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时间定在这月的24日。

一切都在等待浙江方面的消息——上海的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每时每刻都在聆听杭州方面的消息，然而前方的消息大出意外：浙江省长夏超在率部进军嘉兴时，遭到由北而南向杭州进军的孙传芳部沉重打击。10月22日，夏超只得率残部向余杭退出。23日，孙军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上将夏超打死。

“不行了！立即停止起义！”10月23日晚，原计划的武装起义无法再继续起旗了。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在研究形势后，迅速向中央报告并获得批准后，马上作出新的决定。然而，此时已深更半夜，有些地区的工人纠察队未能及时接到停止起义行动的通知，便开始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果自然与计划和设想的有了严重差异……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在冲突中牺牲，百余人被捕。

次日凌晨，第一次起义宣告结束和失败。

中共中央对此武装起义的失败非常重视，令汪寿华到武汉向中央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通报武装起义的经过，并再次强调上海搞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借北伐大军之势，再次进行武装起义，这样上海必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下。

能把大上海的政权“拿下”，这不等于像俄国列宁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所进行的“十月革命”吗？听上海同志信心百倍地讲述武装起义成功把握，年轻的中共中央自然也十分期待和希望，张国焘等当然全力支持上海搞一次“像像样样”的武装起义。“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彻底吓得爬不起来！”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就在这样的愿望和北伐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下，上海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

然而，盘踞在上海的孙传芳军阀集团则对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者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展开生死大搜捕行动。有一天晚上，汪寿华正召集工会干部开会，正准备讲话时，突然从窗口看到两个巡捕往会场走。他一面悄声告诉大家镇静，一边把自己的头发弄得乱乱的。巡捕进门后没有发现他，但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知道“有情况”，于是一个巡捕持枪看守和监视现场，另一个巡捕则折身就去报讯。等到大批巡捕赶来，汪寿华已经在工友的掩护下翻墙跑了……

“什么，罗总指挥找不到啦？”也几乎在差不多时间里，突然有一天深夜，工人纠察队同志赵世炎报告道。

“坏了！千万别让敌人抓走了呀！”赵世炎急得直跺脚，然后亲自带人分头去罗亦农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路）华冠里的秘密军事训练点附近寻找。

“在这儿呢！”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在训练点的楼梯边看到正躺在那里睡着了的罗亦农。

“哈哈，我睡着了呀？！”罗亦农看到战友赵世炎和工人同志们围着他直笑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是太累了。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北伐军进攻杭州城的胜利即在眼前，这对上海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已经到了“时不可失”的时刻。

192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进攻杭州之后转向上海途中的松江一带时，开始城内的工人武装起义！

“这回决不能再失手了！同志们，拿出我们所有的本领和坚强的革命精神来吧！”总指挥罗亦农在1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军事会议上，挥动着拳头，誓在必胜。

汪寿华则更紧张起来，因为此次武装起义是以总工会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作为主力的武装暴动。而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赵世炎一面检查起义的各方面准备，一面在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醒“我们虽然要尝试暴动，但前途如何，还难预料，必须高度警惕之！”

也就在这一天，北伐军攻克杭州。上海区委立即宣布，19日在总工会号召下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的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显而易见，所有的人都认为：最佳的武装暴动时机到了！

19日、21日、21日和22日，工人大罢工势如长虹，有达36万人参加。这对与只有2111来人军阀军队和2111来名警察的敌方的较量而言，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是“小菜一碟”，胜利在握。

于是，22日白天，上海工商学各界和共产党、国民党代表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革命政权和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当天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市民在傍晚6时暴动……当起义的炮声响起后，各区工人纠察队立即开始袭击军警，在街头巷尾中与敌人进行着短兵相接的激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达到**，迫切需要北伐部队援助时，蒋介石却令进军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而且原本与上海方面的中共组织讲好密切配合的钮永建部队竟然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没有外围援助、缺少武器弹药且军事经验不足的工人武装起义，一下陷于孤军奋战之困境。眼看又一场血流成河的悲剧再现时，“上海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一把血、一把汗的工人们流泪了，叹气了。

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武装起义领导者则在大骂“蒋该死”：他是个不讲信誉的叛徒！是革命的真正敌人！

然而，骂得再凶，也换不回武装起义失败的结果。

第二次武装起义在一片“窝囊”声中收幕。这让上海的许多革命者心生闷气……

“立即调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一道密令传到广州。正在协助国民政府和组织粤港地区工人全力支援北伐军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接到密令，立即动身。

此次是周恩来第二次到上海。七年前的1921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乘坐一艘万吨法国巨型邮轮“波尔多斯”号，开始他的留法生涯，从而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的七年里，周恩来也曾有5次来上海，不是开会，就是秘密行动，来去匆匆。而此次他再赴上海，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和军事负责人，开始了一段长达5年时间革命最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

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两项重要决定：立即停止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立即动手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特委”），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出马任“特委”的书记，委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和彭述之等，特委下设特别军委，周恩来任书记。

之后，正式起义前又确定周恩来为武装起义总指挥。

前两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锻炼了工人和共产党人。同时，垂死的反动军阀则更加猖獗。他们组织了“大刀队”，只要见到贴标语和呼口号者，逮住就砍头。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吓倒工人和进步的学生们。原商务印书馆老工人任其祥说：“他们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还是照样进行巧妙的宣传活动。为了和敌人周旋，我们宣传队分作两批，前一批上街呼口号，有意吸引大刀队来追捕。第二批宣传队早已在街头到处贴标语和散发传单，而后迅速撤走，弄得大刀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处处扑空。”

于是，军阀又使出毒招，将起义中牺牲的工人和学生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电线杆上，暴尸在街道上示众……同时又在大街上、小巷内任意进行搜身，给市民心理上造成极度恐慌。

“必须以牙还牙！”24日晚召开的“特委”会上，罗亦农等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道。

周恩来则示意他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前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同时坐下来一起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问题主要还出在我们这边真正起义的主力队伍不够。”汪寿华说。

“还有，周边配合和支援的力量始终没有协调好，所以吃了大亏。”赵世炎指出。

“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没有武器装备，关键时刻使不上劲是根本。”罗亦农挥动着拳头，补充道。

“大家分析得都有道理。所以一场武装起义，不单单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上海工人和学生的问题，还是整个全局的问题。哪一块没有准备好，就可能造成全盘皆输的结果。”周恩来总结说，并且着重讲了下一次武装起义的三支主力的建立：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和特别队。毫无疑问，工人纠察队是主力中的主力，至少要3111至5111人；把这样的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指挥和带动起来，就得有编队、训练和武器配备等等。而要确保三支主力队伍的战斗力及行动的迅速、有效，还得在运输、消息传播等方面的保障上下功夫。

“上海是沿海、有江有河的城市，我们除了要做好陆上的工作，还要争取海军方面的支持。”周恩来不愧是我党早期最重要的军事家，又有广州武装斗争的实践和领导黄埔军校的经历，所以熟悉军事指挥。

从这一天开始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分工进行。

既然工人纠察队是起义主力，那么对这支队伍的训练便成了当务之急。有经验的周恩来以自己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立即将已经到达浙江的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侯镜如和彭干臣（烈士，“八一”南昌起义重要骨干，曾任红十军参谋长等职，1935年牺牲在战场，时年35岁）秘密调到上海，训练工人纠察队骨干人员，教他们枪械知识以及巷战战术等军事技术。侯和彭都是中共党员，周恩来要求他们自己来上海的同时，也从北伐军内带一些军事骨干秘密进入工人纠察队编队系列，充任起义指挥和军事战术指挥。这是真刀实战的训练，与以往两次武装起义完全不同的是，第三次武装起义不再是简单的罢工、示威和游行了，而是准备真刀真枪地打仗！

此时的罗亦农，正协助周恩来在执行起义准备的全局工作；赵世炎则负责三支主力队伍中的党团骨干的工作，汪寿华依然利用上海总工会名义组织工人纠察队，并发动外围工人队伍的罢工、示威等。

一日，商务印书馆迎来一位从汽车上下来的特殊客人。这客人头戴礼帽、穿着长衫，一副生意人的派头，而且还从汽车上搬下来大包小包一大堆。

“哎呀，怎么是你呀！太危险了，周总指挥，你怎么能亲自来给我们送武器呢？”原来这位“客人”就是周恩来，他是专门为商务印书馆工会纠察队送枪支来的。

进屋后，周恩来笑笑，说：“兵法上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出其不意嘛！你看外面街上都紧张，谁会相信我们竟然在青天白日里坐着汽车来送军火呀？！”

街头，白色恐怖。暗里，起义烽火已烈。至2月底，汪寿华负责的5111名工人纠察队人员已经落实，外围力量的罢工游行队伍也达到了近31万人。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北方军阀支援上海，周恩来指令罗亦农亲自出面组织沪杭、沪宁两条铁路的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进入3月初后的形势对武装起义十分有利，因为在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的起义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然而，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占领和进攻上海的行动，却处在缓慢甚至是停滞的状态。怎么办？

“千万别再贸然行动！”中共中央总书记、武装起义最高领导陈独秀发话了，“不能太早了！至少需要两个起码条件：一是上海已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继续前进，或者等他们到达龙华后我们再行动。”

但关键时刻，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几位起义军事特委并没有完全听从陈独秀的意见，他们认为：只要北伐军或到达龙华、或进攻苏州、或见留守在上海的军阀部队开始撤退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达成，就可以举行起义。

3月21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傍晚时分，前锋部队已经到达龙华。

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条件成熟！

中午12时，身穿灰布棉袄、头戴鸭舌帽、围着灰色围巾的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在前线总指挥部里向各起义分指挥部发布命令：武装起义正式开始！

顿时，由汪寿华负责指挥的全市百万工人、学生和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号令吹响，那标志起义开始的各种汽笛声响彻云霄，整个上海市民都能感受到一场伟大的疾风骤雨的大革命又将拉开战幕……

战斗异常紧张且捷报频传：先是南市工人纠察队占领了南市警察署和那里的兵工厂，及南市火车站；浦东形势更是激动人心，两个小时全部结束战斗！吴淞那边也由工人和纱厂的工人全部占领。

当晚，除闸北以外，各区均取得预期的胜利。但盘踞在北火车站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即原东方图书馆）的守敌十分顽固，他们凭借着坦克、迫击炮和机枪等重武器，严重地压制了工人纠察队的进攻，起义队伍伤亡严重。周恩来和赵世炎、罗亦农得知前方战事紧急情况后，火速亲临战斗现场，立即命令暂时停止强攻，随后佯装退阵。

就在这一夜的黑暗中，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一直在几个战线，分头部署向最后的两个重要据点进攻的战术……

由于被工人纠察队切断了援兵，盘踞在东方图书馆的守敌很快被四面围集过来的工人纠察大军包围，并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一面投降的白旗飘出……上海滩一片欢腾！

现在只剩下顽敌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了。武装起义总指挥按照原来的计划，是等待北伐军的支援，以攻克有重武器的北站守敌。然而，21日整整一天，却没有等到北伐军往市区内前进一步……怎么回事？

“老蒋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罗亦农愤怒地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赵世炎也当着周恩来的面痛斥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

“他这个人是什么样，我在黄埔军校已经深有了解。”周恩来沉稳地对特委的同志们说，“我们决不依靠北伐军拿下北站，我们自己有决心和信心，凭自己的力量，最后彻底消灭军阀的残余部队！”

“对！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把反动军阀赶出上海！”

“打倒反动军阀！”

“建立革命政权！”

22日，当第一道黎明霞光照射在北火车站的大地时，数以万计的罢工队伍和工人纠察队、武装特别队以及市民们，将站内的顽敌团团包围……

随后，经过一个白天的心理战术之后，下午5点，天色刚刚开始微微变黑之时，向北火车的总攻命令下达：一时间，北火车站四周，枪声、口号声、杀声震天，地动山摇！敌方指挥官毕庶澄见大势已去，偷偷逃到了租界。于是，敌军一下陷入群龙无首困境。工人起义大军，趁势奋起，一下攻破了守敌，夺得起义的最后一个据点。缴获长短枪近4111支，轻重机枪数十挺，机关枪百余挺。

中国工人第一支通过斗争获得的4111人武装队伍也从此刻正式建立。呵，上海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扬眉吐气，威壮山河！

这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使革命者有了成功喜悦的日子，一个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知道可以通过武装斗争赢得革命胜利的日子！

那一天，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抱在一起热泪盈眶，随后他们围到周恩来身边，发自内心地对他说：“恩来，你一来就胜利了！我们和上海人民感谢你啊！”

周恩来笑笑：“没有你们先前的两次起义，就不会有这第三次起义的成功。你们辛苦了！”

四双革命家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比今天的电讯还要传得快，整个上海市人民没用半天时间就传遍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根据革命者的策划准备，起义的当日上午9时，在市中心新舞台，召开了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到会代表达4000余名，选出19名上海市政府委员，其中中共党员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和李震瀛在列其中，还有后来成为大叛徒的顾顺章。（李震瀛在“五四运动”时就是天津学生会干事，1921年入党后就被调到上海从事工运工作。“五卅”运动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主任，是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937年成为革命烈士。）

与此同时，上海临时市政府正式成立，并由市政府委员推选了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为执行委员，林钧（川沙人，原上大学生，又名林少白，“五卅”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后参加“南昌起义”。中共党员。1944年被国民党杀害，时年44岁。其学生周大根在林的影响下也走上革命道路，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这对师生是川沙有名的革命烈士）为秘书长。但被推选担任临时市政府主席的钮永建和北伐军驻沪最高军事长官白崇禧却拒绝到职视事，这其实是蒋介石集团埋下的伏笔和阴谋。然而，上海武装起义的革命胜利消息，仍然振奋着全国和全世界。苏联《真理报》等8家报纸都印了上海胜利专号，详细作了报道。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全体工人，专门向上海总工会发来贺电，热烈表示：“你们会经常得到我们兄弟般的援助。不论是艰苦的失败时刻或愉快的胜利时刻，我们总是与你们站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