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仅重视往代历史的编纂，而且也重视当代历史的编撰。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三种体裁。

贞观三年，唐太宗在宫禁门下省北始置史馆，创议由宰相监修国史，首任监修官即为唐太宗的中枢重臣房玄龄。宰相监修国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随之对史馆安排、建置、馆员生活待遇等等也会有所改善。正如刘知幾所指出的： “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即鸾台，门下省)为邻；东都则与凤池(即凤阁，中书省)相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宰相监修史著与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对修史的高度重视。有元代史学家说： “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可见，唐太宗创举的宰相监修国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太宗朝的国史由房玄龄监修，房为人正直。修撰史官邓世隆以及顾胤、李延寿等人又获“时誉”或“颇为当时所称”,故所撰国史多属直笔。后由许敬宗监修， “记事阿曲”,破坏了贞观的直笔史风。

唐太宗既然以史为镜，也就很想读一读国史。贞观十四年，他对历来帝王不读国史的做法表示不满，说： “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玄龄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特加解释， “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唐太宗见过思改的表白，不能视为官样文章，观其言，察其行，是有例可依的。即使国史中有记录他的不善言行，他也不会陷害史官，这可由他既往的虚心求谏、从善如流，不会加害谏官的事例作证。

他认为古来帝王不观国史，君主不能从国史中获益，殊为可惜。他炫耀自己的做法与古人不同，想打破惯例，自观国史，以补君德。从这方面看，唐太宗自观国史有他合理的一面，故房玄龄、魏徵都没有加以谏阻。然而，此风一开，也有弊端，一些见风转舵的史官，生怕惹事生非，不敢直书其事。

唐太宗还加强了实录的编撰工作，改变了往昔不修当朝实录的做法，决定当他在世时就始修实录。贞观十四年，他提出“欲自看国史”时，并要房玄龄“撰录进来”的要求。“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实录的成书时间是贞观十七年七月。实录的起迄时间是起创业、迄贞观十三年，余下的十年史事，生前来不及完成，至高宗显庆初续成，亦二十卷，共计四十卷。成书于贞观十七年的高祖、太宗实录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也是有史以来最详备的实录。为了鼓励修史，唐太宗对监修房玄龄诏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封修撰许敬宗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

高祖、太宗实录既然是从国史中删略而成的，可见，国史详、实录略；国史修撰在前，实录删略在后。故刘知幾说：“司空房玄龄、始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与自立编年体，号曰实录。”“自立编年体”当与纪传体的国史有所不同，类似于荀悦的《汉纪》体裁。

高祖、太宗实录既然记载当代君主立身行事，又是明知太宗亲自阅读的，经“删略”后，必有曲笔。如记录玄武门之变“语多微稳”,就是一例。太宗观书至此，感到不妥，便要房玄龄转达他的旨意云：史官执笔，不应有所曲隐， “即令削其浮词，直书其事”。封建帝王多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唐太宗主张直书其事，不为尊者、贤者讳，这是难能可贵的。唐太宗还责令史官应善于鉴别史事性质，褒贬分明，肯定玄武门之变可与周代“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相类，是“安社稷，利万民”的义举。通过以史喻史，说明唐太宗不仅好论古今，而且卓有史识。

然而，唐太宗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例如，关于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无论旧、新《唐书》或《通鉴》均一致颂扬唐太宗。诘诸史乘，当非信史，这难怪《唐书》与《通鉴》不加考订，因为这些史书是以《高祖、太宗实录》作为依据修撰的，在修史诸公看来也是持之有故的。问题在于实录本身虚美失真。虽然，实录的删编者名义上是房玄龄、许敬宗、敬播三人。然而，房玄龄总司百揆，无暇预闻其事；敬播位在敬宗之下，他的直笔史风也受压抑。

史载： “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而许敬宗是实录的实际主编，他“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可以断言，在他笔下，必有掩高祖之长、映太宗之功的倾向。须知，太宗既看到玄武门之变的史事，必然看过开首的晋阳起兵。然而他竟无一辞异议，说明他默认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记录，暴露了他窃父功而据为己有的隐私作风。

除了国史和实录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起居注的编录工作。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史官记载帝王的言行录。李林甫注《唐六典》起居郎条云： “汉献帝及西晋以后，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录。自隋置为职官，列为侍臣，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唐因隋制，承袭起居舍人外，另置起居郎两员。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相当于古之左史，舍人录皇帝制诰，相当于古之右史，退而编录为起居注。唐太宗即位后，从以下两方面加强了对起居注的编录工作。

第一，扩大了起居注史官的人员。唐以前的起居注史官多由秘书郎、起居郎、起居舍人等担任。贞观初，除由起居郎任职外，还以他宜兼任，称为“知起居注”。 “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如贞观三年，杜正伦“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贞观十五年，褚遂良“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这些起居注史官，很容易成为皇帝的亲近侍臣。他们多以“君举必书”为己任，详备地记录了唐太宗的言行，使唐初大有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起居注的丰硕成果，为史籍编纂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来源。

第二，鼓励起居注史官秉笔直书。贞观初，唐太宗对侍臣说到自己每日上朝，为了对天下万姓负责，出言审慎， “不能多言”。杜正伦针对唐太宗存在言多必少的戒惧心理，乘机指出秉笔直书的职责： “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闻言， “大悦，赐绢二百段。”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 “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褚遂良对答史官记录君主言行， “备记善恶”,目的是使君主“不敢为非，未闻取而观之也!”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遂良答以“不敢不记”。当时黄门侍郎刘泊在侧也说： “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用“诚然”两字表示理应如此，这是以言论鼓励史官运用直笔原则的表现。

在唐太宗的鼓励下，贞观一代史风淳朴，某些良史都有中国传统的史学直笔遗风，杜正伦、褚遂良、魏徵等人都是佼佼者。这种风气对高宗时期的史学著作也有影响，如成书于高宗朝的《太宗政典》,是李延寿主撰的，高宗观之， “咨其直笔，赐其家帛五十段”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