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镇死在天顺八年（1464）正月，皇太子朱见深是在他将死时于文华殿摄事的，在他去世后便即位为帝，并于次年改元，称为成化元年。朱见深死后，庙号称为宪宗，也常被明代人称为宪庙。

明宪宗和他的父亲明英宗一样，也是由孙太后扶植培育起来的。他也是很小便被立为皇太子，那时他只有两岁，但他的父亲被立为皇太子时，却比他还小得多，距出生才只有四个月。他被立为皇太子，那是在土木之变后孙太后想出来的一种显示统绪所在的措施。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瓦剌俘获，朝中无主，孙太后事出无奈，只好把称为留守的郕王朱祁钰任为监国，朝政权且由他来管。但她很怕会日久生变，于是又明令将年仅两岁的朱见深立为皇太子，以见帝位的统绪。孙太后所以能这么任着性子干，打她的如意算盘，是因为在土木堡全军覆没后，国势空虚，又面临着瓦剌即将大举入侵的威胁，举朝上下，自监国以至诸臣，都在忙着应付这件大事，谁也顾不上另外的事，所以孙太后才会办得极为顺利，完全无阻，朱见深的这个皇太子，也就是这样才当上的。但是实际说来，他这个皇太子的位置，从来就不够稳，等到监国的郕王朱祁钰被群臣拥上了帝位，他这个作为太子的储君之位，就更显得摇摆不定，不可终日了。这股要另立储君的疾风，终于在景泰三年（1452）把朱见深吹倒，废去了他的皇太子，改封为沂王，直到景泰八年（1457）明英宗夺门复辟获得成功，他才又被重新立为皇太子。他原本名叫朱见濬，也是在重被立为皇太子时，才改名为朱见深的。

朱见深在孙太后那里所受到的庇护和培育，比他的父亲明英宗所受到的还要多，在他即位为帝以前，差不多都是生活在孙太后的左右，最得他宠爱的万贵妃，便是孙太后宫中的宫女，朱见深在即位为帝前便已经被她给迷住了。这个万贵妃乃是山东诸城人，她在宣德年间，才四岁时便被选入掖庭，侍奉那时才被册立为皇后的孙氏。她与孙氏性情极为相近，又一直侍奉了孙后多年，因而学得比孙后还要狡黠。她能够长期留在宫中，最后得以被封为贵妃，与她具有的这些特点是分不开的。她比明宪宗朱见深要大十九岁，明宪宗即位时，她已经是个快四十岁的人了(1)。这一个比朱见深大着那么多、足可以做他妈妈的女人，何以竟会把朱见深迷得那么深，那么久，很多人都感到难解，但她一直到死都是明宪宗最宠爱的人，却是事实。她和明宪宗都是在成化二十三年去世的，她死在明宪宗之前几个月，她死在春天，明宪宗则是活到那年的八月死去的。明宪宗死时才只是四十一岁，万贵妃可已经是整六十岁的人了。

万贵妃之得以久宠不衰，据说是由于她为人极机敏，随时都能够预知明宪宗的心意，满足他想要得到的欢情。明宪宗时常往各处去游幸，据说也都是万贵妃倡导的。每逢出行，万贵妃常是戎装骑马作为前导，使得明宪宗更能提高兴致。

明宪宗之宠爱万贵妃，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他即位不久，为了她，就做出了一件震动人心的大事，被册立了仅月余的皇后吴氏，由于为难了万贵妃，竟被明宪宗废立了。原来万贵妃虽然早在朱见深还是东宫太子时便已极为有宠，但由于出身微贱，在朱见深即位为帝时，她不但毫无被册立为皇后的希望，就是想做一名贵妃，也够不上格。这些事使她感到很不平，人前常显出愤激之色，对于才被册立的吴皇后更显得极傲慢愤激。吴皇后出身贵第，哪里容得下这个，随便抓了她一个错处，便向万贵妃施行了杖责。那时她还没能挣上个贵妃，以宫廷间的礼制而言，正宫娘娘当然可以打她。但她实际上又是在明宪宗心上的第一个人，皇帝把她看得比皇后还重得多，打了她可就惹出来麻烦了。明宪宗为了给万贵妃出气，随便抓了个理由，便下诏道：“先帝为朕简求贤淑；已定王氏，育于宫中待期。太监牛玉辄以选退吴氏于太后前复选。册立礼成之后，朕见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因察其实，始知非预立者。用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别宫。”这一废立，得罪的除了正宫吴氏以外，还带累了不少的人。吴氏的父亲，在其女被册立为后时，已被授为都督同知，如今不但丢掉了官职，还被下入狱中，最后问了个戍边之罪。司礼监的太监牛玉，原本是天顺年间最有头面的太监，连在明英宗榻前和朱见深同受遗言，都有他一个。然而就是这样也全然无用，牛玉也为吴后吃上了挂累，被谪往孝陵，到那里种菜去了。获罪的还不止牛玉一人，连他的侄儿太常寺少卿牛伦和他的外甥吏部员外郎杨踪，也都受到了除名的处分。甚至是怀宁侯孙镗也受到了牵连，落职闲住了。这是因为孙镗和牛玉沾着了点儿亲戚关系。

皇后吴氏是在天顺八年的八月里被废的，到了当年的十月，又册立了皇后王氏。一下子便斗倒了一位皇后，这真使万贵妃威风大振，人们都不觉怕她，而她也越觉目中无人，更不把新册立的皇后王氏放在眼里了。新皇后王氏原是个极娴静的人，才被废的皇后吴氏又正足为前鉴，所以她对于万贵妃的气势倒很能容忍，处处都让着万贵妃。

明宪宗在位共二十余年，他是以宠用汪直、增建西厂、广收方士、纵欲求仙等败德流传于世，被人认为开始使明室更加败坏下来的一个皇帝。实在说来，他做过的好事并不多，但他即位之初便为于谦做了平反，后来又为景帝做了恢复帝号的工作，都还算得是些好事。

明宪宗为于谦平反，是在他即位为帝不久时做出的。本来于谦保卫京畿，逐退外寇，为国立有殊勋，早已得到举国的爱重，夺门后竟至弃市，更为国人引为深恨。于谦的儿子于冕从戍区被赦归来之时，曾上书给明宪宗为父鸣冤。朱见深对这事是略有所知的，为了安抚民心，他传谕为于谦雪冤，并特予赐祭，还要翰林院为他做了一篇祭文，在祭文中说，“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亦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令名，式慰九泉之溟漠。灵爽如在，尚克鉴之。”(2)这事是在成化二年（1466）八月间举行的，其时距于谦之被杀已逾十年，但是举国为此而抱恨的情绪仍不稍减。明宪宗郑重赐祭，一是为了顺乎人心，安慰人们的怨愤，二则也是想要改善明英宗给人留下的一些形象。祭文中“先帝已知其枉”一句，虽说近于例有的泛词，但也有些薄弱的根据。根据之一是，当时决定要杀于谦时，明英宗曾说过“于谦实有功”的话，但被徐有贞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一语给打断了。其次是，继于谦而任兵部尚书的是陈汝言，他是石亨的党羽，由石亨推荐得任此职的。此人极为贪婪，在任未及一年便以赃私去官，从他家中抄得的赃证累巨万。明英宗曾把大臣们都召入内廷，让他们来看这些赃证，并且叹道：“于谦被逼于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在对比中，深感于谦的廉洁。第三是，后来又有边警，形势险恶，明英宗为之忧形于色，随侍在旁的恭顺侯吴瑾，不觉说到了于谦，竟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明英宗默然地听着，没有说什么，显然，他也是心有同感。于谦之子于冕的原官乃由祖荫所授，是个副千户，在朝廷为于谦申雪，并将为于冕复官时，于冕都不肯再为武官，特具疏申请。明宪宗得疏后，乃命将于冕改官为兵部员外郎。后来于冕直做到应天府府尹。

明宪宗所做的第二件很受人称道的事，是他阻止了左庶子黎淳追论景泰时他被废去了皇太子之事。这个黎淳乃是湖北华容县人，还是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的状元。那时黎淳已累迁而晋升到左庶子之职。作为左庶子，原是在太子宫中，为赞助太子进德修业而设立的一个官职。在太子即位为帝后，黎淳认为他是东宫旧属，他扶摇而上的时机应该就要来了。为了加快这个契机，黎淳日夜寻思，想找出一件最能投合新天子的事，用来加深天子对他的好感。苦思之余，他想到了明宪宗在景泰间被废去了皇太子一事。他想，明宪宗自受其害，岂能无怨？他如何会不恨当时那些力主易储的人？还有那些反对复储的人，也明明都是反对今日的天子。这些人都形同大逆，新天子竟还能容忍他们，绝不会是出于宽恕，倒是没有人替他提起这件事，他又不便自行提起，所以且搁下了。如果有人替他把这件事提出来，积怨因此得释，岂不大快？那上书言事的人，深得帝心，自己的升迁岂有不加速之理。这么想着，黎淳便想做这个深得帝心的人，于是即行上疏，道及景泰间的旧事，认为在那时力主易储、后来又反对复储的人，都是些奸邪的小人，应该加以追究，予以严办，决不能让他们仍旧立于朝堂之上。此疏一出，不觉在朝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都觉得黎淳乃东宫旧属，此举必然大有来头，从此立将兴起大狱，实在意中。一时之间，举朝为之惶惶不安，不知大祸终将落到谁的头上。但是，黎淳的盘算虽看似很有道理，但他却没能弄清楚明宪宗朱见深的为人。朱见深虽是个恣情纵欲、做出过不少弊政的人，但他对景泰间事却还明白，他对于景帝常常还会有些抱歉的感觉，而且事过境迁，他又终于还是登上了帝位，所以对于那些往事早已全不放在心上了。况且黎淳此疏，把满朝搞得极为惶乱，明宪宗也觉得很不好。因而他命人把黎淳召进宫来，当众把他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并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这次当众斥责，很快传了开去，很多人不觉喜出望外，还有些人盛称明宪宗“恢复有人君之度”，把他大捧了一番。

朱见深那第三件受人称道的事，是他又恢复了景帝朱祁钰的帝号。景帝也有类于于谦，他那却敌卫国之功，也是深为人们称许的。景帝在夺门之役后身死，失去帝位，又被废为郕王，而且被谥以一个很坏的“戾”字。这些事一直使人们很不平，每逢论及，无不引为深恨。明宪宗是适当其时的人，对于此事原很清楚，并且和众人一样对景帝深表同情。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快有二十年，但人们的不平之心却依然如故。因而明宪宗觉得，总得有点表示，才可抚慰人心。于是他下谕说，“朕叔郕王践阼，勘难保邦，奠安宗社，殆将八载。弥留之际，奸臣贪功，妄兴谗构，请削帝号。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以次抵诸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可仍皇帝之号，其议谥以闻。”制中所说的“先帝旋知其枉，每用悔恨”，与在祭于谦文中所说的“先帝已知其枉”，二语之间相差只有一字，可见这一举仍具有为其父补过的用意。“以次抵诸奸于法”，说的是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人都先后得罪。这三人之得罪虽与谗构景帝无关，但三大夺门功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倒也正好凑数。

明宪宗所做的为人称道的三件好事，都是有关景泰至天顺间帝位纠纷的往事。他对这些事处理得很好，可见他这人颇有些气度，也知道顺应舆论。但他实在并不是个好皇帝，明代的很多弊政，诸如派出很多宦官到外面去，大兴采购、开采，以勒索民间的财物和税银，大肆招寻术士以及番僧、道人，封为圣师、法王，几乎把内库完全搞空一类事，都是从明宪宗开的头。在他以后的诸帝中，在这些事中的某些项目，虽有些地方超过了他，但始作俑者却是他，别人都是效法他的。明宪宗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败德，主要是他太贪恋女色，既想图房中的快乐，又想获得长生，所以干出了这么些蠢事来。

成化二年（1466），明宪宗最宠爱的妃子万氏，替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由于这皇长子的诞生，万妃这时才得晋封为贵妃，稍稍满足了她的心愿。但是好事难长，这位皇长子没有活到一周岁就一命呜呼了。万贵妃虽想再生一个，但她年事已过，却办不到了。四十岁以外而仍能生育的女人并不为少，但万贵妃却偏又不是那一类的女人。无法再生个皇子，使万贵妃变得加倍忌恨起来，她生怕另外的宫妃有孕，会在这上面压倒了她。为此她一面尽力缠住明宪宗，让他没有机会去接近别的妃嫔，一面则派出她亲信的宦官和宫女，在宫中到处去替她侦察。如果得知某妃或是某个宫女怀有身孕，便要立即向她报告，由她设法把胎儿钩除，或是把母子都除掉。为了立威，万贵妃对于为她办事的内监极为严厉，杖责逐斥几乎是常事。内监们为了取得她的欢心，并且自己也可得利，不断地到外面去为她搜罗珍宝，采办异物，借以得到她的宠信。一时为万贵妃干这些事的内监极多，其中以梁芳、钱能、韦兴、韦眷、王敬、汪直等人最有声势，他们都是借着为万贵妃办事而升腾起来的。

在这些为万贵妃办事的内监中，以梁芳为首，其他诸人，类如钱能、韦眷、王敬等人，都是由他带领起来的，出外采办，也都是由他来派定的。梁芳经常派遣他们带领一些小内监们，到苏州、杭州、广州等繁华去处，要他们以为宫中采办珠宝为名，在那里守候、骚扰，必须捞到了足够的珠宝财物，才可以回宫交差。他们到处扰民，有人予以奏报，明宪宗得奏问起来时，梁芳让那些人奏称，他们是为万贵妃办事，是万贵妃派他们出去的。明宪宗为了万贵妃之故，也就放手不问了。

梁芳在明宪宗面前，也是一个极得宠信的人，他之取得明宪宗的欢心，所采取的又是另一种手段。明宪宗由于贪欲好色，对于**和**等极感兴趣。梁芳投其所好，在外面为他寻找到很多术士、番僧之类的人，把他们引入宫中，满足明宪宗的欲求，这些人都知道一些**的制法，有些人还精于**，能使明宪宗在这类事上增添许多的欢快。梁芳还叫这些人告诉明宪宗，他们所制的药物，不仅可供人欢乐，而且还可以使人长生。既有利于寻欢，又可以因而长寿，明宪宗对这些术士、番僧的兴趣，更无尽地增添起来。梁芳向明宪宗引进的这种人极多，内中以术士李孜省、僧人继晓最得明宪宗的宠信。看到梁芳为此得到皇帝的殊宠，很多的内监也纷纷效法，他们四处搜罗，又引进了很多人，内中最得宠信的，又有邓常恩、赵玉林、凌中、顾红等。明宪宗对这些人真是兴趣日增，对于他们，都各授以官，给以官禄。有些人，如李孜省、邓常恩、赵玉林、僧人继晓等，还授以高官，食以厚禄。不但如此，连那些引他们入宫的内监，也因此得到不少好处。因为这些人都是由内监传旨才得引入宫中的，所以便被呼为“传奉官”。这种“传奉官”人数日多，有时一天之内，得到官的就有上百人，总数后来竟达数千名之多。在这些人中，李孜省始终是个尖子，他最受宠爱。此人原来并不是术士，而是江西布政司衙门中的一名小吏。他进京来，是为了要选取京职的。李孜省的行为素常便极诡怪邪僻，他进京后，为了生财，便专门替人干办各种不法的勾当，借以获取财物。后来他干的不法事发，求取京职的事因而落选，回不了家，他索性倚歪就倒，去学了一些五雷正法之类的江湖骗术，并借此而骗财谋生。李孜省在求财中结识了内监梁芳，所以能够得到梁芳的引进，混入宫中，还得到了明宪宗的欢心和宠用。他在成化十五年（1479）曾被以特旨授为太常寺寺丞，过了两年，也就是成化十七年，他更被擢升为右通政。在这些传奉官里面，最受恩宠、窜得最高、升得最快的，一直都是这个李孜省。有明一代，从成化年间开始，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接连不断地，常有些方士、僧、道，以及番僧、番道之类的人，相继不断地在宫中出出进进，追论起来，李孜省可以说是个首开其端的人物。

在梁芳的党羽中，若论凶狡暴横，当以钱能为最，他曾出镇云南，在那里也干了不少专横的事，甚而曾经诱使安南入贡的贡使，要他们不依旧时的规定，道出广西，而改为取道云南。为这事，他曾惹出不少的麻烦。韦眷也是梁芳的党羽，他是掌管广东市舶司的内监，他曾利用这里是个海外各处船舶的集散处之便，搜集起了很多来自海外的珍宝。王敬也是梁芳一伙中很得力的人，他这个人很倾心于左道之术，因而所识的术士、番僧之类的人物很多。梁芳为明宪宗搜罗这些人物，很大程度得力于王敬在这一方面的交游。

在成化年间很得势的汪直，并不是梁芳的党羽，他是凭着自己狡黠和钻营，很快就爬起来的。汪直是生在大藤峡的一个瑶人，是在征伐瑶人的战争中被俘获到北京的。在对周围异族人的战争中，一直还存在着掳掠奴隶的遗风。被俘获的幼童，有生得俊美的，常会被净了身，献入内廷做小内监，以前的范弘、王瑾等人就是英国公张辅在和交趾作战中俘获而得的。汪直入宫做了内监，也正是这样。汪直最初被分派到万贵妃居住的昭德宫里做事，因为他警敏精灵，做事乖巧，升迁得很快，不久便已经升任为御马监的太监，并且成为明宪宗倚信的内监了。汪直是以善于探查各类隐秘事情而见知于明宪宗的，他很早就成了专为明宪宗查探各类秘事的探子，成化十二年（1476），因为发生了妖人李子龙用符术交纳内监韦舍，借便潜入大内的事件，明宪宗很想多知道些外间的秘事，便派汪直改装外出查访。汪直干这些事是个能手，从此便常带上一两名校尉，装出出游模样，到各处去察看。他的事都是直接进奏明宪宗，所以他在外间都干了些什么，只有明宪宗才清楚，别人不得而知。明代的侦事机关，在立国之初，原只有锦衣卫镇抚司衙门一处，到了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因为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未明，生怕有人会在暗中谋反，又设立了东厂，由司礼监的提督太监加以管理。东厂初设立时，原本是说，只用来侦伺有关聚众谋反的大事，其他的各项缉捕事务，仍由镇抚司衙门办理，彼此间的干扰倒还不多。后来东厂之势日张，把很多别的案件也揽了过来，二者之间的冲突便增多了，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经常不断的，也常有起伏，不是东厂压倒了镇抚司，就是镇抚司压倒了东厂。当然，由于经管东厂的是司礼监的内监，和皇室更近，更能说得上话，镇抚司比起他们来到底要差着些，不利的时候比较多。但是也并不尽然，譬如，在门达最受宠信的时期，他手里的镇抚司衙门气势便比东厂要高得多，东厂的人见了镇抚司衙门的人，常是退避唯恐不及。东厂自成化初年就由司礼监的太监尚铭掌握，这尚铭是个很会捞钱却又做事把稳的人。他有个开着京畿内外各家富室的名册，每逢手里有了案子，总要捡几家富室，把他们牵连进去，借此进行敲诈，到把钱捞够了，才把他们又各自开释。他按着名册依次进行，捞钱的面很广，手段并不算过毒，所以他财源茂盛，名声倒还过得去。汪直自给明宪宗在外侦事以来，便望着东厂眼红，总想把这块肥肉抢进自己手里来。无奈尚铭的资历比他高得多，在宫里的人缘也不错，并且不时还拿些得来的珍宝进献万贵妃和明宪宗，想抢夺尚铭手里的东西，实在可很不容易。但是汪直始终不死心，他在外办事几年，经验更多，手下办事的人也聚集了一些，因此更加露骨地向明宪宗表示，如果能把东厂交给他，他一定会办得更好。明宪宗很相信汪直，认为他说的是实情。但是，尚铭干得也还不错，明宪宗并不想把尚铭随便撤下来。他再三考虑，才答应汪直，明年让汪直再办一个和东厂一样的厂，可以和尚铭相互比一下，看看谁的本事大，看看到底谁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