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毕生的事业，前有以武拨乱之功，后有“偃武修文”之盛。贞观之初，魏徵曾经建议： “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欣然采纳，推行数年，成效显著。所谓“修文”,主要是指尊崇儒术，兼隆佛道，兴办学校，制礼作乐，广收图籍，编纂史书等。这些文治措施，对巩固唐初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作用。

自汉武帝以来，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历代帝王无不悉心倡导，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唐王朝是统一强盛的封建国家，尊儒崇经也就带有统一时代的特征。唐太宗以重要的组织者身份，设馆礼贤下士，指示加强经籍的整理与注疏工作，促进了唐初经学的发展。

李渊、李世民父子出身关陇集团的将门，对于儒学原是不甚熟悉的。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地提倡起周、孔之道来了。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博求其后。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及至太宗即位，又就如何估价与发挥周、孔之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有一次，唐太宗说： “周孔儒教非乱代之所行，商韩刑法实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魏徵接着指出，商鞅、韩非那一套“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治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这是贞观君臣们的共同结论。

贞观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声明： “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九月，君臣论治，王珪批评了“近代重武轻儒”的倾向，认为汉朝宰相无不精通一经，以经术致治， “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唐太宗听了， “深然其言”。君臣们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儒学自有它的妙用。

《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古称儒学家者流，本出于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这就揭示了尊儒崇经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君臣贵贱那一套封建等级制度。

正是在上述指导思想下，贞观二年，专门设置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又以颜回为先师，按照旧典仪式，两边陈放“俎豆干戚”,加以顶礼膜拜。史称： “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全国各州县都置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又下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专门拨二十户人家维持供养。可见，唐太宗的尊孔崇儒要比高祖时深化一步，反映了贞观盛世的需要。

唐太宗不仅尊孔，而且敬仰历代名儒与经学大师。例如，贞观十四年二月下诏，指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对唐初经学很有影响，所以要加以优赏，把他们子孙的名字呈报上来，予以荫官。

贞观二十一年再次下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榖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位先儒配享孔子庙，规定“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不囿于经学派别的门户之见，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文学家，不管是王学还是郑学，不管是南学还是北学，都是同样对待，一概尊崇。这无疑是当时统一经学的历史潮流的反映。因为天下已经统一，要奖励后学，尊儒重道，形成广泛的读经风习，就必须废弃经学上的派别争斗，来一番兼收并蓄。

唐太宗在早年创业阶段，注重的自然是武功。武德四年十月，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由于“寇乱稍平，乃乡儒”,就创办了著名的文学馆。其实，文学馆的主要任务倒不是尊孔崇儒，而是“收聘贤才”,罗致文士。文学馆与天策府，是李世民手下一文一武的顾问决策机构，曾在唐初统一战争与玄武门事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正式即位后，唐太宗宣称： “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考虑到文学馆仪是秦王府属机构，而且十八学士中的多数人已调任要职，人员变动较大，于是在弘文殿左边设置了弘文馆。贞观三年，馆址移于纳义门西。据《唐六典》记载，弘文馆的职责是： “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然而，唐太宗是封建政治家，不会把弘文馆作为纯学术机构，也不会把学土们当成学究对待，而是“精选天下文学(即儒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其中，虞、褚，姚，蔡是原文学馆学士，新增了欧阳询，萧德言等人。

当然，弘文馆的地位、职责与作用，不能跟秦府文学馆相比，但是仍旧保留了“商榷政事”的传统。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和朝廷制度， “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这是唐太宗沿袭以前的古为今用的原则。

从秦王到天子，从创业到守成，唐太宗体会到文治的重要性。有元代史学家指出： “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所谓“东南儒生”,就是指太宗所信任的名儒虞世南、褚亮等江左名士。

贞观七年，唐太宗提拔虞世南为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 “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而虞世南则“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对此，唐太宗深感满意地对侍臣说： “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隋唐时期，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局面，政治上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隋朝经学业已出现了南北融合的趋势，如著名的经学大师刘焯、刘炫等人， “学通南北，博极古今”,开创了统一经学的先河。然而，隋朝国祚短促，未能完成经学的统一。

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是经学统一所必需的物质准备。唐太宗十分重视这项工作。由于隋末丧乱， “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李唐王朝建立后，就重新振兴经籍。武德四年平定东都后，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次年，令狐德菜为秘书丞，鉴于“经籍亡逸”,“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太宗即位，在弘文殿聚集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以备校刊整理和撰写专著参考之用。贞观三年，魏徵任秘书监，向太宗建议：请购募天下图，并选五品以上官僚的子弟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经魏徵等人校订分类，第一为“经”,第二为“史”,第三为“子”,第四为“集”,所谓“经、史、子、集”图书编目四部体制最终确定了。

在国家经籍图书已趋完备的情况下，唐太宗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采取以下二个步骤，完成了经学的统一。

第一步是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颁行全国，供学习考试之用。贞观四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语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其实，《五经》文字谬误不单是"去圣久远”造成的，也与南北分裂局面有关。南北对峙，各有师承，因袭旧说，在流传过程中不免以讹传讹，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师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唐太宗既然一统天下，以四海一家为己任，对此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于是着手部署《五经》版本的统一整理。

唐太宗物色颜师古，是颇有眼力的。因为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祖先原居琅邪，世仕江左。颜之推历官南北朝，学问通博，深知南北政治和俗尚的弊病，尤其擅长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精研训诂，从祖业中继承了研究经学的基本功。贞观初，曾任中书侍郎，后坐事免。闲官之际，奉太宗之命，潜心于《五经》考定，自然是很适宜的。颜师古利用“秘书省”所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悉心校正。这实际上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五经》版本与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历时两年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定本》完成了，并呈献给唐太宗。太宗十分重视，特地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加以评议。由于诸儒的学派观点不同，纷纷对《五经定本》提出了很多意见。 “于是异端锋起，师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咸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也。”

唐太宗知道后， “称善者久之”。最后，于贞观七年十一月， “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这样，颜校的《五经》以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中央朝廷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对于习学者来说，克服了过去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

第二步是编撰统一的《五经》义疏，对于南北经学作了一次大总结。

《五经》版本的统一，为下一步《五经》义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按理说，贞观七年《五经定本》颁行后，接着就该是经书注疏工作。但因故迟至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针对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情况，命令新任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孔颖达深明《五经》,隋末与“名重海内”的经师刘焯辩难经义， “多出其意表”,说明孔氏对南北经学深有造诣。唐太宗任他为主笔，亦可谓知人。

唐初，由于沿续了南北经学的师承关系，造成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歧异，学校缺乏统一教材，科举缺乏统一答卷。所谓“师说多门”,显然不能适应唐初政治上统一的需要。统一南北经义与学风，也就成为文治的当务之急了。然而，义疏工作量比校刊《五经定本》大得多，所以，由孔颖达领衔外，辅之以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参加者还有国子司业、助教，太学博士、助教以及四门博士、助教等，共计二十几人。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百八十卷的《五经》义疏终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编成了，名称叫“义赞”。唐太宗颇感满意，特下诏褒奖曰： “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不过，太宗认为“义赞”名称不确切，下诏改名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

《五经正义》之所以被唐太宗视为“不朽”著作，主要在于它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孔颖达等人奉敕编撰的《五经正义》,选取《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左传》杜预注、《诗》毛传郑笺、《札记》郑玄注五种作为底本。疏解则多据南北朝至隋经师们的释文，采录诸家旧说，编缀成书。其长处是克服了“师说多门”, “章句繁杂”的弊病，奠定了一代之规模。《五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南北经学的完全统一，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此后，汉魏以来纷繁的师说一扫而空；宗派门户之见如今古文争、郑王学之辨、南北学之分，也都销声匿迹了。

但是，《五经正义》作为官修之书，杂出众手，弊病不少。它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坚持以义疏解释某家注文，不得越雷池一步，实在太拘泥了。从全书看来，往往是曲徇注文，彼此互异，疏文失于虚浮。当时，有个太学博土，名叫马嘉运，因参与编撰义疏，故颇知其弊。他“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振之，诸儒亦称为允当。”

贞观十六年，由于“嘉运屡相讥诋”,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可惜，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已年老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尽管《五经正义》也有纰缪，但唐太宗对孔颖达还是推崇备至的。贞观十八年，绘像于凌烟阁，赞云： “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损辞飙起。”

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此后沿至宋代，明经科举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标准。总之，唐太宗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件大事。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 “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汉代独尊儒术，尚未制定统一的全书，五经博士分门授徒，派别甚多，就经学统一的规模来说，汉不及唐之盛大。由于唐王朝的盛世远远超过汉王朝，加上唐太宗对经义解释采取兼收并蓄、以广见闻的态度，所以，唐初经学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