租，畿县三分之一；同年三月，给复宜君县人白玉华宫苑中迁者三年。

如果跟隋初“给复” “免赋”记载相比较，可谓少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新王朝推行“轻徭薄赋”政策，除了与阶级斗争形势有关外，还取决于拥有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隋初因“承平日久”而“库藏皆满”;而唐初“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没有丰裕的物质条件，也就无法奢谈什么薄赋于民。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是减免租赋，而是在于防止滥征民力，反对劳役无时。唐初统治者亲眼目睹隋亡的全过程： “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结果是“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鉴于此，唐太宗十分强调去奢省费，躬行节俭。

例如，贞观元年，他想营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但一想到秦亡的教训，就不再兴建了。贞观二年八月，群臣再三建议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条件，但是唐太宗坚决不允许。

贞观四年，又对大臣们说： “祟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既然农民群众减少了“劳弊之事”的负担，也就意味着他们用于自己土地上的劳动时间相对地增多，势必提高生产积极性。

至于限制役使民工，唐太宗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唐律疏议》卷十六规定： “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唐律》对违令者予以刑事处分，显然意在防止滥用人力。

为了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特地颁布《藉田诏》,预作准备。施行之日，盛况空前。据《旧唐书·礼仪志》载： “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未耜，藉于千亩之甸。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天子亲耕藉田原是古代仪式而已，不足为奇。自东晋以后，由于中原分裂，战争纷纭，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不同，连藉田仪式也被废弃了。唐太宗鉴于前代不重农事的教训，采取“躬御耒耜”的举措，而且收到了“观者骇跃”的效果，显然具有提倡举国上下尽力农耕的含义与作用。

唐太宗还采取抑怠惰的做法，鼓励人尽其力，地尽其利。贞观初，某些地方官吏深体太宗旨意，曾于任内予以贯彻。如“洛阳因隋末丧乱，人多浮伪”,洛州都督窦轨“并遣务农，各令属县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结果收到了效果。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前一句话，无疑是空想；而后一句话，则表达了奖励农耕的思想。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诸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颇为生动。首先，强调“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锄草不到半亩，就感到很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一个帝王能体会到农民的“辛苦”,这正是唐太宗的开明之处。因此，他要求诸位使者到州县时， “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当然，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唐太宗从农本思想出发，十分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例如，贞观五年，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当时礼部官员援引阴阳家择用吉日的建议说； “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唐太宗宁愿屈礼而贵农，说： “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皇太子的冠礼是国之大事，唐太宗不顾阴阳家的说教，将日期改为秋后农闲的十月，足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

再如，唐太宗喜欢狩猎活动，以示不忘武备。为了不妨碍农时，尽量选择农闲时间进行。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年间他有过七次田猎，都是选在当年的十、十一、十二月。

唐太宗还运用法律手段来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唐律》有《非法兴造》条文，指出“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疏议》解释： “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里，所谓“非时兴造”,就是农忙动工，违反农时，故被视为“非法”,体现了唐太宗“不夺农时”的与民休息思想。

以藏粮备为宗旨的仓储制度，古已有之。隋帝开皇年间尤其盛行。唐承隋制，唐太宗对此又作了新的改进。

贞观二年春，尚书左丞戴胄援引《礼经》上的古训，联系隋末唐初的现状说： “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租米，不实仓廪。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遇凶灾，将何赈恤?"于是，他根据隋文帝办社仓的经验，提出建议：每年秋熟时，计算田亩，抽取一定数量的粮食， “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谨，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唐太宗认为此议是利人之事，就交由户部制定条例。同年四月， “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唐太宗的诏文说：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

可见，所谓“亩税二升”,实质上是一种土地税。义仓是官办的机构，征收土地税当然是强制性的。不过，唐太宗声明说： “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由地方官员“举掌”的义仓，取之于民，用之用民，目的在于救灾渡荒。至于后来义仓成为官吏“横生赋敛”的途径，显然不是唐太宗的本意。

唐初，仓储种类颇多。有些是沿袭前代的，如京师有太仓，诸州县各有社仓。武德元年九月，诏“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武德五年十二月，又废常平监官。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唐太宗下令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规定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这样，仓储制度更加完备了。

由于贞观时期水旱频繁，自然灾害严重，储粮救灾也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据《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部等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救灾工作，经常派遣重臣前往各地“慰抚”,开仓赈贷。其在位二十几年中，除了贞观五年、六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六年外，其他十八个年头每年都有“赈恤”的任务。

贞观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都是“开义仓赈贷”的。唐代史学家杜佑在评论“义仓”的作用时，指出： “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谨，则开仓赈给。"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年间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及隋朝最多时的户数四分之一。唐太宗即位后，十分关心户籍的变动情况。因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而当时人口稀少则是不利的条件。所以，贞观时期采取了以下两个措施。

首先，赎回外流人口。

史称： “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一方面，突厥内扰俘掠汉民；另一方面，汉民避乱而入北。贞观三年，张公谨建议攻取突厥时，特别提到“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见，当时在突厥的汉人数目巨大，这也是唐初户口耗减的原因之一。

唐太宗即位初，立刻注意到归还人口问题。武德九年九月，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作为两国交好的礼物。唐太宗尽管急需马匹、牲口；但不接受马、羊，只“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由于采取鼓励人口回流的措施，贞观三年，仅户部统计， “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其中，当有不少陷没突厥而归附的人。贞观四年，颉利降唐，次年四月，唐太宗“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隋乱没突厥者男女八万人，尽还其家属”;同年， “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贞观二十一年六月，因铁勒诸部内附为州县，唐太宗下诏曰： “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化，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综上所述，前后赎回外流人口约近二百万人，这对于解决中原地区劳动力缺乏，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奖励嫁婚，生育人口。

贞观元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以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作为法定的婚龄， “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凡是鳏夫、寡妇丧期已过的， “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为了保证育龄期内男女的婚配，诏令还责成乡里亲戚或“富有之家”对贫乏不能嫁娶者，采取“资送”办法：“贫窭之徒，将迎匮乏者，仰于其亲近及乡里富有之家，哀多益寡，使得资送以济”。

唐太宗还把婚姻及时与户口增加，作为地方官员的职责，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这说明唐太宗以婚数与户口增减作为考核官员，决定升降的重要依据。此外，还以物质鼓励男口的生育。如贞观三年，颁布《赐孝义高年粟帛诏》,规定： “妇人正月以来生男者，粟一石。”

总之，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些措施，人口迅速增长。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接近三百八十万户，虽然还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一半，但比武德年间净增了一百八十万户。

唐太宗即位后，曾两次释放过宫女：一次是在武德九年八月，因整顿宫殿，放还宫女三千余人；另一次是在贞观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伦等人于掖庭西门释放宫女，数字不详。但是，前后两次释放的总数，如唐太宗本人所说： “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

为什么大规模地释放宫女呢?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 “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愍。隋氏末年，求采无已，至于离宫别馆，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此皆竭人财力，朕所不取。且洒扫之余，更何所用?今将出之，任求伉俪，非独以省费，兼以息人，亦各所遂其情性。”这里，开头两句话，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最主要的原因是鉴于隋亡的教训，贯彻去奢省费的原则，反对滥用人力财力。这也正是唐太宗重农思想的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凋敝，唐王朝财政匮乏，而掖廷宫人“无用者尚多”, “虚费衣食”,所以就有裁简的必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释放宫女“非独以省费”而已，还有“兼以息人”的目的。唐太宗在《放宫女诏》中说： “恐兹幽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罢散，归其戚属，任从婚娶。”就是让宫女返回民间， “任从婚娶”,以便建立家庭，生男育女。显然，这种做法跟奖励婚娶的指导思想相联系。

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唐太宗既然以农为本，那就必然要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绝，治水更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例如，贞观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六百余家。唐太宗下诏自责，说： “暴雨成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朕甚惧焉。”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毁坏很多地方，唐太宗亲自到白司马坂巡视，足见他对水利设施的关注。

为了有效地治水，唐初对治水的专门机构加以整顿。据《唐六典》卷七载，工部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职责是“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

京师设有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此外，还制定出水利与水运的专门立法，即所谓《水部式》,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唐太宗执法较严，凡是违反《水部式》规定的失职官员，务必惩处。如贞观十八年，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事先没有视察河道，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因河道“浅塞不能进”。次年正月， “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的刑律，被“械送洛阳”,遭到“除名”的处分。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地兴修水利成效显著。例如，贞观十八年，杨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因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 “乃引雷陂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百姓获其利。”又如，沧州刺史薛大鼎，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上疏建议开河。

经批准后，在百姓的辛勤劳动下，终于疏通了。百姓为之作歌曰：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接着，他又疏通了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使地势低下的沧州免除了“夏潦”的威胁，“境内无复水害”。

唐太宗从各个方面推行重农政策，其结果是显见的。随着国家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恢复与发展。正如唐太宗所说： “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贞观时期，要扭转社会凋弊的局面、克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只有经过多年地不倦地努力，才慢慢地呈现繁荣的景况。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京畿之地，首先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至贞观三、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如魏徵指出，从伊、洛以东，直至泰山，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的荒凉状况。旧史称： “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这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当时山东地区尚未富庶，然而，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贞观六、七年是关键的年份。这两年，风顺雨调，连续丰稔。广大的山东地区改变了昔日残破的面貌： “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贞观七年，唐太宗面对“海内康宁”的显赫政绩，回想起从前那场关于“理政得失”的辩论，风趣地说： “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见之。”封德彝死于贞观元年六月，倘若健在的话，不知会有何等的感想!历史事实证明， “败乱国家”者不是魏徵，而“不识时务”者却是封德彝。

接着，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唐代史学家杜佑描绘说： “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所谓“夜不闭户”,纯属歌功颂德之词。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哪里有睡觉不关门的呢!但是，粮价从斗米一匹绢，跌至斗米四五钱，再跌至斗米两三钱，确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标志。

“太平盛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客观条件来说，由于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土地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与松动，自耕农数量相对地有所增加。在空荒地大量存在和生产条件改善的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回到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中去，以自己辛勤而沉重的劳动，直接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这就是造成唐初封建社会“太平盛世”根本原因，充分地显示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也就没有“贞观之治”的盛世景况。从主观条件来说，唐初封建统治者主动调整了土地关系。唐太宗及其臣僚们亲眼看到了民众力量如同洪水覆没封建王朝之“舟”,看到了隋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因而带着畏惧覆舟的心情，把恢复与发展小农经济提到“国本”的高度，制定了抚民以静的方针。

各种各样的经济措施，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等，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复苏。上述措施，历代封建王朝以前也曾执行，为什么唐初收效尤其显著呢?这就不能不说到唐太宗的历史功绩。他以隋亡于扰民废业为鉴，警惕自己务必“抚民以静”。他曾在《金镜》这篇诏文中说： “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决心不做殷纣之类“苦民之君”,而要做“治民之主”。因此，唐太宗能切实地推行重农政策，终于取得了“贞观之治”的成就。

以静为特征的政策措施，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尽管唐太宗声称什么“养百姓”、什么“唯以安养为虑”,但丝毫掩盖不了它的剥削阶级的本性。魏徵说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原来，唐初君臣们反对的是“竭泽而渔”的横征暴敛，为的是年年有鱼罢了。

唐太宗也对大臣们说： “不敢轻用人力，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又说： “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可见， “忧怜百姓”是要农民群众永远供封建统治者驱使，不至于反叛，从而保证地主阶级“长守富贵”。

也就是说，实行“安静”方针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保障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迷惑于唐太宗所说的“养百姓，”之类冠冕堂皇的话，把他奉为超阶级的圣君，显然是不对的。

还必须指出， “贞观之治”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太平盛世”。所谓“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等，往往是溢美之词。其实，在贞观时期里，农民群众的生活还是相当困苦的。例如，贞观四年十二月，唐太宗“猎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蓝褛，遣侍中王珪赈赐贫人焉。"京畿之地，时逢丰年，农民尚且蓝褛；至于其他地区“贫人”处于如何的困境，便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自然灾害频繁的情况下，唐王朝“赈恤”的记载史不绝书，足见那时绝非歌舞升平的“天堂”。

当然，揭露“贞观之治”的阶级实质，也不能得出否定“贞观之治”的结论。不能判断一下封建统治者及其政策的阶级性就算了事，还必须研究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属于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里，区别的标志在于：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如何的影响。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社会的大动乱，造成了生产力的大破坏。而唐太宗的抚民以静，医治了社会的创伤，带来了经济的复苏，无疑地具有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