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比大两个月零几天。出生在“世代诗礼仁宦”家庭的梁漱溟，思想活跃且不断变换。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算是个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时期景仰孙中山并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论起资格来是辛亥“老”人；随后又热衷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岁起忽然潜心研究佛学，经过几年的反思，又转而研究儒学。梁漱溟不管研究什么，都有重大的思想成果产生。思想转得快，成果也出得多。所以，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等等，一大堆称号，都落到他的头上。

梁漱溟学问高，名气大，性情也狂傲。梁漱溟曾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梁漱溟没有什么可怕的。梁漱溟还说：“‘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梁漱溟在演讲中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死。我在这里等着他。”

据此可见，1953年他和当众顶撞起来，并不奇怪了。然而，梁漱溟顶撞之前，两个人其实是相交十几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北大相识，延安相交，彻夜畅谈，成为挚友

初识梁漱溟是在1918年。那时，25岁的梁漱溟已经是蔡元培聘任的北京大学哲学讲师，在学术界影响颇大。而与梁漱溟同庚的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借宿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又名杨怀中）家。梁漱溟到杨昌济家串门，总是开门迎进。默默无闻的对名满天下的梁漱溟，自然印象深刻。所以，当1938年1月，身为国民政府国防参议员、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梁漱溟只身来到延安，见到时，开口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7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梁漱溟一听，才隐隐约约记起来。这一开场，一下子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当日下午6点，两人开始交谈，话题是抗战前途问题。关于抗战前途，梁漱溟比较悲观，但斩钉截铁地说：“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当时，撰写的《论持久战》即将完稿。于是，把《论持久战》的主要观点，包括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战争结局等，有声有色地给梁漱溟作了十分详尽的分析。梁漱溟听完，大为叹服。

这个话题谈完，时间已到后半夜，两人相约明日再谈。临别之时，梁漱溟把自己新出版的大名鼎鼎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送给。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建设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分歧较大。分歧的关键点在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学说。

关于学说，梁漱溟早年曾读过一些经典著作，但他后来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不信奉学说。所以，谈话一开始，就在肯定《乡村建设理论》见解独到之后，指出该书的改良主义性质，随即向梁漱溟阐述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改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阶级革命。梁漱溟当即以自己对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分析，长篇大论、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再次申述，梁漱溟再次反驳。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反复论说，直至天明。

此次延安之行，梁漱溟同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

48年后的1986年秋天，已经辞世10年，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感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46年初，身为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的常务委员、秘书长的梁漱溟二赴延安，长篇大论地向等十位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大意是欧美式的轮流执政在中国行不通，到底什么样的政体适合中国国情自己也没有考虑清楚；经济、文化的极端落后，是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站不住脚的症结所在，中国当前最迫切的事是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把旧农业也现代化了，使中国在经济上接近欧美先进国家，才能谈得上其他，等等。他说的这些，和其他领袖并没有反驳他。使他震惊的是，他从延安一回到重庆，蒋介石就发动了内战，而打了仅仅3年，中国就拿下天下，领导全国政权了。

依据以上所述，根据50年代初毛、梁两个人的亲密来往，新中国成立之前，梁漱溟和实际上是相交十几年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二、解放进京，来往密切，朋友成为座上宾

1950年1月，梁漱溟应、周恩来之邀，从重庆来到北京。其时、周恩来皆在莫斯科。3月10日，和周恩来由莫斯科返抵北京，许多人到火车站迎接，梁漱溟排在迎候队伍中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头一个。立刻发现了他，大声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如视老朋友般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梁漱溟除了紧紧握手，竟答不上话来。11日晚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次日晚去中南海颐年堂家中做客，梁漱溟欣然允诺。

12日下午5点钟左右，派汽车把梁漱溟接到中南海。梁漱溟进了颐年堂的院门，已在院里等候，同在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在会客室彼此一番寒暄之后，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又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亲自邀请梁漱溟“入阁”，可谓给足了面子。但梁漱溟不愿从政，想到自己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站出来斡旋各方，而自己参加了新政府，便失去了为各方说话的身份。念及于此，梁漱溟答复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的意料，脸上稍显不悦之色。随后，、梁漱溟、林伯渠、一起就餐。晚餐之后，继续交谈。交谈之中，建议梁漱溟到山东、河南、东北等地转转，看看这些地方解放后有何变化。

梁漱溟接受了的盛情，于1950年4月-9月间，带随员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广大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接待。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副主席林枫等都会见了他，并征求梁对城市、农村工作的意见。

1950年9月中旬，梁漱溟返回北京。9月23日晚，约梁漱溟谈话。这一天梁另有约请，当派车来接时，梁已用过晚饭了。梁一进门，毛就让人上菜吃饭，并说已准备了素食，梁说已用过饭了，请先吃。边吃饭边询问了梁漱溟外出考察情况后，又建议梁漱溟去南方的广东看看。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华北、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说：“那也好。”随后，又说：“为使您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已让人安排到颐和园里边暂住，您就在家等信吧。”不久，中央统战部徐冰即派车接梁漱溟先生住进颐和园内石舫附近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

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又约见梁漱溟，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此时，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但梁漱溟对的决定不敢苟同。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他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再做考虑。没想到梁漱溟对抗美援朝抱如此不积极的态度。

1951年春，梁漱溟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赴西南，考察西南地区的土改工作。8月30日返京，9月3日晚，即派车从颐和园接梁到中南海谈话。谈话中，梁漱溟先是肯定土改深得民心，接着谈到部分地区对地主的过火斗争，导致地主跳河自杀等，建议严格执行不许打地主政策，防止地主感到没有出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解释道：我们的土改政策是给地主出路，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随后谈到治理四川，梁漱溟夸赞时任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年轻能干，治理有方。笑着表示赞同：“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在1953年9月之前，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以上不过是较为重要的几次。正是由于梁漱溟与有着这样久远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而言，不但是党和国家的第一领导人，也是自己的知心朋友。所以，在1953年9月遭到的批评之后，觉得自己被冤枉的梁漱溟如老朋友争论般拍案而起，和当面顶撞起来。

三、梁漱溟提出“九天九地”说，被误解为破坏工农联盟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时，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是副主席之一。当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小组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梁漱溟即在会上发言，一方面表示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一方面称赞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并说“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认真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当日下午，召开大会，周恩来请大家作大会发言，交流委员们在各小组发表的意见。梁漱溟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的情形在大会上统一汇报，以避免每个人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大会照梁漱溟的办法，各小组轮流汇报，会议结束时，各小组汇报完毕。临散会时，周恩来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回答说：“好。”

梁漱溟做事认真，连夜准备第二天的大会发言。但到第二天下午，大会发言踊跃，而且许多是外地来的，讲得很好。因此，会议中间休息时，梁漱溟便写了一个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该先让外地来的人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况且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他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恩来答复说：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次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前日夜间所准备的作即席发言。梁漱溟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工商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的计划性问题，第二个是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建设时注意防止乡村党政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问题，第三个是农民问题。

在谈到农民问题时，梁漱溟说道：我想重点说的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正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下，主要建设资金都投在了重工业方面。梁漱溟所说的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在工业化建设中，也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怎样处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上面的发言，我们看到，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梁漱溟，善意地提醒领导党，工业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保障农民利益，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不能牺牲农民。

但是，工农联盟是中国领导全国政权的根本基础，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暂时改善得慢一些少一些，是制订“一五”计划的基本原则。梁漱溟提出的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的“九天九地”之说，显然容易引起农民对党的政策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