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穷窘

第六十八章穷窘

闵元忠距离较远时便看到有不少车辆往府城方向前行,多半是独轮小车,几十辆车四周跟着一些里甲保正模样的人跟随,大量的车队之侧数里外有几十人骑着马远远巡看,这些骑马的明显是山东过来的客兵,多半穿泡钉绵甲头戴铁盔,手持骑枪或长刀,武器均取出提在手中或是横在膝前,或三五成群聚集一处,或十几骑散开驱赶过路的百姓,甚至策马驱骑冲散过路行人,待看到行人狼狈不堪躲避之时,这些骑兵便哈哈大笑,骄狂之态尽显无余。

客兵驻淮安时间尚不久,但这些从临清过来的山东客兵已经名声极坏,除了催粮征饷逼死不少人命之外,公然抢掠之事也时有发生,大白天尚且如此,半夜偷鸡摸狗抢掠民宅,或是强奸妇人之时时有耳闻。原本淮安府算太平地界,漕运中心尚算富足,不似徐州睢宁等处曾经遭遇兵火,山中群盗聚集,加上近山东地界有不少响马为患,盗匪多如牛毛,淮安这里总体尚属太平,客兵大量到来之后,严重加重了地方负担之余,也使得治安急转而下,人人均恨客兵入骨。

闵元忠知道近来客兵放缓了打粮的频率,也并没有扩大范围,最少在卫所军户附近并未见到下乡征粮的客兵队伍。

主要原因并非刘泽清和麾下将领天良发作,而是考虑到再过两个多月便是夏收,那时候打粮比现在收获要多的多,此时正是春荒时,哪怕逼死人命亦不能多得粮,不如稍缓两月再行征粮的好。

而且客兵征粮至今,抢掠了若干富户,得粮好几十万石,得银亦超过十万,刘泽清部在淮安这边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壮大不少,令刘泽清有了长期盘踞,认真经营两淮地方以为地盘的考虑和打算。

相比较战乱不止的山东与河南,两淮就是不及江南,也是比山东河南要富裕的多了。

闵元忠随着粮队一并进入望云门,一进城门便是感觉无比繁华,络绎不绝的人群往城中涌入,街道上招牌幌子林立商行店铺一眼看不到边,大量的车马停靠在街道两侧,等着货物装车启运……

从纸张铺香烛铺到杂货铺,布店,丝行,帽子铺,成衣铺子,鞋铺,还有古玩,茶铺,酒楼,客栈,还有当铺,钱庄,银号……林林总总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从最便宜不值钱的竹编,到打造精巧的金银首饰铺子,所谓五行八作,也就是车船店脚牙这五行,八作便是金银铜铁锡木瓦石,这样分虽未必能把这长街上几百个铺子都分的清楚……比如成衣裁缝和帽子铺就有好多家,各有专攻,纸行铺子也是侧重不同,还有瓷器分为各个窑口,布匹分类好几十种,除了最顶尖的大铺子外,一般侧重贩卖的也就是几种,布店瓷器生丝茶叶林林总总,包括各种服务业,比如脚行车店客栈之类,整个西大街长二里许,各种店铺几乎是一间接着一间,密密麻麻,要是头一次过来的没甚见识的外乡人,怕是到此之后良久都移不开眼睛!

江北其实就是二府,此时的淮安府是后世部份徐州,整个宿迁和连云港,再加整个盐城市和部份扬州,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商业之发达,后人难以想象。再加上是漕运中心,还是大明工部设立的最大的漕船造船基地,南北通衢贸易中心加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一定地位,此时的淮安府堪称重镇,比诸后世完全不同。

而眼前的西长街最多的商行,自然还是盐行。

盐行的铺面反而不大,多半就是三开间的平房当门面,不似有些大商行用五开门上下的楼房当成铺面,幌子挂起老高,隔几里路都看的到。

到崇祯年间,私盐泛滥后很多盐商开始暗中与私盐贩子勾结,大量购入和销出私盐,若全按朝廷规矩,不仅购入盐时需要盐引,出售官盐也需要在官府规定的城市之中贸易,最少也得是县城,集镇和乡村的百姓要买盐就得进城,实在劳民伤财。

眼前的盐行,普遍是低调内敛,但所有人均是知道盐商才是府城中最为富有之人。

闵元忠牵着骡子走到朱家商行前的拴马石前,将自己骡子小心系好了,然后风尘仆仆的走向店铺之内。

这一次打前站的差使,其实是来自闵元启的处罚。

闵元忠负责看守百户村落,三个箭楼和移动哨归他管,结果不经通传直接放了闵乾德和王三益等人进来,虽然并非放外人进盐池,亦属失职,闵元启当面未说,其后便是扣了闵元忠三天的口粮,并且将这个打前站的差事交了给他,亦是处罚的一种。

闵元忠对此颇觉苦闷,但不论是亲族关系,或是现在闵元启的权威,还有未来可期的好日子就在眼前,这一切均使他无法抵抗来自闵元启的处罚,只能老老实实的骑骡赶路。

好在旅途一切顺利,闵元忠轻轻吁了口气,快步走入店铺之中。

……

穿着胖袄戴着范阳笠,赶路赶的一脸黑灰的闵元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

商行之中,朱任重与长子朱万春,次子朱万和正坐在柜台之后说话。

三人俱愁眉不展,朱万和小声抱怨道:“我以为曹州刘就是征粮养兵,现在看他不占扬州也想占着淮安,地方钱粮怕不足养兵,还要将手伸到盐业上去。”

朱万春道:“他要招抚杨世礼,无非就是一则要掌握灶户,二来掌握私盐渠道,获得销路,现在看来杨世礼还没有同意曹州刘的条件,显然也是未将游击将军或参将的官职看在眼里。这也并不奇怪,杨世礼好歹有千多部下,一年最少出盐过二千万斤以上,一年净利十余万两,我朱家世代盐商二百余年,积累家财不过几十万,杨世礼再做几年盐枭家资就在我朱家之上,他才不愿戴着官帽将资产献出来给人。”

朱任重一直心事重重坐着,这时才点头道:“老大见事明白,把曹州刘和杨世礼等人的心思都摸的不差。不过就算杨世礼不肯当这个官,他好歹也要拿出地盘和好处来与曹州刘分润,说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却是得看这强龙和地头蛇比起来到底相差多少,杨世礼扛不过,现在曹州刘控制的灶户越来越多,各家商行都得将自己的灶户拿出一部份,售盐的渠道也分出一部份给客兵,这样他一年最少能弄十几二十万两银,加上田赋正项收入,养这几万客兵是绰绰有余了。”

朱任重停了停,叹口气道:“也怪不得曹州刘这样的不听皇命,皇帝不差饿兵,咱们大明穷的底掉,这些掌兵的却是可以在民间随意搜刮养兵,谁还听朝廷的?真是怪事,天大的怪事!”

正如朱任重所言,大明此时的财政已经是完全破产,崇祯年间的财赋收入有波折曲线,总体上是一直持下降状态。

说来奇怪,除了崇祯元年有意降低一些赋税之外,大半时间崇祯朝也是走在加征和加收的道路上,但由于控制力的持续下降,越是加收就越是减收,从杂项收入到田赋正项,年收入年年锐减,很多税赋根本收不上来,加征的辽饷练饷剿饷加起来,赋税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兵。到崇祯十七年,财政已经破产多年,可怜的皇帝除了用光了自己的内帑之外,连宫中的器物都拿出来当了不少,此外崇祯七年前后就确定了皇陵修筑地点,下来十年了皇帝都没有钱给自己修陵,这在大明历代皇帝中也是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象崇祯这种在位十几年的皇帝,皇陵应该早就修好,并且维修多次了。

这使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后都无帝陵安身,皇帝尸体先被放在门板上抬到宫门外,勋臣太监并百官不敢上前叩首祭祀,只有襄城伯一人上前叩拜,其后崇祯帝与周后一起放在柳木棺里,涮上红漆后李自成决定将帝后二人送到修好的田贵妃陵安葬,着顺天府解决此事。

顺天府和昌平县均无钱粮,库中一穷二白,从当时的各种记录上来看真是凄惨之至,国家首府没钱,皇陵所在县没有钱粮,国库无钱,最后的记录是四月上旬前后,由顺天府倡导,若干百姓凑了几百两银,办了简陋的灵棚,修了陵墙,各家多则几十两,少则数两,甚至几十钱,凑起来银钱把帝后安葬……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大顺政权顺天府官李票为开田贵妃墓室一事,责令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

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可是,因为当时昌平州“钞库如洗”,而葬期又十分紧迫,时任署昌平州吏目的赵一桂,只好与监葬官礼部主事许作梅商议,带上工房人员冯朝锦入京禀报顺天府。经再三请示,府官始朱批:“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

赵一桂回州后,随即组织募捐。先后有十人捐钱共三百五十千文(约合银二百三十三两)。其中,刘汝朴六十千文,王汝朴五十千文,白绅三十千文,邓科五十千文,徐魁三十千文,李某二十千文,赵永健二十千文,刘应元二十千文,杨道二十千文,王政行二十千文。

几乎只有这点钱钞,就完成了崇祯帝后的整个葬仪。

其中,雇夫头杨文包揽开挖、掩埋隧道,用银二百两;搭盖薄棚三间、小棚两间,用银四两五钱;从纸铺买纸用银一两八钱;从猪户买猪用银四两五钱;从羊户买汤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从攒盒铺买素供二桌,用银一两;从饭铺买面及大米饭,用银一两;犒赏夫役,用银二两四钱;打造开启玄宫石门用的拐钉钥匙及石匠开门,用银五钱;伺候送柩员役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细连绳用银四钱;木匠工价用银四钱;打扫灵棚人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来人饭钱用银一两一钱……(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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