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还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十六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1995年，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指示：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为此，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召开了两次由中苏双方有关人员组成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在此前后，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加强了对中苏关系的研究。

总结中苏双方联合座谈会和有关研究成果，关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一）在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从国家关系来看，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斯大林时代如此，赫鲁晓夫时代也如此。中苏两党的冲突，实际上也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从思想形成就开始了，思想就是在不断抵制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不管谁当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

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错误更多些，责任更大些。中国方面的错误既表现在争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争论的方式上。在争论内容上主要有两个错误：第一，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即对时代、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从整体上来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战争的形势，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而中国还强调“时代没有变”，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照搬几十年前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确实是“教条主义”。相反，赫鲁晓夫主张缓和、裁军，集中力量搞建设，同美国搞和平竞赛，想在经济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第二，我们拿自己国内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经验去套苏联国内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当然是错误的。

（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内外政策的“左”倾是中苏走向破裂的推动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波匈事件后，中国重点从过去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以后又进一步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在国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内部讲话时，重点是反左，到发表时修改为重点反右。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国际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种左的认识，对中苏两党分裂起了推动作用。

对于国际力量的对比，强调“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重提“纸老虎”，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与此同时，整个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谋求缓和以打开同西方的关系为重点，转向以加强反美斗争为重点。这使中苏两党原来对外战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结果双方的共同语言和相互理解越来越少，信任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对对表”的问题。1963年，中苏开始公开论战，这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左”倾化的需要。以后“反修防修”口号提了出来，国内国际相辅相成，一直到发动“**”。

（四）关于和赫鲁晓夫的个人作用。

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两党两国关系搞得那么紧张并不是必然的。中苏关系的破裂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主要原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正是个人迷信发展和盛行的时期。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所代表的是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的性格，赫鲁晓夫所代表的是俄国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性格。二者不能相容，破裂也就不可避免。

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训：

（一）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国与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党与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四项原则基础上。要正确对待和善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二）要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现在的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必须追踪研究世界发展变化。认识世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意识形态概念出发。在认识自己的时候，要防止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关于不扛旗、韬光养晦、不当头等指示，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牢记，坚决贯彻。

（三）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当年选择“一边倒”的政策没有错，同苏联结盟有历史必然性，但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其结果或者是受制于人，或者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

（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中国在这方面吃了苏联不少苦头。但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斗争时，中国也犯了不少同样的错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讨论还在继续，研究还在拓展。或许，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那句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的名言，对我们探讨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是一个重要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