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他们杀，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讲话了……——
【德】马丁·尼莫拉）第一节 追求停止了，心灵满足了，
生命也随之停止
这么笨拙的曲子会是我写的？
晚年的贝多芬有一次听到一位朋友弹奏他的《C小调三十二变奏曲》。听了一会儿，他问道：“这是谁的作品？”“你的。”朋友回答说。“我的？这么笨拙的曲子会是我写的？”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啊，当年的贝多芬简直是个傻瓜！”歌德评论席勒的话，完全适用于贝多芬：“他每星期都在变化，在成长。我每次看到他时，总觉得他的知识、学问和见解比上一次进步了。”
如果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就应该去寻找死亡
歌德的《浮士德》是迄今为止德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浮士德自白道：
我只是匆匆地周游世界一趟，
劈头抓牢了每种，
不满意的，我抛掷一旁，
滑脱我手的，我听其长往。
我不断追求，不断促其实现，
然后又重新希望，尽力在生活中掀起波澜，
开始是规模宏伟而气魄磅礴，
可是如今则行动明智而谨慎思索。
我已熟悉这攘攘人寰，
要离尘弃俗决无法办。
是痴人才眨眼望着上天，
幻想那云雾中有自己的同伴。
人要立定脚跟，向四周环顾，
这世界对于有为者并非默然无语。
你何必向那永恒之中驰骛？
凡是认识到的东西就不妨把握，
就这样把尘世光明度过；
纵有妖魔出现，也不改变道路。
在前进中他会遇到痛苦和幸福，
可是他呀！随时随刻都不满足。
有人指出，“如果寻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就应该去寻找死亡”，这就是《浮士德》的精神。
真正的童话是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
威廉·格林（1786-1863）关于童话的创作谈的精义：“真正的童话是长在儿童们的心目中，他们心目中的童话被我们这些已经成年了的人不经意地扭曲了，他们看到我们为他们创作的童话恰恰就是对他们想像中的世界的不经意扭曲。在他们的幻想思维中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为他们这样创作的这些所谓的童话，这些标榜为童话的东西，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是扼杀他们思维的重要杀手，最原始的童话诞生在他们从未接触过这个世界的时刻，我们一直在做着篡改他们本意的工作，这正是我们的失败之处，成年人和儿童们总是若隐若现地隔着一个真正的童话的距离!”
我想成为新旧德国之间的桥梁
1929年，斯特莱斯曼写给威廉·卡尔的信上说：“我想成为新旧德国之间的桥梁。”是的，他做到了。
斯特莱斯曼在1923年到1929年期间担任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他充分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协约国与苏联的矛盾，积极推动德国摆脱战败国的屈辱地位，重新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使德国在1929年重新崛起。斯特莱斯曼的外交策略为德国魏玛共和国恢复大国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副董事长的抉择
有一天，一家专门为西门子公司生产配套器材的传统企业的副董事长饮弹自毙了。这位自杀的副董事长先生是一位很受员工尊敬的领导，他爱厂如家，视企业的生存如自己的生命。他主管产品销售，近年来公司的经营收入每况愈下，他常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状，毕竟50多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当着在场的所有员工引咎自责，声称无脸面对与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兄弟们。谁也没想到，就在那天夜里，这位副董事长只用一颗子弹便悄悄地送自己上路了，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公司，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全体员工。）第二节 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
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
1835年夏天，20岁的马克思即将中学毕业，他的一篇作文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文中有几段这样写道：“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人、出色的诗人，但他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会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这就是人类社会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讲过这样一个寓言：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为了避免冻僵，一群箭猪相拥在一起取暖。但它们很快就被彼此的硬刺扎痛了。这样，它们被迫分开。但为了取暖，它们的身体又再度靠近，身上的硬刺又再次把它们扎痛了。这些箭猪就被这两种痛苦反复折磨，直到它们终于找到一段恰好能够容忍对方的距离为止。
梁实秋对此评论道：叔本华想阐述的是，这就是人类社会。
知识分子与道德善良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德国社会学家费希特这样对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说道，“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韦伯对柏林大学的批判
19世纪末柏林大学因为它在普鲁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学教授中出现利用权力的接近和转移谋取名利的腐化倾向。对此，韦伯痛心地说：“在柏林大学，像其他地方一样，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强烈人格的学者，继承、保持其学术团结与独立于高层教育行政当局的光荣传统。但是，人所共知，这一个群体的人数并非在逐渐增加。不幸的是，对柏林的教授们来说，距教育部的大门是如此之近，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令人不快的形势一直有不断恶化的趋向，普鲁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实际上或据说是有影响力的柏林同事写信诉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够在‘高层决策者’中为他们说情。个人与教育部关系的这种围绕权力运作——实际上已经在每个领域或多或少地以公开的形式在发展——毫无疑问，这也经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柏林的学者们运用于他们的学术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即使大权掌握在一个对于学术绩效的评估不懈地追求客观性的人的手里，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赞助权力的时候，仍有被他个人偏爱与兴趣好恶所左右的危险。”
教育完人与完善国家
费希特在谈到国家时曾经说：“合于理性的国家不是使用任何现成的质料，再经过人为的处置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从培育和教化民族开始，才能达到建立此类国家的目的。民族，只有首先以切实手段解决了教育完人的问题，才能接下去解决完善国家的问题。”
想让我交钱去入那帮笨蛋的伙吗？
成名后的德裔作曲家亨德尔有时相当自负。有一次，著名的牛津大学打算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只不过要缴纳一笔费用。没想到亨德尔对此嗤之以鼻：“想让我交钱去入那帮笨蛋的伙吗？想都不要想！”
我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其他人的处境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童年时生活在德国下萨克逊的比克斯顿乡下地区，他和母亲以及其他6名家庭成员居住在一个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的两居室房间里，这个房间以前是一个专门养羊的畜棚。据一些当年老邻居接受德国《明星杂志》采访称，施罗德的母亲埃里卡无钱支付养家糊口的费用，他们一家在“当地警察局都有了名”。
现年81岁的前邻居埃里卡·斯卡拉宾回忆称，施罗德一家从来吃不起肉，只能靠煮一些卷心菜等蔬菜为生。斯卡拉宾道：“那不仅仅是贫穷，它比贫穷还要糟糕。”
施罗德一家在当地的名声不仅是贫穷，他的继父沃塞勒竟然还和另外一名女人私通。一名叫做玛里·路易斯·克雷曼的前邻居回忆道：“当地孩子们获得的教导常常是：不要跟施罗德家的孩子们玩耍。”因此，当地几乎没有一个同龄孩子愿同施罗德交往，他们都将小施罗德看做是一个类似“流浪者”的角色。
施罗德从来没有刻意隐瞒他的卑微出身，但他也从来没有试图靠它来获取政治资本，在一些场合，施罗德还曾偶然谈起过他的艰苦童年。在一次采访中，施罗德曾经承认：“我童年时非常痛苦不幸，因为一些同龄的孩子，不管女孩还是男孩，都拒绝跟我一起玩。也许这正是驱使我发奋图强的动力之一。”
当施罗德长到14岁时，生活才开始渐渐好转，当时他在一家瓷器店获得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后来他又开始读夜校，4年后，施罗德又开始到哥丁根大学攻读法律，并成为了一名社会民主党成员。
童年时代艰苦的生活经历激起了施罗德从政的兴趣，施罗德后来承认道：“我过去的经历，帮我找到了奋斗之路，我想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我并不想只为自己这么做，我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其他人的处境。”）第三节 遗憾的是，这并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牛顿在数学领域中的地位
牛顿（1643-1727）和莱布尼茨（1646-1716）两位大师伟大发明的交汇点是微积分。莱布尼茨与牛顿的微积分发明之谁先谁后的争论，在数学界至今还是一桩公案。莱布尼茨于1684年发表第一篇微分论文，定义了微分概念，采用了微分符号dx，dy。1686年他又发表了积分论文，讨论了微分与积分，使用了积分符号∫。依据莱布尼茨的笔记本，1674年11月11日他便已完成一套完整的微分学。从史实上看，牛顿却是在1667年就手稿完成了代表了微积分发明的《流数法》（发表时间为1671年），从手稿完成的时间看，牛顿确实是比莱布尼茨早了七年。但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发明比牛氏的更完善，而且囿于当年通讯条件和学术交流条件的限制，莱布尼茨完全是在独立的情况下发明微积分的。
1695年英国学者就宣称：微积分的发明权属于牛顿；1699年又说：牛顿是微积分的“第一发明人”。更可笑的是1712年英国皇家学会居然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调查此案，1713年发布公告，确认了牛顿是微积分的“第一发明人”。这样，莱布尼茨直至去世后的几年，都受到了冷遇。可笑的是，由于对牛顿的盲目崇拜，英国学者长期固守于牛顿的“流数术”，只用牛顿的“流数”符号，不屑采用莱布尼茨更优越的符号，以致英国的数学脱离了数学发展的时代潮流。尽管如此，牛顿和莱布尼茨两位均是谦逊礼让。牛顿对他同时代的莱布尼茨的态度极为诚恳，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第一版中，毫不含糊地承认了莱布尼茨的天才。而莱布尼茨对牛顿的评价非常的高。1701年，在柏林宫廷的一次宴会上，普鲁士国王询问莱布尼茨对牛顿的看法，莱布尼茨说道：“在从世界开始到牛顿生活的时代的全部数学中，牛顿的工作超过了一半。”
诚实的门德尔松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欢迎杰出的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来访。署名门德尔松的《伊塔尔兹》曲子演奏以后，女王接见了他，并高兴地称道：“凭这首曲子，就可以证明你是个天才。”门德尔松平静地对女王说：“不，那是我妹妹芬妮亚的作品。”
原来芬妮亚也是个音乐造诣极深的音乐家。由于当时德国男性在社会的强势地位，几个兄弟都不赞成署女人的名字，才决定用门德尔松的名字发表。妹妹的这首作品非常出色，但诚实的门德尔松总不会忘记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况。
遗憾的是，这并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勃拉姆斯（1833-1897）和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斯特劳斯（1825-1899，《蓝色的多瑙河》的作者），彼此很是倾慕、钦佩。有一次，他俩在维也纳相遇，斯特劳斯把签名册递给勃拉姆斯，请他留名。勃拉姆斯在空页上抄了几小节《蓝色的多瑙河》的乐曲，然后在下面写了一行字：遗憾的是，这并非勃拉姆斯的作品。
狗“玻璃似的透明”，人却狡黠可怕
叔本华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孤僻、忧郁的性格，悲观情绪深深地渗透了他的性格及其一生的经历，对世界清醒的悲观失望又使得他从外部世界退守到自身内部，使得他的言行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一生不得不长期与孤独寂寞和不理解为伴，这使得他的某些行为与常人的习惯很不一样，到晚年尤其如此。长时间的孤独生活（不仅指日常生活而且指思想）使得一种恐惧感经常伴随着他，以致他常将手枪放在枕头下，并且上好了膛，一有什么响动，他便立即从**跳起。他的钱总是存在同一银行里，并且总是和同一职员打交道。他把存折放在他随时都可以取得到的旧信封里。他注重生活节奏和仪式，一切按部就班，一切要熟悉稳妥。他经常在规定时间独自散步并且一路上自言自语，这使人想起哥尼斯堡的那位居民们用来校对时间的康德。他从不去理发店理发和刮脸，理由是“我不能把自己的脖子交给别人手中的剃刀”。叔本华晚年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陪伴他的是一条被他称作“世界灵魂”的白色狮子狗。他的“世界灵魂”去世后，他为其塑了一尊像并另外养了一条褐色的卷毛狗，他认为狗“玻璃似的透明”，人却狡黠可怕。
“幸运”的普朗克
普朗克为人谦虚，作风严谨。在1918年4月德国物理学会庆贺他60寿辰的纪念会上，普朗克致答词说：“试想有一位矿工，他竭尽全力地进行贵重矿石的勘探，有一次他找到了天然金矿脉，而且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它是无价之宝，比先前可能设想的还要贵重无数倍。假如不是他自己碰上这个宝藏，那么无疑地，他的同事也会很快地、幸运地碰上它的。”这当然是普朗克的谦虚。洛仑兹在评论普朗克关于“能量子”这个大胆假设的时候所说的话，才道出了问题的本质。他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样灵感突现的好运气，只有那些刻苦工作和深入思考的人才能得到。”
1947年10月3日，普朗克在哥廷根病逝，终年89岁。德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把威廉皇家研究所改名叫普朗克研究所。普朗克的墓在哥廷根市公墓内，其标志是一块简单的矩形石碑，上面只刻着他的名字，下角写着：h=6.62×10-27尔格·秒。
摘下面具的日子可能会到来的
德国人约翰尼斯·格鲁斯说他的同胞戴着一个假面具。不过他认为：“但是，摘下面具的日子可能会到来的，呈现出来的面容可能没有今日那样丰满和红润……，只要我们戴着面具，我们仍隐蔽着，甚至继续对自己隐瞒真相……”
今天下午来我这里吧，接受你的贝多芬的爱
贝多芬的耳朵开始失聪后，耳聋把他和他的朋友们隔离了。他的助听器也往往使他失望，因此他和他们保持接触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他经常带在身边的“会话本”和铅笔。这时候，贝多芬变得有些敏感，当他看见朋友们互相谈话，以为他们总是谈论他，说他的坏话，预谋害他。有一天，他这样写道：“再也不要在我跟前露面。你是一条卑鄙的狗，一个不老实的家伙。”
第二天，当他发现自己的疑心是错的，而他的朋友是真诚的时候，他又会写另外一个便条：“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是对的。我现在明白了。所以今天下午来我这里吧，接受你的贝多芬的爱。”而他的朋友们，总是原谅他那粗暴的吵嘴，并且和他相处到最后。
阿登纳与丘吉尔的画
阿登纳与欧洲各国政治领袖私交非常好。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向他赠送过一幅自己画的风景画，希望它能出现在阿登纳的起居室里。可是阿登纳并不喜欢这幅画，顺手丢在了储藏间里。丘吉尔对此事没有忘记，他曾经向去德国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打听这副画的下落。在了解详情之后，竟然勃然大怒，并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第四节 德意志，难道你没看见么？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
歌德说：“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德意志，难道你没看见么？
库尔特·图肖尔斯基1930在自己的诗《德意志，醒来吧》中提醒世人：“纳粹给你套上了死亡的花环：德意志，难道你没看见么？”图肖尔斯基于1933年被纳粹剥夺了国籍，虽然表面安全了，但内心的焦灼不安使他于1935年在流亡地瑞典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平万岁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发起柏林战役，250万苏联红军围攻100万德军。苏军以近8万人阵亡，25万多人受伤的代价，攻克柏林。4月30日，苏德两军在国会大厦里逐间争夺，最终苏军战士将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的楼顶。国会大厦失守1个多小时后，希特勒自杀。
此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发布的最后一份通告中说：“……德国海、陆、空三军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已使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感到敬佩。每一个士兵可以以此自豪而无愧地放下武器，在我们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为我们人民的万代幸福，勇敢而自信地去从事工作。……柏林上空的硝烟散尽，是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和平万岁！”
残余的德军陆续从明碉暗堡中走出来，接受了德国战败这一事实。
“战败被俘”的科尔
1944年12月，纳粹德国在末日来临前更加疯狂。后来担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当时未满15岁，也被送到巴伐利亚的贝希特斯加登，进行入伍前军事训练。后来，科尔当上了传令兵，往慕尼黑和维也纳递送军事文件。1945年5月3日，经过长时间筹划，科尔和另外3个娃娃兵决定不为纳粹政权殉葬，逃出纳粹军营。一路上他们尽量避开党卫队和宪兵，到达了莱希费尔德附近，疲倦的娃娃兵们不假思索地投宿在了德国空军一间已被废弃的临时营房内。早上一醒来，科尔等人被一队来自波兰的劳工发现，由于科尔他们身穿纳粹军装，受尽纳粹欺凌的波兰劳工与这群娃娃兵进行了“战斗”，科尔在二战中惟一一次“战斗”的结果是“战败被俘”。美军看到这群俘虏只是十几岁的孩子，就将他们全部释放。回到久违的故乡后，科尔处处见到的是废墟、饥荒和疾病，切实地懂得了和平的可贵。这段经历也使科尔在出任联邦德国总理后，在压制新纳粹方面从不手软。
家乡在哪里？
有一次，一个中国人询问一位德国老人他的家乡在哪里，他说他的家乡以前属于德国，现在属于波兰。听他如此一说，中国人没有继续多问。倒是他在说这话时，既没有显得黯然神伤，也没有流露出向往之情。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一些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又丧失了一些领土。这些领土中包括康德、基尔霍夫、希尔伯特的故乡科尼斯堡，以及叔本华的故乡但泽。前者是普鲁士的发祥地，划给了苏联（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后者划归了波兰（今波兰格但斯克）。两地的日尔曼居民则被强行赶回了德国，包括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他于1927年10月16日出生在但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则是波兰人。）第五节 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
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纳粹驻波兰总督佛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在一同被押上绞刑架行刑之前，东条英机叫嚣：“请松井君带领大家齐呼天皇陛下万岁。”于是松井石根扯着嗓子大喊：“天皇陛下万岁!”其余的几名战犯跟着喊道：“万岁，万岁，万万岁!”
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
1945年10月19日，德国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曾经极其沉痛地承认：“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曾被纳粹禁止写作的天主教作家施奈德也以德国人特有的思辨口吻和深刻性写道：“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中，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从而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行为。”
你们却给我们送来了希特勒
奥地利和德国的主体民族都是德意志民族，二战后，一个奥地利人对德国人说：你们给我们送来了贝多芬；德国人对奥地利人说：你们却给我们送来了希特勒。
做义工赎罪
德国巴伐利亚州帕绍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将自己尚未成年的女儿送到以色列的一家农场去做义工，以表达对以往战争给犹太人造成的巨大痛苦表示真诚的悔过和赎罪。以色列的夏天酷热难当，而且随时可能有战争暴发，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送到那里做义工，是得有非凡勇气的。
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
1970年12月7日，大雪过后东欧最寒冷的一天。刚刚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西德国内出现了恶意的评论，认为勃兰特此举有辱国格人格。勃兰特很坦然，他并不感到羞耻。他认为：“谁愿意理解我，他就能理解我。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很多人是会理解我的。”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奇在机场送别勃兰特时，握着勃兰特的手，激动地说：“你昨天的举动，打动了波兰许多人的心，我夫人打电话到维也纳告诉她的朋友，她们俩在电话中都情不自禁地哭泣了。”
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书，消息传来，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1971年12月20日，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感受。他说：“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国外，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一跪，淡化了饱受纳粹**的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里的愤怒，他们为勃兰特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回归正常的发展道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95年6月，德国前总理科尔继勃兰特之后，双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重申国家的道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经亲自去波兰，为刻有下跪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
我们要为这一空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忏悔
柏林勃兰登堡门以南几百米有一个屠杀犹太人纪念馆，纪念碑由2771个混凝土块组成，没有雕饰但非常震撼，纪念馆就在纪念碑的下面，在纪念馆入口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要为这一空前的犯罪行为进行忏悔，对其历史责任毫不退却，并将它视为德国国家意识核心的态度。”德国人对二战的悔罪程度确实是某些国家不能比的。
该纪念馆分为图片室、陈列室、家庭室、姓名室、地点室，分别从图片加文字的描述，受害者的信件描述，15个犹太家庭的遭遇描述，全欧洲被害及失踪犹太人名单及简历描述，以及对犹太人的残害在欧洲地域上的扩展过程描述，来为我们揭示当时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我是国际人，是欧洲人
一些德国青年因为德国历史上的罪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德国人。一位到德国访学的中国学者曾经问一个德国中学生：“既然不承认自己是德国人，那你是哪国人呢？”他立即回答说：“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屠杀了那么多犹太人，我不愿做德国人，我是国际人，是欧洲人。”
法西斯的战败日也是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统治之下的“解放日”
1985年5月8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发表了备受瞩目的演说，声明1945年5月8日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战败日，同样，也是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统治之下的“解放日”。
希特勒已死，布什还活着
2003年3月18日，美国和英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打击，德国政府坚持和平立场。德国人民开始以抵制美货等实际行动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他们拒绝购买美国的汽水、啤酒、香烟，甚至拒绝使用美国的信用卡，一些德国餐馆更是取消了所有的美国菜单。在一些地方，据说当人们听到电视播出英美部队有伤亡时，竟然有不少人欢呼起来。德国的《世界报》甚至刊出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标题就是：“希特勒已死，布什还活着。”
为自己同胞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负荆请罪
1992年秋，德国一些地区出现排外浪潮，一些城市有不少德国居民自发地举行烛光游行，以示抗议。一些德国人甚至是扶老携幼，全家出动，悼念被极右分子杀害的外国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手持蜡烛，排着长队，有时绵延数十公里，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向死去的外国人告别，并为自己同胞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负荆请罪。
国家赔偿
1952年9月，在战后废墟上恢复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德国签订了对以色列赔偿的协定。
1953年，联邦德国通过了第一个对战争受害者赔偿法。根据这项法律，在战争中受到政治、种族和宗教迫害的人都可以得到赔偿，首先得到赔偿的多为犹太人。联邦德国每年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金，到2005年赔偿金额约达1250亿马克。
科尔的下台
“如果你认为我会把国库大门再打开一次的话，那么我的回答是‘不可能’。”这是德国前总理科尔1998年8月在听到有关德国向纳粹时期强制劳工进行赔偿问题时作出的答复。他的这一回答被当时的媒体视为“很不客气”。德国在战后就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里的死难者向以色列及多个东欧国家支付过一次性的总赔偿，但是160多万在战争中幸存的强制劳工却无人过问。
科尔说完这话没多久，他就在当年9月底举行的联邦大选中败北，接替他执政的红绿联盟重新关注起这一令人棘手的问题。
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
1998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承认：“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
一个国家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坦白了自己最大的历史罪行
2005年5月10日，“大屠杀纪念碑”（德国称“被害欧洲犹太人纪念碑”）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揭幕。历史学家弗莱在《时代》周刊上撰文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一个国家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坦白了自己最大的历史罪行。”）第六节 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
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
近代以来，德国和法国可谓是世仇。1949年，阿登纳就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讲话：“我决心要以法德关系作为我政策的一个基点……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因为它是我们政策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他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个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非破除不可。”“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我决心使德法关系成为我政策的核心。一位联邦德国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欧洲人。”
阿登纳本着这样的认识，和他的法国同道一起，推动了德法和解，建立欧洲煤钢联合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也先后形成，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欧洲联盟。
德国绝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
福特文格勒说：“德国绝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而只是被纳粹分子统治的德国。”
难道可以说席勒是联邦德国的德国人，而歌德是民主德国的德国人？
德国前总理科尔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促使他喜欢中国的四个因素：敬仰中国的古老文化、中国人的和蔼可亲和友好情感、深信中国有伟大的前途并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贯支持德国人民谋求国家统一。科尔说：“这最后一点是德国人尤其不能忘记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德国人最能理解你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他经常引用邓小平讲过的一句话：“难道可以说席勒是联邦德国的德国人，而歌德是民主德国的德国人？”
欧元与科尔的失利
德国有人认为，科尔1998年大选失利的原因之一，是他决定放弃德国人心爱的马克而力主引进欧元。当有人问科尔决定引进欧元的考虑是什么时，科尔说，当时德国70％选民反对放弃坚挺的马克，只有30％的选民赞成欧元，但他仍决定放弃马克换欧元，目的是为了推进欧洲统一。现在欧元已成为居美元之后、日元之前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如果说，欧洲联合给欧洲人带来了50年的和平，那么，欧元的最大功绩在于它使欧盟一体化不可逆转。他相信10年后英国、瑞士也将使用欧元。
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不好战的国家了
如今的德国，军队已经不是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位德军宣传官在谈到青年学生对服兵役的态度时说：“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目的是完成学业，找份好工作，挣很多钱，然后享受生活。他们可不想体会战争的艰苦和残酷。”“战争永远不会再从德国的土地上燃起了！”是现在许多德国人的一句格言。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前主席在批评外界对德国主义复活的担心时指出：“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不好战的国家了。……德国人讨厌核武器——德国最引以为豪的国家机构已由联邦军队变为联邦银行了。”
柏林酒店到波兰洗衣服
《明镜周刊》的主编斯汀加特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现象：柏林某五星级酒店，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把脏衣服用卡车运到80英里外的波兰清洗，第二天再运回柏林。算上油费和司机工资，在波兰洗衣的成本仍然远远低于在柏林洗衣的成本。
我首先是一个巴伐利亚人
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德国人说：“我首先是一个巴伐利亚人，其次是欧洲人，最后才是一个德国人。”
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
20世纪5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无论是在工业生产，出口贸易，还是黄金外汇储备等方面，所占的比重都显著下降，而西欧六国（法、意、西、德、荷、比、卢）所占比重则大大上升。50年代中期以后，阿登纳说：“如果欧洲人不想在起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里走下坡路的话……欧洲的联合是绝对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
德国未来的任务是为建立统一的欧洲发挥积极作用
两德统一后不久的1990年11月6日，时任德国总理科尔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阐述说：“德国的统一是德国人与其朋友、伙伴和东西方邻国一道实现的。过去40多年，使德国西部、特别是西柏林人民生活在和平自由环境里的主要因素是美、英、法三国支持的结果。这两个事实要求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对进一步发展大西洋两岸关系采取积极态度。因此，德国未来的任务是为建立统一的欧洲发挥积极作用。这一点与德国实现民族自决、统一和自由是相辅相成的。”
自由边界
德国与众多国家接壤，不少边界仅仅以石子、人行道作为国界标记。在与荷兰苏特威克交界的地方，一边住的是德国人，一边住的是荷兰人。家庭主妇们口袋里都装着对面国家的货币，一有空就“出国”到对面的超市购物。一个中国记者在采访一个德国家庭主妇时，一个荷兰老太太骑着自行车经过边界，为了让路，中国记者只得跳到对面荷兰边界站了几秒钟，然后又一步跨回德国。出境入境竟是如此“举足之劳”！）第七节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拍摄的反映二战法西斯大屠杀的电视剧《大屠杀》在德国上映，已经久历和平的德国青年在看了影片中反映的他们父辈犯下的暴行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不明白自己的父辈怎么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当他们去质问父辈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德国新纳粹势力经常举行一些游行活动，对于新纳粹的游行活动，一些反对者只敢戴着面具与这些狂热分子对峙。当问及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担心受到光头党的报复。”2003年11月，德国国防部长彼得·斯特鲁克由于解除了一位反犹将军的职务，多次受到死亡威胁。
“没有看见”和“不知道”
德国一个电视台为了了解德国大众对光头党排外活动的态度，曾经派出三名演员，其中两人扮成光头党，一名扮成土耳其人，在多个公共场合进行“表演”，并进行偷拍。当两名“光头党”向那名“土耳其人”拳打脚踢的时候，周围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冷漠和熟视无睹的态度。只有一位黑人打电话报警，还有一位妇女出面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当电视台记者采访路旁的德国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制止“光头党”的暴行时，大多数人的回答竟是：“没有看见”或者“不知道”。
德国在一战中是防守方
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1961年出版《德国想控制世界权力》一书时引起了震惊。他在书中断言，德国国王威廉二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主要责任。而德国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历史是德国在一战中是防守方。所以，菲舍尔的观点遭到普遍反对。这一状况直到近来才有转变，现在德国人愿意承认1914至1945年是以德国的对外侵略为主要特征。
土耳其人不仅说德语，而且有工作
德国统一后，曾经一度流行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因为外来移民造成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德国人问：“土耳其人和萨克森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回答是：“土耳其人不仅说德语，而且有工作。”
外人不宜介入
在柏林，12岁的吉普赛女孩和19岁的男友同居，女方家长不答应，到警察局告男方诱拐未成年少女，警方拒绝受理，连一向以维护未成年少年权益为职责的少年局社工，对此事也是爱理不理，却阻止家长和女儿见面，理由是——早婚是吉普赛民族的特有习俗，外人不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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