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明熹宗朱由校而即位为帝的，是明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排在一十六帝的末位、年号是崇祯的那个皇帝——明思宗。

作为一个亡国君主，这位明思宗的命运在他登基时几乎就已经是注定了：他接下来的是一个腐烂到极点了的、难于收拾的烂摊子，而且又是内忧外患一时俱至，他又并不是什么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英才。他登上帝位后，不过是东推西挡地过着日子，等待着灭亡的来临而已。

明代的灭亡，可以说是从张居正死后不久便开始了。张居正当国时，由于他本人是个干材，又遇到了万历的生母李太后的信托，他在首辅的位置上所能做的事几乎比在他以前的首辅们都要顺利，差不多做到了令出必行的地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后来有些人认为，张居正死得太早了一点儿，如果他能多活上几年，万历一朝也许不会搞得像后来那么糟，明代的灭亡也许可以推迟些年。在张居正未死时，朝中诸事都进行得很好，但他死后不久，一切便都变了。其中变化最多的，首先要推那时在位的万历皇帝。张居正对万历的影响实在很大，万历在即位之初，便由李太后教导着，对张居正敬之如师，而且把他看得越来越神，看成了在处理朝政上几乎是无人可代的一根擎天之柱。张居正的临危之际，也正是万历最焦心的时候，他想象不出朝廷上没有了这个人，事情还能办得成吗！但是朝政真的易手后，万历并没有感到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天并没有要塌下来的样子。万历这时忽然想到，朝政大概像流水那样，缓缓而来，又缓缓而去，根本用不着操什么心，以前之所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那是由于张居正太会装模作样，太会骗人的缘故。他觉得自己竟被张居正欺骗了达10年之久。他这么想着，更记起了张居正对他的种种限制，还有对他的不敬和一些指责。这些不满，再加上贪欲，终于使他追夺了张居正的一切官阶和谥号，最后还抄了张居正的家，甚至兴起了一股一切尽反张居正的作为的想法。因为有了那种朝政在朝中诸人的经办下，可以自然进行下去的想法，万历开始懒于理事，并且把他最头疼的，出临明堂，听取例有的讲授也设法躲过了。他开始过着避居深宫、少赴外廷临朝的生活，变着方法伸手向国库要钱，纵情酒色，还经常拷打随侍的内监。当时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是个敢言的人，他为此上疏诤谏，把万历的毛病归结为酒、色、财、气四个字。雒于仁说万历：“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病在嗜酒；“宠十俊，溺郑妃，忠谋摈斥，储位久虚”，病在急色；“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这是病在贪财；“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还有“藏怒于直臣，多一诎而不用”，这是病在尚气。在疏文之末，雒于仁还附有《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段箴文，说得更为尖刻。万历被雒于仁的疏和箴深深刺痛了，在和首辅申时行独对时，把那些拿给他看，并说一定要严办这个敢来触犯他的人。申时行深知，万历虽然恨透了雒于仁，但也很怕雒于仁所说的这些被张扬出去。他沉吟片刻才说，这件事不宜严办雒于仁，因为那样就得把他的疏文下交廷议，很容易流传于外，外间人不明真相，反倒会把雒于仁所说的传闻之词当成真事，不如且自按下，由我告诉雒于仁，要他即行辞官回家，暗中了结此事，倒更好些。万历果然很怕张扬，终于依从了申时行的办法。让雒于仁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其实雒于仁所说的还是在申时行当国时的万历，那时候的万历比以后还要强得多，最少他还没有老躲在深宫里，连首辅都经年难得见到他的行为。大理寺评事这个官职并不够大，雒于仁任职一年多，前后只见到过万历三次，便认为万历倦于朝务，在疏文里正式提了出来。但是，那还是万历表现得还不错的时候，到了万历中期以后，不但像雒于仁那样的小官长年见不到他，就是首辅，整年都见不到他一面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到了后来，酒、色、财、气四样，万历算是占全了。只是在比重上有所不同。财这一事，已经压倒了其余的三项，万历不拘要干点儿什么，都非要钱不可了。无论要他批点什么，或是查禁一点什么，作为交换条件的，万历都是先谈谈价钱。先要说，他还有件什么事，得要多少钱才办得成，你得先把他缺的钱弄来了，他才有心思来答应你的。反正他已经变成了个讨价还价的好手，越是群臣急切希望他办的事，他所要的价钱也最大。譬如，储位已定后，废储之说闹得很凶，群臣们最切盼的便是已被封为福王的皇三子朱常洵快些离京返封地。为了福王之事，万历便不知向群臣出了多少的难题，索要了多少财物和土地，一共连续要了十多年，最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才算收敛够了，终于让福王到洛阳去了。对于国事，明神宗在万历末年更荒废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就连文武官员出了缺，他也懒于批补，以为事情总会有人办好的。这样，那时的六部，常常会出现既无尚书，也没有左、右侍郎的局面，部务只靠几个郎中、员外郎之类的司官来顶着，以至部务积压，什么事也办不成。不但部臣外吏有缺不补，就是阁臣也不例外，阁臣只留有一人、成为独相的时候，在万历后期也是常见的。万历荒唐至此，所以国内被弄得百事俱废，内忧外患一时交至。满洲自努尔哈赤强盛以来，至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了南侵，他们每战必胜，夺取了辽东一带的很多土地，这固然由于他们挟着初兴之势，士气极高，才致如此；但万历的那种百事俱废朝政，也不能不说是敌不住满洲的一个主因。因为这种种事实，后来很多史家都认为，明代的灭亡实在是万历一手造成的。万历死后，明代虽然还延续了二十多年，那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苟延残喘，勉强拖过来的。

万历死后，继续在位为帝的，应该说是天启，中间虽然有个明光宗朱常洛，还有个泰昌的年号，但那个间隔很短，实在说来紧接着万历的，应该算天启。但是，天启比万历更糟，他任用魏忠贤，把朝政更搞到了难于收拾的地步。亡国之祸没有落在他头上，是因为他死得太早，所以躲过了。倒让“亡国君”这个帽子，落在了继他即位的朱由检头上。

明代的末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的第五子，他早年丧母，幼时的生活比天启还要孤苦，天启还有个乳母客氏作为依靠，崇祯可是连个那样的乳母也没有。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他的生母姓刘，是宫中的一名淑女。刘氏生下了崇祯后，不久便失欢于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光宗，跟着又因故受到了严谴，负屈地死了。崇祯由于有失母之痛，而且环境异常孤独，自幼便养成了偏执、孤僻、猜忌、多疑的习性。他对任何人都不肯信任，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他没有像天启那样，由于孤独，便自己躲到一边儿玩去，用造些小房子为自己解忧，简直没有好好读过什么书。崇祯大约是还肯跟着他的讲官读书的，从他即位后点定人们送呈的几个年号时所说的话来看，他的书读得还不错，最少，决不像他的哥哥天启那么糟(1)。但究其实际，以他在位时的各项作为而言，崇祯最多也只能是个极平庸的皇帝，守成于盛世之后尚可，挽狂澜于既倒，他可就无能为力了。不过，他即位之后，和为势已大的魏忠贤所作的一场斗争，干得倒还很漂亮。事后论定，以崇祯在位十七年所干的各种事情而言，铲除了魏忠贤和其余党，似乎可以说是崇祯所做出的唯一一件干得既漂亮、结果又最为成功的事情。

崇祯是在天启二年（1622），他12岁时，就被封为信王了。封王后，他还在宫中住了几年，住到天启六年的十一月，方才动身之国，出居信邸。他在那里只住了不到一年，天启七年八月，又因天启病危，被召回京，就在当月中旬嗣位为帝。

在天启年间，崇祯一直住在宫里，对于宫中之事耳闻目睹，知之甚悉，对于魏忠贤的诸般罪恶更是十分清楚。崇祯出居信邸为时虽短，却也接触到了一些外间的情况，也了解到魏忠贤党羽虽多，声势虽大，但因他作恶多端，民怨很大，又成了他的极端虚弱之处。有了这些经历和认识，崇祯对于魏忠贤已处在知己知彼的有利地位，所以在即位为帝以后，可以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便斗倒了魏忠贤及其同伙。

天启的突然去世，对于魏忠贤和他的那些义子干儿们来说，真是个意想不到的、难以承受的打击。在那时，他们一伙的声势和力量虽然已经很强大，但他们还是得打着天启的旗号才可以到处横行。至于篡居帝位，他们从上到下，简直连想也没有想过。不过天启这突然一死，魏忠贤感到了自己的处境为难，倒也兴起了一片篡夺天下的心，天启才一去世，他便把崔呈秀召到他那里，二人屏众密谈了很长的时间。筹算的结果是，他们自觉力量还很不足，便没有再提这件事。

崇祯面对着魏忠贤及其党羽，在行动上非常审慎，他先是不露声色，静以观变，只在他们显出些不稳定的状态时，才微示以声色，以增重那些人的不安。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势态，让那些猜疑不定的人更显得动摇，终于使他们之中的杨维垣最先试着以奏论崔呈秀，来探探路子。他们想看看崇祯在这件事情上有些什么反应。崇祯倒没有什么反应，依然是静观不动，在廷臣间，却激起了不小的波涛。这些年论奏魏忠贤的人，一直都是被用力压住的，杨维垣的试探正触动了他们。于是劾奏魏忠贤的疏文，一时又纷纷递上来了。在这些疏文中，尤以贡士(2)钱嘉征的一文，说得最为详尽犀利。他在疏中列举了魏忠贤所犯的并帝、蔑后、弄兵、无二祖列宗、克削藩封、无圣、滥爵、掩边功、朘民、通关节等十项恶在必诛的大罪。在所论的这些罪行中，尤以并帝、蔑后、弄兵、无圣等几项说得最为痛切。所谓并帝，是指魏忠贤竟敢与皇帝比并：皇帝人称万岁，魏忠贤竟让人称他为九千岁，其想与皇帝争胜之意可见。在诸般诏令中，也常常以厂臣与天子并列。还有，他出入警跸，更与天子无异。蔑后这一条罪行更显得昭著，由于张皇后早就看出了客、魏互结，盘踞宫闱，觉得这样祸害很多，时常向天启说起，要天启远着他们，与客、魏对立，而客、魏也一力想废了皇后，另立魏良卿的女儿为后。他们还把随侍在皇后左右的太监、宫女等人，渐渐都换成了他们的党羽，在皇后有娠时，这些人竟暗下毒手，把皇后弄到了流产。天启病重时，客、魏二人很不愿把信王召回，还是张皇后顶住了他们，信王才终于得被召回来嗣位的。弄兵，则是说魏忠贤一贯都在拉拢分驻各地的总兵官，希望他们能与他合成一气。另外，他还兴起了一个与各地方军马接近的办法，那就是让他们轮流到大内中去会操，人多时，进入大内的竟达万人。这样拉拢各项人马，魏忠贤意犹未足，还选出了三千名小内监，就在禁中操练、习武。他尽力这么做，到底是想干什么，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无圣，则是说，魏忠贤竟敢让他的党徒把他和至圣先师孔子相比，魏的党徒竟然说，魏忠贤在京的生祠“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滥爵一项，钱嘉征则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是，魏忠贤一个阉人，竟自封为尚公，他的侄儿魏良卿，竟也得封为宁国公，另一个侄儿魏良栋，也得封为东安侯。

崇祯看了钱嘉征的疏文，觉得很好，决意用它来开始进攻。崇祯命人把魏忠贤召上殿来，然后命一名内侍，把钱嘉征的疏文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地读给他听，在精神上先给他一个打击。这一击的效果竟超过了意料，魏忠贤被打垮了。他从殿上下来，已经是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了。魏忠贤反复思量，竟想到了通行于万历年间的办法，决定用献宝的办法来救自己。那时，在崇祯身边应值的内监里面有个叫徐应元的，他以前和魏忠贤曾经是赌友，魏忠贤悄悄找到徐应元，再三拜托他，把一大批珍贵的珠宝转献给崇祯，想借此打开一条出路。这种办法，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是极有效的，但用在崇祯身上却完全无用，反倒让崇祯看透了魏忠贤已经是智竭力穷，再没有什么招数了。这时，崇祯才就此动起手来，他先把那个替魏忠贤献宝的徐应元斥革严办，然后又传谕把魏忠贤发往凤阳，让他去看守皇陵。崇祯先这么从轻发落，仍是意存审慎，因为魏忠贤实在是党羽极多，崇祯怕操之过急会生变故，不如先试探一步，看看再说。魏忠贤伙同着一个和他一样，同被发往凤阳去守皇陵的李朝钦，在谕旨传出后，便即刻上路了。宫内宫外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崇祯看到这种情况，就又派人去追赶魏忠贤，要把他追回京来，再行究治。追魏忠贤的一行人在阜城县境追上了他们。魏忠贤得知又要追他回去，自觉此番回京，必然大为不妙，他和李朝钦暗暗商量，都感到已无生路，抽个空子，两个人都悬梁自尽了。他们是在天启七年十一月里自尽的，那时距天启去世才只有三个多月。崇祯得知魏忠贤的死讯，已经是天启七年十二月里的事了，那时距离改元只有十到二十天的工夫，但崇祯抓得很紧，不等改元，便开始大干起来。崇祯首先派人把已死的魏忠贤予以戮尸，将割下来的首级拿到河间府去，悬挂在通衢上，俾众周知。同时他在京中也开始了查拿魏忠贤余党的行动。首批被拿获的人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客氏，她被押入浣衣局里，立即被活活打死。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她的弟弟客光先，还有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也是首批便被拿下了的，也就在当天，便都被押赴市曹，斩首示众了。魏忠贤的头号帮凶崔呈秀，也在首批捉拿的人中，但人们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拿到他。崔呈秀比崇祯更早得到魏忠贤在阜城县自缢的消息，他自知自己也万难幸免，因此在家里痛哭痛饮，摔毁了很多珠宝和酒器，也悬梁自尽了。崔呈秀自尽后，也得了个戮尸的处分，他的头也被悬上通衢，用以示众。

在首恶客氏、魏忠贤、崔呈秀、侯国兴、客光先、魏良卿等人都已被处死后，崇祯才又开始清查魏忠贤的其他党羽。他召回了之前被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硬行挤出内阁的首辅韩（左火右广），要他重新担任首辅，会同那时还留在阁中的李标、钱龙锡等人，一同来办理清查魏党这件事。崇祯原以为，韩（左火右广）是被魏党逼离内阁的，魏党使韩（左火右广）受到削籍的处分，还坐赃两千两，要他赔补。他在那些人手里吃了很多苦头，让他来主持这件事，他必然会很高兴，而且很尽力。李标和钱龙锡，也都受过魏党的很多迫害，办理这件事，也必然会极尽力。但是崇祯却不知道，韩、李、钱三个人虽然都受过魏忠贤一伙人的无数陷害，但是他们做事都很慎重小心，绝不肯罗织人罪，而且他们又都以仁人君子自命，认为对仇家放宽些，才见得厚道。三个人都这样不肯多寻求，所以事情进行得很慢，过了好一向，他们才把罪恶昭著、万不可免的人，凑集出了四五十个，略略说了些罪状，拿来入奏。崇祯看了列出的人，认为太少，要他们再出去仔细地查查。韩、李、钱三人无奈，只好又去寻查了一番，添了一些人，又重行入奏。崇祯一看，合计两次所奏，在数的还不足百人，仍不满意。他又指示，要从“赞导”“拥戴”“颂美”“谄附”等几个方面去加意搜寻，一定还会很有发现。崇祯还向韩、李、钱三人宣称，内侍里面和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实也很多，对于这些人，也不能放过。韩、李、钱三人都是只谨循正路，尽力少和内侍往来的人，见崇祯又提到这些人，觉得更为难办，于是一齐推说，内侍方面他们不熟，实在搞不清楚、更是难办。崇祯不以为然，挥着手说，“哪里是弄不清楚，分明是怕在宫里招怨而已。”过了几天，崇祯又把他们三人召入便殿，指着放在桌案上的一只装得满满的口袋向他们说，那里面所装的，都是魏忠贤那一伙人所上的疏文，细加寻阅，可以入案的一定不少。韩、李、钱三人感到负担太重，便以不习法事作为推脱。崇祯认为这并不难，他可以加派几个习知法事的人来帮助。他果真又派了吏部尚书王永光、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三人前来协助他们。这六人又共同协力搞了一些日子，才在崇祯二年（1629）查核完毕，列出详情奏上。最后，经崇祯审定，才以“钦定逆案”为名，把它颁行于天下。在钦案中，共有罪犯262人，按罪行轻重，分为六等。

第一等。定在这一等里的是首逆魏忠贤和客氏二人。他们被判为，应以凌迟处死。其实这两个人早已死了，凌迟之罪，已经无从执行，但还是予以宣说，以见其罪恶之大。后来有人议论，说崇祯办事操切急躁，不顾后果，在这里已经微露端倪，如果他不把客氏一下子就迫不及待地活活打死，在结案时，是会有个首恶被明正典刑的。

第二等。列在这一等的是首逆的同谋，他们被判处了死刑，并且是决不待时。列在这一等的一共有6人，他们是：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朝钦、李永贞、刘若愚。在这6个人里，也只有刘若愚尚在，其余的人，不是已经自杀，便是一被拿归案就被处决了。其实，若以刘若愚的所作所为而言，也够不上是什么“首逆同谋”，不过，在这一等里，如果不把他凑上去，就又会是空无一人，实在太不像话了。所以，当时便有很多人认为，刘若愚是给提了级，硬凑进第二等里去的。

第三等。这一等的罪名是结交近侍，判的是秋后处决。列在这一等里的，一共有19个人，列在首、次二名的是刘志选和梁梦环，其余的人里最出名的还有田尔耕和许显纯这两个杀人的恶手。刘志选是在为红丸案搞翻案时，以力诋礼部尚书孙慎行而被魏忠贤看中的，从此他就成了魏忠贤的得力党羽。他为了给魏忠贤出力，想把魏良卿的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还诬陷过张皇后和她的父亲张国纪。刘志选对当时所修的《三朝要典》曾极力加以赞扬，把它和《春秋》相比。梁梦环是最初兴心把杨涟、左光斗等人牵扯进熊廷弼一案里面去的人，他说，只论“移宫”，没法把他们杀了，把他们牵入“辽案”，说他们受了贿，就可以用刑逼赃了。他们拿不出钱来，会不断受“追比”，早晚都要死在追比中。五虎和五彪，除了崔呈秀被列入第二等以外，其余的9人都被列入了这一等，等候着秋后处决。

第四等。这一等人的罪名也是结交近侍，不过，他们的罪行比较轻，所以被判为充军。列在这一等里的只有11个人，列在首名的则是魏广微。这个魏广微是最先被魏忠贤硬塞进内阁里去的党羽中的一个。他原是名门世宦人家的子弟，他的父亲魏元贞，号见泉，倒一向都是个正人。魏广微很羡慕魏忠贤的手眼通天，他是尽力逢迎钻营才得以成为魏党的，由于都姓魏，他把自己和魏忠贤拉扯成一家，每逢写信给魏忠贤，信封上都写有“内阁家报”的字样。当时有些人常称魏广微为“外魏公”，用来和魏忠贤加以区别。赵南星和魏广微的父亲相交极厚，每逢提到他，总不觉要深为叹惜，说，“见泉无子！”被列入这一等里的徐大化，也是个极力要把杨涟等牵扯进辽案里面予以残害的人，他说，“封疆事重，杀之有名。”名列十狗之首的周应秋也被划在这一等中。划在这一等里的还有那个向天启献上**灵露饮的霍维华。这个霍维华为人最狡猾，他原是魏忠贤一伙里仅次于崔呈秀的一个谋主，魏忠贤所干的各样坏事他几乎都参与过，但他不像崔呈秀，他干得要隐秘得多，总是在幕后躲着，让人抓不着他的把柄。在魏党差不多已经全都落网时，霍维华却还在逍遥法外，并且将有外出督师之命。但是，雁过也要留下个影儿，后来，到底让给事中颜继祖把他给揭露了，霍维华这才露出了尾巴，被判了罪。他被定为四等，实在是偏低了，以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被判在第三等，也得算是个冒尖的人。

第五等。这一等的罪名是结交内侍又次等，判为论徒三年，输赎为民。判入这一等的人数最多，共有129人。在这一等里，共有阁臣4人，他们是：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顾秉谦也是最先被魏忠贤硬塞进内阁的一名党羽，他做票拟，一唯魏忠贤的心意是从，被魏忠贤认为是替他干得最得力的一个。冯铨是在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想要毁尽天下的东林书院时入阁的。在入阁之前，冯铨早已便是魏忠贤手下的一个谋士。张瑞图和另一个被列入第六等的施凤来，都是在天启六年才入阁的。他们自中式以来彼此便相联很密，常常被人同时提到。他们都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的进士，且都中得很高，施凤来是一甲第二名（榜眼），张瑞图是一甲第三名（探花）。他们又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的生祠，所有的匾额和碑文，几乎都是由他们二人书写的。他们还为魏忠贤代撰过很多的碑铭。在殿试和入阁这两项上，施凤来都名列在前，比张瑞图要占先一点，但在论罪上，张瑞图却抢了先，他被定在第五等，而施凤来却在第六等。原来，在初定逆案时，并没有把施凤来和张瑞图定入，还是崇祯问起了那些生祠中的碑铭匾联等事，在这方面施、张二人牵扯得太多，所以终于入了逆案。但是如何竟把他们二人分入在五、六两等，则不得而知了。来宗道入阁时已是天启七年十二月，那时魏忠贤已经自缢身亡，人们都认为他入阁的时候赶得好，也许不会牵进逆案里面了，但是崇祯却向韩（左火右广）等指出，来宗道合于“谄附”那一条，他任职在礼部，替魏党办过不少的事情。崔呈秀的父亲死了，来宗道特别替崔父请卹，在他的《请卹文》中竟至有“在天之灵”等语。定入这一等的，还有王绍征、邵辅忠、孙杰、刘廷元等人，他们之前都是攀附着郑贵妃一家的，在“三案”中，他们都因趋附郑家为世人唾弃。他们都是在为“三案”翻案时成了魏忠贤的得力党羽的。那个专和杨涟作对的贾继春，也被定入了这一等。贾继春狡诈善变，原来也并未定入逆案，他也是被崇祯问到，才终于没能够逃脱的。崇祯最初问到贾继春时，韩（左火右广）等人都说，贾继春虽多反复，但其持论有时也不无可取之处。崇祯却说，“唯其多反复，才正是个真正的小人！”这一语定音，贾继春终于被列入第五等里了。

第六等。定在这一等里的人数仅次于第五等，共有95名。定在这一等里的人，都是些内监和一些首恶的亲属。但是，在这一等里，也还有两名阁臣，那便是施凤来和黄立极。这是最末一等，处罪也最轻，判的是革职闲住。

崇祯在他即位后不久，便摧毁了布满中外的客、魏据有的滔天恶势，又只到崇祯二年，便彻底清除了魏党，颁布了“钦定逆案”。在清查逆案中人时，他还作出了很多极重要、极深刻的指示，提出过不少的材料和深入的线索。崇祯即位时年纪还不足18岁，那么年轻，干起事来却能够这么周密细致，从容镇定，使很多人都深感诧异，特别是拿他和才去世的天启一比，更觉得真是有天上地下之分。有道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在长久的混乱之后，忽然得到了这样的清理，真有如酷暑中吹来了一阵清风，使人们不觉都精神一振，有人竟觉得，这以后应该是太平有望，不觉便生出了望治之心，兴起了中兴之念。崇祯本人对他自己的成就更感到欣喜。原来崇祯对于魏忠贤的势倾域内，实在感到很大的压力，他是做了长期的打算，想着也许要经过几年才可以把他们斗垮的。不想魏忠贤虽然看来势大，但由于一向多行不义，人心不附，而且得势的时间也太短，根基实在很差，所以崇祯一和他们认真较量，竟没有费多大的力量，便把客、魏缔结的庞大势力彻底打垮了。崇祯这么轻易地得到了胜利，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魏忠贤的轻易垮台乃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他是因利乘便，所以才胜得并不费力。他完全忽略了这些，竟以为他的从容制胜，乃是由于他的天纵英明，所以才能一尘不惊，举重若轻地完成了这么一桩大业。这个结果，对崇祯来说，也有其有利的和不利的两个方面。对他有利的是，无论如何，祸国殃民的魏党是除掉了，一切都松动了一步。对他不利的是，这事大大地助长了他的骄矜之气，使其自以为是个不世出的英雄，后来无论干什么事都自以为是，轻视、鄙薄别人。他原本只是个平庸的、才干中等的人，做起事来谦虚谨慎，得到人们的指点和教益，或许还可以有成，现在成了这样，还能干得成什么呢？自崇祯即位以来，除了斗垮了魏忠贤是他的一件为人称道的事，此外他并无别的成就，他的器小易盈，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因。

其实，就是崇祯自以为非常值得夸耀的肃清魏党一事，他做得也很不够，他并没有把那些人彻底肃清，还有很多相当重要的人都漏网得脱。譬如在南明弘光朝执政的马士英和阮大铖、杨维垣等人，便都是崇祯的“钦定逆案”中漏掉的，他们在南明，又掀起了反攻倒算的波澜。还有件更有讽刺意味的事便是，崇祯亲自任用的，专门用来搜查逆党、整理逆案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便是一个藏得很深的魏党。王永光以逆党而查办逆党，可谓正得其便，他不但借此保住了自己，而且在办理中，还掩护并纵脱了不少同伙。甚至不止如此，王永光还不断地为已经名挂在逆案中的人出谋划策，让他们可以寻机摆脱罪名，甚至竟得到复官的机会。

(1) 孙承泽《典礼记》卷一：“崇祯丁卯八月二十三日，定纪元之号，阁臣以四号进：一曰乾圣，上曰，‘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曰兴福，上曰，‘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曰咸嘉，上曰，‘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四曰崇祯，始用之。遂颁行天下。” 按，文秉《烈皇小识》卷一所记，与《典礼记》略异。内曰：“上既即位，廷议改元，礼都拟进者四：永昌、绍庆、成宁、崇贞。御笔改贞为祯，点用之。”

(2) 会试已中，而未经廷试者，称为贡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