梃击一案的凶手被捉获后，郑贵妃和她那一伙人都慌了手脚，他们急忙从各个方面设法掩护，希望能把这件事压下或者是化解。在这些方面，他们倒很有一手，从初审的巡城御史刘廷元，到在刑部会审的郎中胡士相和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等人，他们都打过了招呼，审下来，一点也没有连累上他们。审理的结果前后都很一致，那犯人名叫张差，是蓟州人，其实是个疯子，他是因为所贩卖的柴草被别人烧了，蚀光了本钱而急疯的。他要进京告状，却没有人为他写状子。有人骗他说如果没有状子，手上拿根枣木棍就能代替。他信了那骗他的话，所以就手持枣木棍进京告状，不幸误闯进宫，又打伤了人。按律，手持凶器，潜入宫门，就是一桩死罪，该犯擅敢伤人，尤应重处，实应坐以斩立决之律为宜。这是一种用心编造、用来杀人灭口的办法，这几位问官搞得倒也干净利落。但是他们急于求成，搞得也太简单了，以致判词还没有送呈刑部，经过堂官的审阅，便已经闹得群情大哗，说该另行详审。谈起此案的人都认为，张差入宫行凶，定有人在幕后指使，必须认真审问，务应审出幕后的真凶才是。这幕后的人物，人们早已想到，必然是郑贵妃的那一伙人。郑贵妃那些人，真也慌了手脚，只好打点刑部，要他们把张差严密监管，不得让外间有人和他接触，以免另生变故。

郑贵妃的人在防范上虽然已经布置得很周密了，但却还是敌不过他们的对手。张差的真实情况还是被查问出来了。这种侦讯的工作是由刑部主事王之寀设法办成的。王之寀也是个主张储位应由皇长子来任的人，因此他对刘廷元、胡士相等人所搞的那一套很不相信。他利用自己身在刑部的方便，决意要把梃击一案的真相搞出来。为此，他特意讨了个管牢饭的差事，送饭时，他故意延挨着，把狱中的犯人一个一个地都送过了，最后才来到张差那里。张差早已饿慌了，但王之宷却把饭菜且放在一边，不许张差吃，却要他先供出实情，然后再吃饭。在这样的诱压之下，张差初步透露了实情。他其实一点儿也不疯，他说，他这次闯入宫中，是由一位不知姓名的老公（宦官）所指引的。他来到北京，住在一条不知街名的大宅子里，在那里也有个老公来照管他的吃和住，还教他到宫里去闯一下。他所拿的那根枣木棍，也是那个老公交给他的。那个老公还把他从后宰门带进宫里，并且指出了让他去闯的那个宫门。他遵命去闯时，那老公还告诉他，“碰着什么人，都可以打死。出了人命，我救你。”

王之寀在张差供述时，命人录下了他的口供。他知道，这口供里有许多不实不尽之处，但无论如何，总算打开了个缺口，不但证明了张差并不是疯子，而且情况已极显然，这件事在幕后是有人安排指挥的。王之寀根据口供写了份揭帖，送交到署理刑部事务的侍郎张问达那里，请求代为入奏。在揭帖之末，王之寀还加有说明，说由他看来，张差绝不是个疯子，非但不疯，而且还很有胆量。他认为，如果能把张差带到文华殿前，举行朝审，或者是由九卿、科、道会同三法司举行大审，案情一定能水落石出，那些躲在幕后的人，都将无处可逃。

事情经过王之寀这么一闹，群情更为激动愤怒，奏论此事的人越来越多，纷纷要求要把此案审清，揭露出躲在幕后的人来。万历也知道这事不能与郑家无关，所以把张问达转奏上来的王之寀的揭帖，还有那些论奏此事的疏文，一律都留中不问，想用拖的办法，把这件事又拖过去。但是，这件事是人们认为实据在握的事，硬拖如何能拖得过？每天要求追查真凶的疏文竟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扰得万历六神不安，坐卧不宁。恰巧这时又有人说，有很多的迹象表明张差也许真是个疯子。万历被奏疏弄得难于忍耐，最后终于答应了，把张差交付会审。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刑部会集了十三司的司官，并和胡士相、陆梦龙、赵会桢、劳永嘉、王之寀等人，开始会审张差。在这次会审中，张差的供词又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这一次他供出了不知姓名的老公，就是那个到蓟州去修铁瓦厂的内监庞保。住过的那个大宅子，原来就是内监刘成所有的，坐落在朝阳门外的住宅。张差还明白指出，就是庞保和刘成叫他闯入宫里去打小爷的。他们还向他说，“你打了小爷，就不愁吃和穿了！”所谓“小爷”，就是皇太子，在宫里，内侍们常都是这么叫的。张差也供出了他的同伙，他们一共有5个人，有他和他的姐夫孔道，还有个名叫马三道的马三舅，还有个名叫李守财的李外父。这一审差不多已算水落石出，什么事都能对得上号了。刑部于是即刻行文到蓟州，要他们把马三道、李守财、孔道等人都捕拿进京，同时刑部又即疏请，把庞保、刘成等内监，也都交由刑部管押，以便审质。

内侍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宫里的执事太监，审出了这两个人，谁是幕后的指使者，便已不问可知了，因此群情越发愤怒，都一致要求，尽速把庞、刘二人交审，进一步追查真凶。那时的首辅是方从哲，他一向都与郑贵妃家颇有往来，但到了此际，他也不得不站出来做个样子，竟也上疏主张立审庞、刘，追查真凶了。

情势到了这等地步，真如马踏危崖，再也转动不得了。郑贵妃惊恐无计，多次向万历哭诉，求万历救她。但是，万历也觉得事很难办，他叹息着说，“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太难办了。如果皇太子能出来说话，也许还有转机。不过，这个事不便由朕来说，你自己去求他，倒更好些。”要郑贵妃自己去求她的老对头皇太子朱常洛，她真觉得为难，但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办法，她也只有硬着头皮去找他了。郑贵妃悄悄来到慈庆宫里，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才相见便向他下拜，慌得皇太子也连忙回拜。郑贵妃开始说起了她的冤枉和为难，希望皇太子能设法救她。这件事弄得皇太子也很害怕，不知道像这样闹下去，将来会闹出个什么样的结果。他认为郑贵妃来求他，倒正是个收场的好时机，于是欣然应命，让他的伴读内侍王安，代他拟就了一道令旨，向廷臣们宣说，梃击的元凶既已拿获，不必过多纠缠，应该迅速将其正法为是。事情原应如此解决，人们才能安心。太过纠缠，反而令人不安。照说，争议的诸臣，都是站在皇太子一方的，有了皇太子的令旨，诸臣自应照办，无奈那时这件案子的案情，实在已极明显，只要略一深入，便可捉获元凶了，人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最后一击，纵然有了皇太子的令旨，要求罢手，也已无人肯听，置若不闻了。

万历原以为，皇太子如肯出面，是可以平息此事的，不想皇太子虽然出了一道极恳切的令旨，却竟无人肯听。看来，若想解决此事，只有他自己亲自出面，才可以平息下来了。那时万历退居深宫已久，政务都交由司礼监和内阁共同办理。20年来，不但群臣很难得见“天颜”，就是首辅，终年不得一见也是常事。如今为了郑贵妃，他只好强打精神，特意把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许多文武重臣，一齐召入他正住着的慈宁宫里，和他们在那里相见。和万历一同在慈宁宫接见群臣的，还有皇太子朱常洛和三个皇孙。皇太子就站在御座的右侧，和万历很挨近；三个皇孙则在左阶下，立成了一排。万历初见到群臣，便责备他们不该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把朝中搞得那样乱。话头转到了皇太子的身上，万历便夸说皇太子的孝顺，并说皇太子是他在心里最爱着的一个人。他挽住皇太子的手，一面还在他的身上比量着，郑重地向诸臣说，“他已经从这么小，长到这么大了，我如果想换他，为何不早换？还等到现在吗？况且福王已经离京回封地了，没有宣召，他如何能回来？你们如何要怕这些呢？”万历又把三个皇孙都叫到面前来，各自抚慰了一番，让诸臣都看到，他们父子和祖孙之间，情谊是多么笃厚与和乐。最后，万历才又命皇太子和诸臣谈谈，并一再嘱咐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点儿也别顾虑。皇太子的话，和他早先所出的令旨差不多。他认为，张差不过是个疯子，诸臣切不可因此而小题大做，离间他们父子。

万历和皇太子朱常洛联合着演了这么一出戏，果然止住了朝中的那股“务要严究元凶”的狂潮，外廷平静下来了。为了免得夜长梦多，张差在次日就被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庞保、刘成原以为张差已死，没了对证，他们可以逃得性命了，但他们只比张差多活了十多天，由于外廷仍不安宁，万历怕有人再生事端，暗暗谕令司礼监，就在内廷，把庞、刘二人也处决了。

经过了梃击案这一场轩然大波，内廷中起了不小的变化，其中变得最显著的，莫过于皇太子朱常洛和专擅后宫的郑贵妃。多少年来，朱常洛总在过着一种极不安定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住在一座高耸的危楼里，狂风暴雨又日夜不停地震摇着，不知何时便会有楼倒人亡的事故。他的生活又非常贫困，虽然他是个皇子，后来又是皇太子，然而从来都非常困窘，他有过不少的愿望，都并不过奢，但却因手中空乏，只能够空想。但是他的处境经过这一番波折，却由逆而转顺。首先便是他的父亲待他有了变化。万历原来并不怎么理会他，在向群臣表白了一番之后，对他倒也真显出了些慈爱，还亲口肯定了他应有的势位，这使他那身在危楼的感觉消失了。不但在地位上由危而安，在财用上，他也宽松了不少，一切的供应也由俭转丰。特别是，那位平素很看不上他的郑贵妃，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和感激，不断以一些金宝之物作酬赠，使他的手头更宽裕起来。

变化在郑贵妃身上，没有像在皇太子身上显出来的那么大，但也极深刻。以前，在她的心目中，只有那个宠爱着她的皇帝，她以为只要能得到皇帝的宠爱，就什么都不在乎了。她连正宫娘娘王皇后都没有看在眼里，别的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发生了梃击案，在这段过程里，她渐渐感到，就在她眼前，忽然崛起了一个新的，她以前没能认清的人物，那便是万历让她去拜求过的皇太子。皇太子在这场风波中突然显出了他的力量和分量，就连她一向认为是什么都能办得到的皇帝，也要把皇太子拉在一处，才能把事情平复下来了。她又想到，这个皇太子，将来就会成为在位的皇帝，就更让她觉得胆寒。她是和他作过对的，将来他报复起来，那可怎么办呢？这可得及早想个办法，安排条退路。郑贵妃是个很能见机行事的人，她先以感谢皇太子相助为名，不断到慈庆宫里去看望他，而且每去必要带着极多的礼物。那时皇太子朱常洛最感到短缺的，便是郑贵妃馈赠的那些金宝之类，因此对她不觉也亲近了许多。郑贵妃到皇太子那里往来过几次，慢慢也品透了朱常洛的为人。她觉得，皇太子朱常洛不愧是万历的儿子，他们那贪财好色的天性竟毫无二致。而且朱常洛因为在困境中处久了，比他的父亲更显得贪婪和急切。郑贵妃捉摸透了皇太子朱常洛，为了讨好他，一面更多地送了他一些丰厚的财物，一面又从自己的宫里选出了八名和自己贴心的宫女，送到皇太子宫里，让她们去服侍他。她的这一手果然厉害，不但完全征服了皇太子，而且也摧毁了他，后来朱常洛登基为帝时，已经成了个痨病鬼，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人们都认为，郑贵妃所献的那八名美女，应该是他得病致死的根由。

朱常洛是和他的父亲——明神宗朱翊钧同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里去世的。明神宗在明代的一十六帝中，是在位最久的皇帝，他的寿算虽不为高，只活到58岁，但实际在位的时间，却竟足足有48年还多一点儿。与他成为鲜明对比的则是他的儿子朱常洛，这位皇长子，在明代一十六帝中，又是在位的时间最短的一个，他从即位到晏驾，一共才只有30天，连改元都没能等到，便死去了。朱常洛去世后被谥为贞皇帝，庙号光宗。廷臣们议定，把万历四十八年一分为二，八月以前仍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直至年底，则改称为泰昌元年。

这位明光宗，是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为帝的，他即位以前早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他是强自挣扎着，才行礼如仪，登上帝位的。他力疾临朝，只做到八月十二日，就在那一天，由宫中一名知医的内监崔文升给他看了病，因错用了一副泄剂，竟使明光宗在一夜之间腹泻了三四十次，身体极为委顿，难以动履，只能卧床理事，不能再临朝了。在他卧床期间，曾在他睡卧的东暖阁召见过几次首辅方从哲和别的廷臣们，所谈的几乎都是些他的身后之事。那时有人传说，鸿胪寺寺丞李可灼制有一种仙丹，据说可治百病。明光宗听说后很动心，便向首辅方从哲问起此事。方从哲承认李可灼确实有药，但他又说，药没有试过，不知是否可靠。明光宗却想即刻把李可灼宣进宫来，拿他的药试试。李可灼所进的药是一种红色的丸药，服下了一丸，病人觉得很好，连连夸赞李可灼为忠臣，并命他赶紧再进一丸。所进的第二丸药才服下去不久，刚即位才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便去世了。因为他是服了李可灼所进的红色药丸后便去世的，后来追究此事，人们便称之为“红丸案”。

朱常洛是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丙午日那一天登上帝位的，他去世时，则是九月初一，乙亥日的凌晨，从头算起，他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0天。这么短的时间，当然不会有什么事情可纪，但因明末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都与他有关，他便也以这三案为人所知。

继明光宗而为帝的，是他的长子朱由校，次年则改元为天启元年（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