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比哥哥陈延年小两岁，也是陈独秀比较喜欢的小儿子。13岁到上海后，也许是基础差和“心滋爱意”，陈独秀自己亲自教乔年功课。但后来乔年跟着哥哥到了法国和俄国，一直到1925年回国，陈独秀几乎没有管过他的两个儿子——当然，作为总书记的他，陈独秀确实把自己的多数精力放在了党的事业上。那是个复杂而多变的时代，弱小的政党和个性强大的陈独秀之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不平衡，而他受到的内外批评与打击，几乎常常使他窒息。北伐战争开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多次商议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与改造工程，几乎快要获得完胜时，孙中山突然去世，骨子里反对共产党的野心家蒋介石篡夺了大权；陈独秀以为可以假借汪精卫的力量制衡蒋介石的野心，但是很快汪精卫又叛变了革命，陈独秀瞬间无回天之力；当他再想寻找抗衡国民党的反对势力时，他得到党内同志们的批评，已经没人再顾及他“老头子”的面子了。南京的“四一○惨案”和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后，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和中共中央的机关几乎全部被蒋介石的打手们砸碎和破坏，刚刚搬到武汉的中央机关又在一夜间被汪精卫出卖了……

这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一下成了旧军阀和新军阀共同屠杀的对象，那惨遭残害的情形和一份份血的报告，让陈独秀“彻夜不眠”，“悲歌长哭”。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长子陈延年也出现在长长的牺牲了的共产党骨干名单之列。而在这些长长的名单中，陈独秀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与他一起建党的李大钊，而且李大钊比多数同志牺牲得还早些，是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所杀害的，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被处绞刑的还有另19名革命者。

“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这是李大钊在刑场前的慷慨陈词。

陈独秀与李大钊可谓是共产主义道路上的革命者中最亲密也是最早的一对并肩战斗的战友。所以在二儿子陈乔年回国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就派陈乔年到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地区担任组织部长，那时陈乔年才23岁。

陈乔年虽然年轻，但他的能力和素质，让他能够像赵世炎一样，成为了李大钊的左膀右臂，为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1926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上，24岁的陈乔年被选为中央委员，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不在任的部长李维汉主持日常工作。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党内的情况，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将陈独秀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了下来，重新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革命论断。作为党的年轻一代代表，陈乔年在此次会上也毫不留情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赢得党内同志的好评。

从1921年初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到此之前的七年时间里，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领袖和中心人物；在此次“八七”会议之后，他在党内的影响力从此日益消失。而他的二儿子陈乔年在此次会后，被派到上海，出任江苏省省委组织部长。这个时间，也就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

陈乔年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省委书记是王若飞。在王若飞任书记之前的江苏省委已经更迭了四任书记，第一任书记陈延年，上任第一天就被捕并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敌人杀害。赵世炎马上接任陈延年的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哪知没出一个星期时间，与陈延年等一起被捕的原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就把赵世炎出卖了，17天后赵世炎又被敌人杀害，与陈延年被害差半个来月。

在上海的江苏省委，一直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地方组织，它不仅包含了上海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党的工作范围，而且还延伸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老巢——南京的地下党的工作。所以江苏省委一旦出事，中共中央立即派出大员接任。赵世炎被捕和牺牲后，王若飞接任一段时间任代理书记。

1927年8月，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项英（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新四军政委。1941年牺牲，时年43岁，骨灰安葬于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乔年、何孟雄（烈士，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后文有专门叙述他事迹）、刘伯坚（烈士，与陈乔年、周恩来等在法国组织成立“中国少共”。1935年牺牲，时年45岁）等任常委。

1928年1月，邓中夏又被调任到广东省任书记。这时，项英担任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陈乔年是组织部长（他牺牲后由康生接任），宣传部长是王若飞，军事部长李富春（之后是何孟雄、彭湃接任）。（彭湃，烈士，农民革命领袖，1929年牺牲于上海龙华，时年33岁。）

作为新任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在省委处于连续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的极端困难环境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出生入死，与敌人巧妙周旋，深入到斗争一线，秘密联系和恢复组织，使江苏省委机关和管辖地区的党组织获得重新开展工作的条件。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将会场团团包围，陈乔年和数位干部被捕，江苏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受惨重破坏……

陈乔年被捕后第二天就被押解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进这里的“要犯”，基本上没有出得去的。陈乔年的命运与他哥哥一样，先是被敌人严刑逼供，劝其投降脱党，而这一切对陈乔年来说并不起作用，所以等待他的结果便是为革命壮烈牺牲。

1928年6月初的一个夜里，上海枫林桥畔，又响起一阵恐怖的枪声，这一次倒在敌人枪口下的是26岁的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与他一起被敌人枪决的还有两位烈士（江苏省委常委）：郑覆他（浙江诸暨人，曾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委员长，牺牲时25岁）、许白昊（牺牲时32岁，中共“二大”、“五大”代表，曾任中央监察委员，著名工运领袖，湖北人）。

两个儿子前后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应该都会传到陈独秀耳里，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陈独秀的心境如何悲切，我不曾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然而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一腔热血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大学者、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陈独秀，我想他内心的悲恸肯定是他人无法想象的。

陈独秀当初把延年、乔年两个最优秀的儿子送到法国和俄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刻，大概是作过这方面的准备的，要不然他不会在儿子回国后又把他们一个放在广州、一个放在北方，最后又在革命紧急关头调他们到每天都有可能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上海和江苏省委的岗位上……

革命者之苦，是一种意志和信仰的淬火；不是肉体的，但肉体之苦、之痛仍然少不了；是精神的，然而精神之苦靠什么去克服呢？依然是另一种精神。而在事业需要与个人的精神痛苦之间，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割肉、裂心、断肠与粉碎精神本身的巨大的撕裂之痛。

外人都知道，陈独秀对延年、乔年两兄弟要求十分严，甚至严到不可思议。陈延年和陈乔年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所生，两兄弟到上海后，先跟“后妈”（也是延年、乔年的姨妈）生活，但陈独秀不让兄弟二人在家过平稳日子，非逼他们“独立自主”。于是两兄弟生活完全靠自己打工糊口，有了上顿无下顿。陈独秀的妻子实在看不下去，要接兄弟二人回家住，被陈独秀喝住，并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陈独秀由此也被外人包括同志称为“父子情薄之人”。

可，天下父母之心，哪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尤其是对两位既是儿子、又是重要的革命同志而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他怎可能不为失去正在风华正茂年龄的两位儿子而悲痛呢？

据史料记载，当年延年和乔年两个儿子牺牲时，年近五十的陈独秀悲切异常，常默默落泪。不幸的事，又接连发生：其大女儿陈玉莹和小儿子陈松年连续两次去给延年和乔年收尸及处理后事，过度悲痛与刺激又让大女儿陈玉莹患精神疾病后自杀……

不多久的1929年11月，陈独秀又因为“中东路事件”发生不同意见，结果被开除出党。这个“中东路事件”说的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响应。但陈独秀认为不能简单地按共产国际意见执行，不能片面地提出“拥护苏联”和“简单地认为广大群众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等观点，为此他专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鉴于当时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绝对服从”的条件，所以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决定，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

从此，陈氏一家三位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重要人物全部从中共队伍中消失……历史无情，革命尚须牺牲，这大概就是一个政党必须经历的苦难过程吧！

呜呼！革命者之殇也。

关于陈独秀和他所犯的错误，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曾著文指出：“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背上陈独秀身上的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所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位党史专家早在1991年《学术月刊》第11期上就这样指出：“陈独秀的一生，如果从他1911年参加反清运动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他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27个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辈同辈都要多得多的贡献！”

在讲陈独秀这两个儿子的牺牲过程时，我们会发现：陈延年、陈乔年皆是在赴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岗位时牺牲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多数党员和广大年轻人是不会明白的，因为在1927年前后，尤其是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制造“四一○”、“四一二”事件后的那几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与中央机关同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受到的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且不说中央机关多次险些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江苏省委受到的破坏则是当时全国省区级党组织中最严重的一个，而江苏省委与党中央机关及干部上的交叉，又使得江苏省委几乎成为反革命势力最疯狂袭击的主要对象。敌人也清醒，如果要把中国共产党彻底“铲除”和“端掉”，那么捣毁和消灭江苏省委就等于是打在蛇的“七寸”上——蒋介石不止一次对他的亲信这样说。

从行政管辖和当时党的管理体系来看，上海又一直属于江苏省管辖地，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后也基本套用了这种管辖体系。我们从党史的发展脉络上可以对此看得清楚——

1921年中共成立后到1924年4月，江浙一带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党组织，只有一个“上海地委兼区委”。这个“上海地委兼区委”下面主要是上海地区的组织，外管南京的两个党小组：一是南京党小组，一是浦镇党小组（该小组负责人是上面曾经提到的王荷波烈士）。

1925年8月前，上海区委撤销，直接就是“上海地委”。到1927年6月，上海区委又改为“江浙区委”，并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也算作是“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成立的最初始点，管辖范围仍与原“上海区委”无异。中央指定的第一任“书记”叫尹宽，一个多月后改由王一飞任书记，又过三个月后改由罗亦农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汪寿华（又名何松林）、庄文恭、李立三、刘重民等任常委；后由赵世炎担任江浙区委书记，谢文锦、沈雁冰（茅盾）、侯绍裘、郭伯和、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等进入省委班子。

1927年初，罗亦农又担任了几个月的书记，一直到陈延年接他班的该年5月份。

也就是在这一年，江浙区委再分开成立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仍然管辖上海周边地区的党组织，而上海本身又独立成为“上海中央局”，由中央直管。江苏省委其实仍然是中央直管和重点管的省委，因为客观上中央机关和“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关系太近，许多革命工作实施，其实是由江苏省委来完成的，比如组织工人罢工、学生游行、上海罢市等，皆离不开江苏省委。

在今天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我看到的许多英烈就是当年“上海区委”（或上海地委）的党员和江苏省委所牺牲的党员，这些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惨遭破坏，损失严重，无数革命者牺牲在那个年代。

“四一○”、“四一二”之后的一段时间，蒋介石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杀”！抓住后只要证明你与“共产党”和“革命”有关，便是杀。按照蒋介石他们的说法，就是“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漏掉一个”。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暴行变得疯狂而野蛮。

共产党的首脑机关的破坏，是敌人行动的重点。所以我们可以从江苏省委的屡次破坏和更换省委主要领导的频繁过程中，看到斗争的严酷性：

陈延年1927年6月底刚上任的第一天就被捕，到牺牲才不足十天；之后赵世炎代理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又再次被捕并牺牲；王若飞在赵世炎被捕和牺牲后出任临时省委书记。

一个月后的1927年8月，中央任命邓中夏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在这个省委的名单中，有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华少峰、袁达时、项英、李富春、徐炳根和陈乔年。这11人中，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有邓中夏、王若飞、刘伯坚、郑覆他、项英、陈乔年，而这6名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者。除了刘伯坚外，其余人在前面多少已经介绍过。

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都比较熟悉军事家刘伯承，而并不太知道还有一位名字与其接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刘伯坚与刘伯承在血缘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刘伯承元帅比刘伯坚大3岁，都是四川人，前者是开县人，后者是平昌人。刘伯承参加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经历要比刘伯坚早些，但出国学军事则比刘伯坚晚。刘伯承是1927年被党派到莫斯科苏联军事大学去学习军事，后来回国后一直是军事指挥家，直到元帅。刘伯坚则是1921年就去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在那个时候他走上了革命道路。l926年刘伯坚回国，接受党的安排到了江苏省委，化名为“王大年”，任宣传部长，不久他的职务由李富春接替，而他被派往国民党的西北军任总政治部主任，使该军积极配合北伐军而致力于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去苏联军政大学学习。l930年回国后，他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华苏维共和国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领导和指挥了宁都起义，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北上抗日时，他与陈毅等留守在赣南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刘伯坚不幸被俘，当年3月21日被敌人杀害。作为共产党的军事家和革命家，刘伯坚在老一代与他一起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极高的威望。

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为刘伯坚写碑文时这样题词:“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周恩来在60年代某日陪同外宾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在刘伯坚同志遗像前说：“他，就是我的战友刘伯坚同志。牺牲前写下了《带镣行》等壮丽诗篇，还有较为完整的遗书手迹，为我党留下了一分珍贵的遗产。”

同为我军军事家的聂荣臻元帅这样评价刘伯坚：“伯坚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时期的老党员，著名革命家”，“伯坚和我同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做工，并进行工人活动，以后又同在苏联学习。1926年他回国后并肩战斗于中央苏区，关系殊深。我读过许多诗，大多慢慢地淡忘了，唯独伯坚的这一首《带镣行》始终铭记不忘。每念及此，总是勇气倍增……”

元帅说的他特别喜欢的那首《带镣行》诗，是刘伯坚在监牢里写的。在他1935年3月4日带伤被捕后，敌人为了庆贺抓到这样一位共产党高官的所谓“胜利”，同时也为了羞辱刘伯坚和共产党的尊严，他们将负伤的刘伯坚带到当地繁华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但刘伯坚面对敌人的拷打和羞辱，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坚不可摧的豪迈气魄。当日，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我们熟悉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带镣行》就是刘伯坚的原作。我还知道一件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筹建时，中央排列近代英烈人物，其序是“谭嗣同、邹容、李大钊、刘伯坚……”由此可见刘伯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

上世纪61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在刘伯坚烈士的遗像前所说的 “遗书手迹”，指的是刘伯坚在狱中写给他妻子王叔振的兄嫂的家书。刘伯坚与王叔振是1927年在上海结的婚，之后他们因革命工作需要，聚少离多。但是刘伯坚没有想到，在他就义之前，其妻王叔振就在福建西部游击区与大军压境的敌人英勇搏斗中成了党内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已先他一步去了。狱中的刘伯坚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怀着对亲人和孩子的挂念之情，他写信给妻子的兄嫂说：

“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生是为中国，死亦是为中国！”多么气壮山河的誓言！

妻子王叔振在牺牲前并未看到刘伯坚留给她的遗嘱，而是也同她丈夫一样，身负幼儿在枪林弹雨中与敌军拼杀。因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她迫不得已将刚刚出生不到四个月的三儿子刘熊生送给了当地的一个姓黄的家庭。

刘伯坚与王叔振结婚后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刘虎生、二儿子刘豹生和三儿子刘熊生。在被捕之前，刘伯坚夫妇俩就把三个儿子分别寄养于别人家，以便自己全心全意从事革命和指挥红军战斗。在他们去往中央苏区前，夫妇俩先将长子刘虎生送给了凤笙大嫂，之后大儿子虎生就再也没见过父母。年幼的虎生从小就被舅妈教育不许与别家的孩子接触，不许跟别人说自己的家事（被敌人知道会被抓走）。1938年，虎生被党组织找到送往延安，他才将父亲生前在狱中寄给凤笙大嫂的两封家书（缝在贴身的衣服里），交给了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十分珍视，一直收藏在身边，直到新中国成立。

二儿子刘豹生，是刘伯坚在被俘前的一次战役中寄交他人的。因为所在的部队走得很急，他就将刘豹生放在一个竹筐里，他和战士们翻山越岭，行走于山路竹林之中，轮流挑着装着孩子的担子。当来到一处河边时，刘伯坚将装着刘豹生的竹筐交给守候在那里的郭贱姑，对郭婆婆说：“如果我牺牲了，我这儿子就做您的孙子。”郭婆婆是当地的船户，她为了保护刘豹生，给他改名换姓叫“邹发生”。直到解放后，党组织根据恩来同志保存的刘伯坚在狱中的“家书”，才找到了他。这一年，刘豹生14岁。

因为挂心三个年幼孩子的未来，刘伯坚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信给亲人嘱咐两件事：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设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勤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忌险，遭损害，不须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是须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指冯玉祥。笔者注）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之事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廿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梁照娣（招弟），他们一家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卅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读刘伯坚烈士的家书，想其临刑之人和父母双亡的三个流落在民间的幼孩时，稍有情感的人，皆为之凄然泪下，同时也为一个革命者高尚的品质而感叹与感怀。

自“四一二”政变之后，从陈延年接任江苏省委，到邓中夏的这一任，才一年时间，牺牲的省委领导已近半……事实上，从1927年6月到1935年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被上海中央局命令“终止活动”的8年中，省委遭受的摧毁性破坏不下七八次（上海中央局和中央机关共遭受严重破坏8次），在这过程中，至少又有十多位省级领导牺牲，而他们在当时都是我们党最杰出的一批精英和领袖级人物。有时我常常会有这样的设想：假若这些人没有在那个年代牺牲的话，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会是些什么岗位上的领导呢？

历史无法设想。设想不可能成为历史。我们在今天只能以崇敬的心情去仰望这些闪耀在天际的众星——

罗登贤，1929年1月至8月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员，牺牲时只有28岁。我估计今天的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罗登贤”这个名字，但如果我们说到他在东北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和杨靖宇就都知道了。是的，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和杨靖宇将军的提拔人就是罗登贤。

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都有一张罗登贤的照片，这也是我看到的罗登贤的唯一形象：短发，瘦削型脸，一双大耳朵，眼睛有神，一副铁骨铮铮的工人形象。罗登贤是南海人，早年在香港英商太古船厂做工，是邓中夏、陈延年和周恩来在广东时从工人中发展的中共党员，在省港大罢工中是冲锋陷阵的勇士。1927年在陈延年的领导下，罗登贤成为广州起义的工人领袖，他直接带领的工人赤卫队在这次起义中发挥了“铁军”和“尖刀”的战斗作用。

1928年，中央将罗登贤从广东调到上海。因江苏省委不断遭到破坏，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历任江苏省委书记都在上海“五卅”运动前后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比较多，敌我双方认识他们的人也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地下工作的环境下，仍然容易被人认出和识**份。而调罗登贤出任江苏省委书记，除了上面这个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的威望和能力的信任。在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班子里，有后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大人物（他们的排序都是在罗登贤之后）：李维汉、彭湃、康生、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

罗登贤在江苏省委书记岗位上在任8个月时间，这在1927年后的江苏省委历届书记中算是任期时间比较长的一位，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罗登贤任书记时的江苏省委工作尚算相对稳定和巩固的。然而，当时的革命形势仍处在低潮，据党史资料介绍，这一段时间（指1928年1月－7月期间），江苏全省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1678人，被杀害的有481人，而上一年“四一二”至1927年底，全省被捕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达5667人，牺牲1836人。罗登贤后来又被中央调回广东省任书记。“九一八”之后，他受党的指派，以中央驻满州省委代表身份，主要解决东北党内派别问题，并启用了杨靖宇、赵尚志等组成抗日联军队伍，从而使这支英勇的抗日队伍威震白山黑水的每一个角落，谱写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最为惨烈和悲壮的史诗。

两年多后，罗登贤再度回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在1933年3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被原江苏省委成了叛徒的同事出卖入狱。当敌人知道罗登贤是中共的“大官”，立即将其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对其供逼利诱但不见成效，就下毒刑：压断其腿，狠抽下体……由于罗登贤是南海人，又在广州起义时与宋庆龄结下友谊，宋女士不顾国民党的威胁，专门到监狱去探望罗登贤，并争取各方想营救他出狱。蒋介石怕夜长梦多，密令手下“立即枪毙”罗登贤。

这年8月29日，罗登贤被押到雨花台刑场。狱官问罗登贤有什么遗言，罗登贤一声冷笑，道：“我个人死不足矣，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我千古遗憾！”

一代工运领袖、杰出的革命军事家罗登贤牺牲时年仅28岁。

我们来说说另一位江苏省委书记的事迹，他的名字对今天的人来说很陌生，叫许包野。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一个名叫“保尔”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令敌人颇费周折而就是找不到其真人，所以一时也没有达到 “彻底捣毁共巢”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保尔”这个人，因为他是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主人公，“保尔”这位革命战士形象，鼓舞了像我这样的几代中国青年。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部苏联红色革命小说才刚刚出版，中国读者对其是不熟悉的，只有那些了解苏联和懂俄文的人可能知道“保尔”。

他从厦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中央调到上海出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为了防止敌人再度破坏省委阴谋得逞，所以化名为“保尔”。

这就是许包野。他化名“保尔”有两层含意，其一便是让敌人捉摸不透他的底细——通常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主要靠我们党内的那些叛徒，“保尔”这名字一下让了知和熟悉党内领导人的那些叛徒也无从找到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背景线索”，更不知其“长相”云云。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头有脸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想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已无可能，即便乔装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务抓获。中央把基本没在上海露过脸的许包野从厦门调来出任江苏省委新一任书记，从客观上来说有这一因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