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大早，周恩来第二次改易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在保镖肖桂昌和汕头交通员护送下，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

检票员是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的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当年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时，这位检票员曾多次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舌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交通员则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交通员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有惊无险，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丝绸长衫。当天深夜，在当地交通站六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五位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一行六人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旧称汀州）。

进入苏区，已经安全脱险的周恩来，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长汀。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三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第二天，他电告上海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五、博古、陈云并行离沪，化险为夷进入苏区

193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护送周恩来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交通员肖桂昌来到博古住所。按照计划，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也早早来到博古家中，二人一起离沪。

在肖桂昌的保护下，博古和陈云化装成工人，乘三轮车去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轮船先到汕头。

博古和陈云所乘的轮船颠簸着在大海中航行，二人虽然在同一个船舱，却装作互不相识。肖桂昌也不和他们搭话，形同陌路。到了汕头下船，三人住进一家旅馆，很快与设在汕头的中法药房分号的交通站取得联系。按照汕头交通站的安排，第二天博古和陈云、肖桂昌三人乘火车到了潮州。

为了确保博古和陈云顺利进入苏区，在瑞金的苏区中央局派出一个由十多人组成的精干的武装便衣小分队，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带领，从福建长汀赶到大埔青溪，迎候和保护博古、陈云。小分队到达青溪后，卓雄先派出三人到潮州，将博古和陈云秘密接上开往青溪的小火轮。小火轮来到青溪，博古和陈云上岸，到青溪地下交通站开的一个杂货铺，与卓雄率领的小分队会合。

青溪地处闽粤交界，国民党粤军时常过境骚扰。为了确保安全，白天由青溪交通站的同志将博古、陈云和武装小分队安排在附近山上隐蔽，夜里由青溪交通员带路，沿山间小路前往永定。

行至福建永定县境，眼看就要到达苏区，忽然得知，敌人已经知道中央有重要人物经过永定，在永定布置了一千多人的军队，搜捕来往行人。博古和陈云以及小分队，正在山中行进，突然发现山下有二三百敌人。博古和陈云以及小分队、交通员等，近二十人，目标很大。继续行进，恐暴露目标。停下隐蔽，又恐敌人搜山。情况十分危急。卓雄正急得满头大汗，忽然发现对面山头有一个挖过煤的旧煤窑。卓雄命令永定交通员和几名便衣队员迅速把博古和陈云转移到那个旧煤窑中隐蔽起来，自己带着剩下的几名队员悄悄转移到相反方向的一个山头。卓雄扬起驳壳枪，啪啪朝天开了几枪，又向山下扔了两颗手榴弹。

清脆的枪声和轰轰的手榴弹爆炸声果然吸引了山下的敌人。敌人赶紧收兵向爆炸的方向追去。卓雄和几名便衣队员和敌人周旋了半天，把敌人引得远远的。博古和陈云在旧煤窑里蹲了大半天。天黑以后，卓雄带着小分队又摸了回来，并带回来了糙米南瓜饭。博古和陈云接过用篾篓盛的冷饭，急急忙忙填饱肚子。当晚，他们一行离开旧煤窑，朝上杭方向前进。

两天后，博古、陈云一行到达上杭县白沙地区。正在白沙指导边界游击战争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和福建军区政委谭震林，热情欢迎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到来。罗明特地吩咐伙房杀鸡烧菜，款待两位中央领导人。第二天，博古和陈云骑上马，继续向瑞金进发。

几经周折，1933年1月中旬，博古和陈云终于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会合。

六、抛妻别子，聂荣臻单骑夜行

1932年1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化名唐开元，告别妻子何葆贞和两岁的正在牙牙学语的二子刘允若，经过化装，在地下党交通员的保护下，乘坐一艘客轮，离开上海，向汕头转移，辗转前往中央苏区瑞金。1933年3月，何葆贞被国民党宪兵逮捕。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母亲何葆贞就义后，4岁的刘允若被地下党安排请人代为抚养，十二三岁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直到1946年被地下党在苏北找到，才回到身边，进入延安保育小学学习。

党中央派到苏区瑞金的同志，在上海起程前，须通过地下电台先将人数、姓名、性别、接头暗语等电告驻香港的南方局。如果情况正常，便由交通员带领，一同出发，乘船或到香港，或到汕头，辗转进入苏区。

一行抵达汕头后，又由汕头交通员带领，坐火车到潮州，再由潮州换乘小火轮前往广东大埔。小火轮到达大埔后，大埔交通站把预先安排好的小木船靠拢过来，一行再换乘小木船，逆流上行30华里，到达闽粤边境的青溪。小木船靠岸前，青溪交通站派人武装接应，看见来船，放出讯号，同时用暗语唱出客家山歌。船上的交通员听到歌声，知道是自己的人，加紧靠岸，安全渡过关口。

上岸后，一行由武装交通护送，穿越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红军游击区，再经过上杭、长汀，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到达瑞金后，193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任委员长。

聂荣臻和周恩来情况一样，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时，与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打交道很多，又因为聂荣臻活动频繁、接触面广，许多叛徒和特务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十分危险。有鉴于此，中央原来考虑让聂荣臻去湘鄂赣苏区工作，考虑到安全问题，最后决定聂荣臻直接去苏区。1931年12月下旬，聂荣臻接到中央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

前往苏区的聂荣臻身着长袍，化装成普通老百姓，与当时中央负责交通工作的陈昌寿同行。他们乘轮船在海上颠簸几天后，经香港到了汕头。到汕头后，汕头交通员将聂荣臻等接上小汽船到潮州，再沿赣江溯流而上到大埔。大埔到苏区，中间隔着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封锁线，筑有碉堡、岗楼、哨卡，只能偷渡，不能走大路。聂荣臻一行由交通站安排的向导带领，或钻山沟，或走小路，有时白天走，有时夜间行。因为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一说话就会引起注意，所以尽量不说话，靠近村镇时拉开距离，跟在向导后头，气氛显得分外紧张。还好，路上没有遇到意外，顺利到了永定。在永定，聂荣臻一行稍事休息，即向长汀进发。

到了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聂荣臻遇到了和自己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欧阳钦。这时，欧阳钦任福建省委书记。此时适逢新年，两个老战友相聚十分高兴。欧阳钦告诉他，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一万七千万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拜别老同学，聂荣臻跨上福建省委给他准备的一匹骏马，单身匹马上路，直奔瑞金。这条路，他在南昌起义后南下时走过，长汀离瑞金60来里。快到中央所在地了，又受到宁都起义消息的鼓舞，聂荣臻感到心情舒畅，一路纵马奔驰，疾行四个多小时，于晚上9点多钟，赶到了瑞金。到了瑞金，首先碰到叶剑英。叶剑英说：“单身匹马走，并不都是巩固区，还有一定危险哩！”聂荣臻说：“在家里走路还害怕吗？”

当晚，在瑞金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很高兴。聂荣臻向众人讲了初到苏区的感受。他说：在白区工作，处处显得被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到了苏区，才感到是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哈哈大笑说：这就好比白区是别人的家，苏区是自己的家。

聂荣臻到瑞金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

七、林伯渠途中负伤，瞿秋白幸免于难

1933年2月，林伯渠开始从上海向苏区转移。在交通员的保护下，林伯渠乘船先赴香港，又从香港转赴汕头，由汕头转到苏区与白区的交会地永定。在永定，敌人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以来，上海方面经常有人经过永定前往瑞金，因此加派兵力严密搜查。

在永定，籍贯湖南的林伯渠被敌人拦住盘问。敌人听出林伯渠是外地口音，准备逮捕。永定站交通员果断地拔枪把敌人哨兵击毙，然后掩护林伯渠向山上猛跑。敌人派出一个排兵力紧追不放。林伯渠和交通员在山里待了两天，第三天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林伯渠在撤退时被敌人打伤了手。后来，在永定地方武装的掩护下，林伯渠终于脱离了险境。

永定党组织要留下林伯渠治好伤再走，林伯渠坚持带伤赶路，于1933年3月16日到达瑞金。

林伯渠进入苏区后，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

瞿秋白也是在1933年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苏区的，护送瞿秋白的是中央交通局派出的交通员曾昌明。在上海码头，曾昌明觉察情况有点不对劲，当即取消了乘“广生”号英轮出海的计划。“广生”号英轮出海不久即因意外事故触礁沉没，瞿秋白和曾昌明没有搭乘此船而幸免于难。

随后，瞿秋白在曾昌明护送下化装成医生，从上海经香港转汕头，随即转大埔、青溪，然后步行进入苏区。沿路多为昼伏夜行，非常艰辛，到2月底，终于抵达瑞金。

瞿秋白抵达瑞金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主持工作。

八、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诞生

除上面所述的周恩来、博古、陈云、瞿秋白、聂荣臻、林伯渠、之外，此次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项英、任弼时、邓发、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还在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为加强对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的宁都县黄陂成立。上海党中央指定周恩来、项英、、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书记。

1933年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同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选举结果，博古当选中央局总负责人。其他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央局”。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康生、任弼时、、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顾作霖，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朱德、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凯丰）。党中央领导机构为：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总书记博古。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接受远在莫斯科王明遥控指挥的博古当选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会议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这次会议，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它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结束了党中央机关远离革命根据地遥控指挥的局面，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长期以来的党中央“左”倾领导创造了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