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东暖阁中哀声和**已渐渐平息了,人们把目光紧张地转向了西暖阁。
按照西太后和几个亲贵的吩咐,一张御前会议参与者的名单迅速拟定。在寒冷的暗夜中。一些尚在睡梦中的亲贵和重臣被火速召集到养心殿西暖阁。
毋庸置疑,会议的中心内容将是确定皇帝继承人选。
十余年操持王朝大政,经历了内外的风风雨雨,使西太后这个年近四十岁的女人具有了在朝内应付各种变故的能力。
咸丰帝死后,她不甘权柄落入他人之手,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替儿子载淳稳固了皇位。并利用皇太后的地位,奋力排斥一切政敌,使所有的皇亲国戚俯首听命。
载淳之死,她当然有丧子的切肤之痛,然而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苦心经营和操纵的皇位即将因此离她而去。
在同治帝病入膏肓、陷于不治的日日夜夜,使她焦虑不安的除了权力的归属还能有什么呢?
但是,在同治帝“宾天”的最后一刻,西太后决心奋力挽回希望。西太后需要的不是悲痛和眼泪,而是立即镇定和果断的动作,她要再一次显示自己作为皇太后的威严和绝对的支配地位,拿出自己的“成算”。
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皇帝的死讯之前,西太后第一步先要解决的是按自己的意愿确定“立嗣大计”。
在同治帝弥留的数天之内,无人敢明言继统问题,但在宗室亲贵之养心殿东暖阁
中,也并不是对“嗣皇帝”人选一事毫无计议。同治帝无子,皇位不能一脉相传已是最大遗憾,加之清朝皇统一直是父死子继,按惯例和中国古来的皇位继承制度,继承同治皇帝的人选,应该从比他低一辈“溥”字辈近支宗室中挑选,算是为同治帝立嗣承祧。
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却顺理成章。可当时“溥”字辈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时生8个月),是道光皇帝长子奕纬之孙。
但溥伦的父亲贝勒载治却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来的继承子,血统疏远,不能算为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辈能否继立,似乎很成问题。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载,同治帝死前数目间,确实有这种议论。在这斟酌中,似乎又有是否可以从“奕”字辈中选立的说法,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人人知道,西太后的丈夫即为“奕”字辈,如“奕”字辈再有出任君位者,咸丰、同治父子将位置何处?那么值得考虑的恐怕还是“载”字辈。
当时在近支“载”字辈中已有数人(奕纬过继之子载治除外),即恭亲王奕诉之子载激、载滢(时刚过继给嘉庆帝之孙公奕谟为嗣);醇亲王奕還之子载活(时不足4岁)等。其他皆为远支。但是大权在握的西太后究竟会拥立谁为太子呢?
帝位继统之争是最大的权力之争。就清朝而言,乾隆帝继位前的每一次继立都伴随着一场争斗。特别是康熙末年,诸皇子争立,各树党羽。雍正帝取得皇位后,一面对诸兄弟党羽大开杀戒;一面总结教训。遂立下一项制度:皇位继承人由在位皇帝于诸子中选任,密书其名,藏于盒中,置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皇帝死后,由诸臣取下,按所书之名拥立新君。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均由此法继立,故无争夺之事。
现因同治帝无子,其身后所留下的帝位只是个未知数,争夺的危险难保必无。
各怀心腹事的亲贵权臣迅速集于养心殿,并各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西暖阁——这里将决定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归属。
从面临形势来看,奕诉父子确是帝位的有力竞争者。因为奕诉父子与皇统血缘最近,况且父子两代于所在辈份中均为长者,所谓“国赖长君,古有明训”;更因为恭亲王历练政务,一直为皇室宗族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并且有一大批拥护者。他本人似乎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这段资料却很难令人相信。
以同治十余年的政争观察,恭亲王之权力数次遭到西太后和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亲政和重病的情况下,还“语简而厉”地警告他“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指谏阻修圆明园一事)”。怎么有可能在病重之时,又让李鸿藻写类于传位遗诏性质的诏书,传位给恭亲王奕诉呢?且就在他斥责恭亲王这一天,明明还说“拟求太后代阅奏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
从是日起李鸿藻“代为批答章奏”之权已由西太后取代,再无“草诏”之机会;同治帝还望自己病好理政,岂能想到身后之事?同治帝死时,恭亲王就在现场,他一直就在养心殿,何谈“回避”?更不要说,以他对西太后的了解,也根本不会摆出一副皇位非己莫属的姿态。
按“清同治帝脉案”记载,当同治帝病危,不仅不能召幸后妃,已很少能与诸臣对话,更何况“千余言”。且此处又说同治帝对载澍心有所属,不仅其说不一,即就载澍之身份而言亦绝无可能,故可知,这种同治帝立有遗诏被毁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究竟谁是皇帝的人选对此安排西太后早已成竹在胸。会议如何争论,最终结果必须如此,不容置辩。即使“溥”字辈人选不是血统疏远,一旦选立,就必是为载淳立嗣。
这样,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就成为皇太后,而西太后只能为太皇太后,从而实行“垂帘听政”的将不再是西太后而是阿鲁特氏了。而立“载”字辈年长者的载激,则又势将很快归政,不仅仍不能使西太后久持权柄,且会使奕诉因其子为帝而大权在握。
诸王群臣对于西太后这样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决定,面面相觑,膛目结舌。突然,人群一阵**,跪在地上的醇亲王奕谓,听到皇帝的人选落到儿子载活的头上,大吃一惊。立时爬伏于地上,连连碰头,继而失声痛哭,以至昏迷倒地。因醇亲王失态,众人上前搀扶,结果竟“掖之不能起”。
这个年仅三十岁、权倾朝野的“七王爷”,此刻的心情没有人能准确的理解,一定是语言难以形容的。也许是因为“喜从天降”,使他过于激动,自己的儿子顷刻间就已成为万乘之尊的大清朝皇帝。也许是奕還已深悟到这一决定将是“祸从中来”,他深爱的儿子将从此离开父母,像同治帝一样身不由己地被西太后作为操纵权柄的工具而已。
另外,自己既为皇父,从此却需与儿子执君臣之礼,言行举动不仅将为万众瞩目,也将被西太后密切注视。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奕谓仿佛在风平浪静的湖中,刹那间遇到一个湍急的漩涡,一时手足无措。
既然“诸王不敢抗后旨”,加上醇亲王昏厥所引起的混乱。当太监将醇亲王扶掖上轿,返回醇亲王府后,西暖阁会议便告结束。继而便是鱼贯而出的王公亲贵和元老大臣按西太后的指挥,一面准备大行皇帝的“遗诏”和新皇帝即位诏书;一面准备仪仗前往醇亲王府迎接新皇帝载活入宫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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