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复辟以后，明英宗又得重新践阼，成了正在位的当朝天子。他虽然并不是孙太后所生，但他的为人，却又是孙太后从小便关心着、**出来的。孙太后深知，她后半世的权势、幸福等，完全都要靠着这个将来定会成为皇帝的孩子，因此，把他**成个什么样的人，实在是至关重要的。她凭着自己的愿望，一心要把他教成一个听话的、知恩图报的人。她干得很不错，确实把明英宗培养成了她所希望的人。她的这种做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不算够好，**出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个极平常、极庸碌的人而已；但对一个皇帝来说，可就太不够了。

孙太后的教养给明英宗造成的最大的弱点是，他缺少独立专行、自作主张的习惯，无论干什么，总得有个人替他拿主意才行，这个人的话，他无不乐于依从。孙太后原是他自幼便依从惯了的，而且他一直都在靠着她。但是她却又把朝政交给了他，并且要他自己去办，他只好另外找个人来依靠了。

第一个被明英宗作为倚靠的人，就是内监王振。明英宗还在东宫时就完全倚靠上了王振，心悦诚服地听他的话，什么都愿意依他。就是英宗已经登上了帝位，成了诸臣环拜的皇帝，仍对王振依赖如故，常常还是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在土木之变后，明英宗失去了王振，代之而起的则成了袁彬。无论什么事他都要问问袁彬，袁彬说该怎么样，他便怎么样。夺门复辟后，袁彬自动让离了这个作出影响的位置，他极为自知，他认为在被囚困的环境中，要他选择些趋吉避凶的道路，倒还能胜任，为一个管理江山的天子来出谋划策，那他的能力就太不够了。

对夺门这件事，明英宗认为最有功，并且也最和他接近的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三个人。在这三人中，他实在搞不清到底该倚赖他们哪一个。徐有贞给他的印象最好，为人又足智多谋，让徐有贞随时给拿个主意，自然是最好。不过，出力最多的却是石亨，他肯让徐有贞占这么个地位吗？曹吉祥早在宫里就服侍过自己，这个人很有可能又成为王振，不离左右，无限忠心。明英宗不断衡量着这三个人，他们各有所长，难分高下，让他拿不定主意。他想，最好是分别依赖这三个人，那就各全其美了。但是，把三个人等量齐观，事实上又不可能，这三个人在夺门时倒像颇能互助互谅，但在成功后，却又争权夺势，很激烈地竞争、较量起来了。

在彼此的竞争较量中，最先占了优势的是徐有贞。自夺门以来，在日常行事中，徐有贞原就常显出不少比石、曹二人要高明得多的地方来，到了要颁发复位诏书的时候，徐有贞就越发显出，他是个最细心、最知道维护才复位的皇帝的利益的人。那复位诏书，原本是由诸臣共同议定、草出，又送呈明英宗亲自过目，以便最后决定的。明英宗看过后，觉得倒也很平妥，便又看那些依次签署着名字的人。他反复查看，署名中唯独缺少徐有贞一人，徐有贞其实是够得上领头签名的，竟然不见，是何缘故呢？明英宗很疑惑，便把徐有贞召来询问。徐有贞在被问后，不说什么，只在袖中取出他所拟的另一份复位诏书当面呈上。明英宗看完了徐有贞呈上的诏书，不觉大悦，觉得这份诏书比诸臣所拟的那一份实在强得太多，句句竟都像是从他心里挖出来的，其中“岂期监国之人，遽攘当宁之位”这两句最切实明白，把朱祁钰借监国而窃位的行径全亮开了。明英宗对这两句最欣赏，认为它不但说出了实情，而且不轻不重，比他自己在心里想着的更好，不是从心里关切着他、以他的得失为重的人，如何会想到这些？这件事，《病逸漫记》曾有所载，《明英宗实录》所载的《丙戌诏》中，也有这两句，可见当时所颁发的复位诏书，用的便是徐有贞从袖中取出的那一份。

徐有贞既以草诏一事而深得帝心，因此他终能越曹、石而上，成为明英宗最倾心委任的人，朝中事权尽入其手，一时趾高气扬，中外不觉为之侧目。石亨和曹吉祥本来以为，夺门之举乃由他们发起，论起功来，即使不比徐有贞高，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他之下，如今徐有贞倒上去了，远远超过了他们，每一念及，不觉又气又怒，常常还要见诸辞色。这些，徐有贞自然全都明白，但他自恃深得帝心，不但不肯稍行退让，反倒想着，有机会一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与曹、石二人虽都是贪鄙之人，但其间也大有区别，徐所贪的是事功和权位，曹、石则除此而外，更贪于钱财。在满足其贪欲上，这三人却又是极相似的，他们都拼命攫取，不择手段。徐有贞只在恃功求赏方面要比曹、石二人显得聪明，既不肯过分要求酬功，也很少代人滥求爵赏。曹、石二人虽也各有所异，但在自以为夺门有大功，可以无限地向上求索恩荣，并借为人滥求爵赏以饱填欲壑方面，则是彼此相若，相去不远的。石亨向他的亲旧和部曲收取重贿，使他们借夺门有功而滥冒得官的，竟达四千多人；曹吉祥滥冒夺门功的人数赶不上石亨，但也多到一千数百人。明英宗虽然惯于放任他所宠信的人，但是经过了土木之变，又在南内被禁锢了那么一些年，到底有了些长进，也常感到这两人的索求不免过多了，甚至也有不肯依从他们的时候。曹吉祥是个内监，和所有内监一样，惯以软磨取胜，一次不成，不妨再次、三次……总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为是。石亨是个武人，又自以为夺门一事，他是第一功臣，有求未遂，常常会立即形诸辞色，这使明英宗对他的恃功不逊更加感到不悦。徐有贞目光敏锐，曹、石使英宗不满，他早已见及，并且认为抑制曹、石二人的时机已经到了。他暗向明英宗谈了些曹、石二人在外间的横暴情况。那时明英宗正信赖着徐有贞，对石亨和曹吉祥颇有戒止之意。恰好赶上御史杨瑄奏劾石、曹二人侵占民田，明英宗向徐有贞和阁臣李贤询问杨瑄所奏是否属实。徐、李二人所对都说，杨瑄所劾确属实情。明英宗并没有因此而惩办石亨和曹吉祥，但却以所奏不虚，下诏把杨瑄褒奖了一番。明英宗这样做也许是想因此而使石、曹等知惧，但实际却适得其反，反而因此激怒了二人，倒让他们加快联合起来，想和徐有贞大干一场。石亨和曹吉祥为了个人的利益，原已有些冲突，为了对付徐有贞，他们这才重新联合起来。那时明英宗时常把徐有贞召进宫去，屏退众人，相互密议。曹吉祥认为，从这上面入手，可以把徐有贞搞倒。他和石亨计议妥了，便随时派些小太监在暗中偷听，看明英宗和徐有贞之间到底说些什么。由此，曹吉祥和石亨知道了不少明英宗不愿为别人所知的事。他们佯为不知，在奏事之时却又常有所涉及。明英宗不解，追问他们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石、曹二人又常是异口同声地说，那是徐有贞告诉他们的，并说徐不但早就告诉了他们，而且到处去说，外面已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了。因此，明英宗渐渐觉得徐有贞并不可靠，不觉对他疏淡起来。相隔不久，石、曹二人探听到御史张鹏有疏劾奏他们二人，列举了他们很多的不法之事。二人商议了一番，约定了同到宫中哭诉，说是内阁想陷害他们，指使御史不断地把他们论奏，请明英宗为他们做主。明英宗竟给他们哭得又像是回到了宠王振的时候，不但把张鹏下了诏狱，就连御史杨瑄，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人，也都被逮入狱中。正在这时，却又碰上了变天，雷电交加，大风折木。那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天怒，想是应在把徐、李下狱的事情上。明英宗为此也害怕了，忙把徐有贞和李贤放了出来，把徐谪为广东参政，李为福建参政，让他们赶快离开。但在李贤还没有离开之时，吏部尚书王翱却又奏称李贤才堪大用，因此李贤被任为吏部左侍郎，留在京中。没有多久，李贤就以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重又入阁预理机务了。

石亨和曹吉祥最恨的是徐有贞，李贤原不过是个陪衬，李贤又行复任，他们不管，他们只想设法把徐有贞置于死地。他们在暗中命人向宫中投了不少的匿名书，书中说的都是些英宗不愿被人知道的隐事。这些匿名书很使明英宗烦恼，他最恨的便是有人说他的隐事。石、曹二人又在内廷扇起了一股阴风，说这都是徐有贞心怀怨恨，让他的门客马士权散布出来的。明英宗不想徐有贞竟会如此，越发愤怒，立即派出一些锦衣卫校尉，连夜去追拿徐有贞等人。锦衣卫校尉们在山东德州地界追上了徐有贞等，把他和马士权都拿回来投入狱中严加拷问。但为时不久，又赶上了为了禳解承天门的火灾即将实行的特赦。徐有贞很可能也在赦中。石、曹二人害怕徐有贞遇赦，便设法增重他的罪名，散布出徐有贞早具反心的说法。他们说徐有贞曾请以武功为他的封邑。因为那里是魏武帝曹操最初的封地，可见他早藏有不臣之心。徐有贞在为他自己所撰的券辞中，有“儹禹成功”的话，更显出了他想禅代天下的野心。他们编出这些话，原想激怒明英宗，让他一怒而把徐有贞处死的。但他们没能达到愿望，明英宗没想把徐有贞处死，只把他徙往辽东金齿卫为民，也就算了。

石、曹二人联合着搞垮了徐有贞，大敌已去，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又开始了。曹吉祥隐身在宫中，干起事来较方便，也较隐蔽些。石亨却觉得朝中再无人敢和他对抗，更加跋扈起来，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气势。顺他的，由他保举，被用为侍郎的就有孙弘、陈汝言、萧璁、张用瀚、郝璜、尤文、朱铨、刘本道等多人，任为侍郎以下的人，就更屈指难数了。逆着他的人，他又是睚眦必报，累兴大狱，把那些人都投入狱中。石亨几乎无日不入宫请见，而每见又必有所求，若有求未遂，他那不快之色，立刻见之于面。明英宗虽然向以宽待宠臣著名，但像石亨这样他已很难忍受了。有一次，他屏去左右，向李贤谈起了石亨和曹吉祥，他说，如今四方奏事竟要先经过石、曹二人，这种“未入公门，先经私室”的情况，实在不是件好事。他还问李贤这种事应该如何处理才好。李贤给明英宗提出来的办法是：此事应请圣君独断。李贤这话看似滑头，其实他是算计了一番才这么说的。这话一是因势利导，让明英宗在他的初步认识上再深思一番，然后再设法处理。其次是，这样说决不怕有人窃听，可以免生枝节。果然，天顺年间的明英宗，多少已与正统初年的明英宗有些不同，他终于拿出来了自己的独断。另一次，在又和李贤谈到石亨常常不召自来、频频入宫之事时，英宗说，“阁臣们有事，自然当来，石亨一个武臣，为何他也要入来！”说过后便当机立断，即刻宣谕，命把守左顺门的人，除非内中宣召，切不可让总兵官随意出入宫禁。这一来便阻断了石亨的无故入宫之路。

明英宗这一次的独断，看似是与李贤谈起石亨，偶然触动火气，其实不然，那是积因很多，早已积累多时，终于做出的决定。石亨最令明英宗不满的，是他自以为有了夺门功，就享有了对英宗索要一切的权利。他冒滥保荐的人已多到难以计数，京畿内外的武官几乎个个都拜在了他的门下，这些人所带的队伍已经有十万人之多。这一点引起了明英宗的戒心。其次，石亨已经把自己的住宅营建到高大逾制的程度。这种逾格，明英宗早已感到不悦。即使这样，石亨却还觉得不够，他又要求英宗命有司为自己的祖坟树碑。这也是很逾格的，明英宗也很不满。不仅是石亨自己，连他的侄儿石彪也肆行无度。石彪也是借夺门功而迅速升腾起来的人，他也早就成了个总兵官。他在先已被封为定远伯，如今则已成为定远侯了。在他们石家一门之中，同时有公、侯四人，已经很使人侧目了，但他们好像还觉得不足，还想把石彪调到大同去，让他们叔侄二人，一里一外，相互呼应，看上去更有势派。其中更使明英宗感到纳闷的是，石彪想被任为大同总兵，却让千户杨斌等人来保奏。这些千户之流竟敢逾格保奏镇将，他们是在搞些什么名堂！是想上下勾连，结成死党吗？明英宗在这点上极为不安。他又想着，大同是边防重镇，与瓦剌相距不远，莫非他们怀有什么异图？在这里，明英宗又施行了他的独断。他先把杨斌等人都逮入诏狱，严加拷问，问出了一些情由，就把石彪也囚入狱中。石亨被这个来势给吓住了，他只好奏请削去他弟、侄等人的官爵，并把他们放归乡里，以此作为试探。但就在此时，石彪强占多处民田的事又被审出，还有他的起居等也多有违制之处。有这些事，石彪已经足够被问成死罪了。明英宗于是传渝，先去抄查石彪的家，又命石亨也即行去职，回家养病。

在处理石亨一案时，明英宗和李贤又谈起了石亨，并提到了夺门一事，他觉得石亨夺门有功，对如何处置石亨感到有些为难。李贤认为这时已经到了说明夺门之非是的时候了。他说，“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这几句话使明英宗感到很后怕，不觉点头称是。李贤又说道：“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请陛下复位，安用扰攘为。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招权纳贿安自起。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黜之事，致于天象。《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正谓此也。”这些话说得更透彻，明英宗顿觉恍然大悟，甚至感到，每日“夺门”“夺门”地说着，简直是一种嘲笑。于是他下诏道：“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样”。夺门这两个字，已经让他怀羞了。石亨以夺门之功骤然而起，暴横贪婪，早已令人侧目。此诏一出，人们感到气候已经变了，不觉群起而攻，各尽所知，纷纷揭出这些夺门幸儿的劣迹。还有些因向他们行贿而得官的，为了摆脱干系，也把行贿求官之事自行揭出。这些夺门英雄们的下场就更可怜了。不过石亨终于入狱，还不是为了这些，而是因为锦衣卫指挥逯杲揭露出了他有聚众谋反的事，说是石亨与他的侄孙石后积年蓄养无赖，制造谣言，专门伺察朝廷的各项动静。而在审问石彪时，他也供出，石亨常与术士邹叔彝等人，在夜间暗察天象，卜论休咎，以备有变时即行出动等事。这些都是极有谋反迹象的事情了，所以石亨不但终于被捕入狱，而且被定了死刑。不过他并没有被绑赴市曹，斩首示众，而是入狱不久，便得病而死。其他诸人，类如石彪、石后等，倒都被绑上法场，处了斩刑。经此一变，那些贿通石亨而冒滥得官的人，几经审查，共革去了四千余人，朝署各处顿时为之一清。

石亨死后，夺门具有首功的三个人中，已经去了两个，只剩下曹吉祥一个人了。后来那四千余名冒滥得官的人又被革去，更使曹吉祥感到不安，总觉得不久也许就该轮到他了。为了自救，他也起了谋反之心。他把由他保荐而得官的人都集结起来，给以大量的财物，要这些人都听命于他，跟着他干。那些人也知道，如果曹吉祥垮了，他们跟着也就要倒霉，倒还是完全听他的，也许要好些。曹吉祥的嗣子曹钦，曾问过他家的门客冯益：“自古有宦官子弟为天子者乎？”冯益很快就回答了他：“君家魏武，其人也！”魏武便是魏武帝曹操，曹钦想到了他们曹家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不由得很高兴，那谋反的心思也更足了。天顺五年（1461）七月里，曹钦因为拷打家人曹福来，被言官奏劾，明英宗命锦衣卫指挥逯杲查问此事，并且还降敕遍告群臣。曹钦见来势如此，不觉大惊。他暗想，上次降敕，就逮走了石将军，如今又降下敕来，大概就要轮到我们了。想到这里，他决定即行谋反。几经策划，他们决定仿照夺门的方式来举事。那时甘、凉一带有警，朝廷特命怀宁侯孙镗领军出征。曹吉祥以此为掩护，命曹钦也在此时进行整军，并且让他的党羽、钦天监太常少卿汤序替他选定了举事的日子，要在那天拂晓时引兵入宫，和他自己率领的禁军会合。计议已定，曹钦便约了他的党羽们同在朝房中聚饮。却巧，那时奉命赴甘、凉一带出征的怀宁侯孙镗、恭顺侯吴瑾等人，为了便于议事，也都住在朝房，与他们相距不远。曹钦的党羽马亮晓得了孙镗、吴瑾也在朝房，心里很怕，抽个空子，竟自悄悄溜了出去，赶到孙、吴二人那里，向他们告密。孙、吴二人得知此事，不敢怠慢，急将告急的奏报从右安门的门缝中递入，请求指示。明英宗深夜得奏，立即命人将曹吉祥在宫中擒下，又命将皇城和京城的九门全都紧闭，不许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