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储大事 太子李承乾太子称为储君，是皇位的继承者，立储是封建国家的一件政治大事。唐太宗与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一样，十分重视培养太子。然而事与愿违，他初立的太子并非理想的储君，于是陷入了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到贞观晚年竟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折腾人心的事件。最后以李承乾的被废、魏王李泰的被黜、晋王李治的被立结束了这场内争，从而对贞观、永徽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根据皇位世袭嫡长子制原则，立承乾为皇太子，时年八岁。

幼年的承乾以聪明、敏惠获得唐太宗的喜爱。贞观四年七月，唐太宗选择年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少师。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上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师教严肃， “每谈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当时年仅十二岁的承乾“未尝不耸然礼敬。”唐太宗对承乾能虚心接受师教，表示满意，为了进一步培养他的办事能力，于同年五月“诏皇太子承乾宜令听讼诉”。

然而，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成人后缺乏乃父那样接触民间、目睹动乱的社会阅历，难免眼光短浅，识不及远。储君的无比尊贵地位，散慢的生活习性，使他染上了竞事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邪气。他不畏群贤，甚至还制造假象愚弄朝臣。当他养成了“饰非”的习性之后，反而坑害了他的政治前途。

唯有唐太宗使他感到畏惧，就尽量设法躲开父皇的严厉眼光，企图极力不让乃父知道“其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当唐太宗发现了承乾的某些劣迹后，并没有放弃培养他成为一块好料的期望。贞观五年六月，太子少师李纲病逝，唐太宗把教育的重任落到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

李百药针对承乾颇为留心典籍及爱好嬉戏的特点，他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来储君成败之事讽谏承乾。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太宗在东宫看到了《赞道赋》,表示十分赏识；并派人告诉李百药，希望他善始善终地辅弼太子。李百药心领神会，加劲以渊博的学识频加讽谕，然而承乾依然故我。两年后，他只得灰心离职。

贞观七年，唐太宗又另觅名师。考虑到承乾虽有过失，然而年轻，可塑性较大，认为只要有名师指点，总可匡正过失，于是物色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曾为秦府文学馆学士，贞观初以不畏触犯逆鳞而闻名朝野。唐太宗想借重他的“直道”进谏，协助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共同辅佐。唐太宗还特意指出： “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设心处地地为承乾着想，真可谓用心良苦。

这时，李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监督的良机，于是群小之辈乘虚而入。引诱这个“好声色”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的浪**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杜正伦只得向太宗作了申诉，太宗指示道： “我儿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唐太宗认为承乾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为严重，这无疑是对的，然而承乾的病足会反过来加深了他的不怀好感。

杜正伦想不负君望，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教育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是屡次开导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摊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哪知李承乾作表奏闻，唐太宗感到难堪，迁怒于杜正伦泄露旨意，贬为州官，以作惩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太宗对承乾的不满。

即使经此波折，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中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孔颖达坚守谏职， “每犯颜进谏”,面折承乾。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并借承乾命撰《孝经义疏》之机， “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太宗闻讯，予以物质奖励， “以励承乾之意”,可是承乾无动于衷。唐太宗只得另觅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任命著名诤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李承乾辜负了唐太宗的殷切期望，政治上失宠了，随之父子之间的骨肉之情也趋疏远了。贞观初，太宗亲自驾临东宫，了解承乾学业进展，贞观七年还时有相见，此后，就不见太宗行幸东宫或与之频相谈论的史载。

唐太宗对承乾之所以日益疏远，固然是承乾嬉戏废学、屡教不改所致，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父子之间的政见不同。

首先，文治与武嬉不同。唐太宗执政以来，标榜以文治国，尊贤礼士。而承乾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也不懂储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地嬉戏废学。

贞观十三年以来，嬉戏愈演愈烈，发展到嗜好突厥的尚武风习。“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又襞氈为铠，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刺击为乐。”由嬉戏而武嬉，由武嬉而乱国。说什么“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没，顾不快邪!”“思摩”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落的酋长； “设”者，即突厥酋长部下的职称。武德年间思摩入唐，赐姓李氏。承乾表白自己有朝一日身为天子，却甘心屈居思摩麾下当一蕃将头领，岂不荒谬。当唐太宗以“天可汗”统率诸族君临天下时，承乾却与乃父背道而驰，津津乐道“偃武修文”的唐太宗当然不爱武嬉乱国的承乾作他的后继者。

其次，纳谏与拒谏不同。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倡导纳谏，并以己能纳谏也希望太子象他一样。而承乾则不喜谏臣、不纳善言。从贞观初到被废前，谏臣如李百药，于志宁，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人，不是被赶跑，就是关系搞得过于紧张。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在贞观七年上《谏苑》二十卷，无非启发承乾从善如流，承乾置若罔闻。贞观十四年， “承乾广造宫室，奢侈过度，耽好声乐”,他又上书复谏。贞观十五年，承乾不顾太宗多次宣布的不违农时的政策， “以务农之时，召驾士等役，不许分番，入怀怨苦”,他上书再谏。承乾不仅“览书不悦”,而且阴遣刺客行刺。太子右庶子张玄素眼看承乾失德被疏愈演愈烈，于贞观十三年警告承乾若游猎无常， “终亏雅度”,是“败德之源”, “承乾并不能纳”。

次年，张玄素上书切谏承乾要勤见僚属，承乾不仅厌听逆耳之言，而且还“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殆至于死。”贞观十六年，张玄素针对承乾“败德日增”的逆境，再次苦口婆心，提醒他“如其积德不弘，何以嗣守成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无异是摊出了底牌。承乾竟对太子位危的严重警告也无动于衷，还想再派刺客行刺。他甚至说：“我作天子，当肆吾欲；有谏者，我杀之，杀五百人，岂不定?”唐太宗一再宣称纳谏治国，承乾则反其道而行之，自然唐太宗不会喜欢这样的嗣君。

第三，亲贤与疏贤不同。唐太宗立国以来，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这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条政治经验。承乾则与乃父相反，正如唐太宗所指出的： “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既然不爱贤才，必然疏远正直，狎近群小之辈。贞观十四年，承乾耽情声色，疏贤更甚。其突出表现是亲近宫嫔、宠信宦官，张玄素说他“亲嬖幸，远忠良”“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巧，昵近深宫。”过了两年，承乾还是劣性未改，仍然是“望苑之内，不睹贤良”。于志宁也针对承乾令“阉官多在左右”的疏贤做法，提出不可宠信宦官的诤谏。以“赵高作奸，秦氏锺其弊"及两汉宦官参政、造成“缙绅重足，宰司屏气”的教训作为鉴戒，要求承乾改变宦官“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行路之人，咸以为怪”的现象。可见，承乾疏贤越来越严重。既然父子对用人政见如此相戾，当然没有共同语言。

唐太宗为了巩固“贞观之治”的政治成果，必然按照自己的模式来确立合乎他理想的接班人。承乾在文治、纳谏、用人方面不符太宗所望，也就不能维护这个成果，被疏远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