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七章 中国的建议
周恩来向苏联代表团十分坦率的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发动了这次中苏边界战争。再一次的告诫苏联,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他说:过去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整个中国还处在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时刻,就在我们现在会谈的这块土地上,我们中国人民义无反顾的,抗击着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恶、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也是因为他们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侵犯了我国的核心利益;3年前,我们对印度进行了边界反击战,也是因为印度对我国有领土野心,侵犯了我国的这一核心利益。
周恩来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坐着对面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然后十分严肃的说:在对印度进行边界反击战前,李大为同志代表中国政府前来莫斯科向你们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通报我们将对印度实施边界反击时,就十分明确的向你们说明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同时也向你们通报了中国氢弹试验的情况和我国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可是你们完全没把我们的核心利益当作一回事,也把我国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当成了耳旁风。
众所周知,近100多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的对中国进行分割,给中国和各临国之间留下了很多领土问题。对于这些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这些后遗症,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尊重历史事实,并充分的考虑现时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解决和各国的边界领土纠纷问题。现在只剩下中苏两国之间的问题尚未解决。
对于中苏之间的有关领土问题,我们和你们谈过,新中国没成立以前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不说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在还没有建国前夕,在西柏坡就和你们谈过外蒙古的问题。这个问题米高扬同志你是最清楚的,你当时是什么态度,斯大林同志又是什么态度,你可以回想一下,这样是不是尊重中国的主权呢?
1949年我和MZD主席去莫斯科还是想和你们谈这个问题,可是斯大林同志避而不见,向我们施压,不准我们谈这个问题嘛。斯大林这样对中国的态度平等吗?过去不平等的边境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给中国的,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必须的。中苏双方本应该首先以平等和公正的态度,通过同志式的友好协商来重新确定划分两国的边境线走向,解决两国有争议的领土问题,可是你们苏联政府不肯放弃沙皇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完全继承沙俄的这种侵略扩张政策的恶果。尤其是斯大林同志更是变本加厉。这样又何谈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不断的把这种友好关系向前推进呢?”
苏联的同志们,你们很难理解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给中国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对中国人民的心理造成的创伤有多么严重。在这些帝国主义列强之中,英国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但对中国伤害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就是最贪婪、最凶恶的沙皇俄国和日本这两个恶邻。
我们中国人民为什么要起来**,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就是要打倒中国代表封建地主阶级腐败无能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权,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十月**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无产阶级**道路,取得了无产阶级**的胜利。现在我们国家是人民的新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改天换地了。
你们可能会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我想对说这样话的苏联同志说,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呢?你们占了别人那么多的领土,如果说那是为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那么占据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又怎么解释呢?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呢?
周恩来停顿了一会,犀利的目光直视着米高扬说:米高扬同志,你们一再扬言动用几百万吨核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核基地、中国的政治中心,工业中心进行摧毁性的核打击,对中国进行赤luo裸的核威胁,随后又对中国发动了核攻击。现在你们又声称苏联发动的这次对中国的核袭击完全是苏军中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个人行为,与苏联政府无关。你们这样做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行为吗? 你们这样说不感到前后几天的说法自相矛盾吗?
你们的后一种说法是欠妥的,是难以服众的。这是一件足可以毁灭世界的大事件。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怎么就能以一句个人行为,就搪塞过去呢?怎么可以说与苏联政府无关呢?苏联政府就是出于对苏联人民负责,出于对整个人类负责的态度也不能这样说话嘛。
你们把这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制造出来,你们是怎么管理的?你们是怎么部署的?你们使用的原则是什么?这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怎么能说与苏联政府无关呢?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某一天,大家都可以这样来解释所有的核攻击呢?这一次如果不是我们部队及时的制止你们的发射,那要发射的就不是1枚原子弹,而是4枚原子弹了,如果那样我们想像现在这样不作出核反击都不行,我们的人民能答应我们政府这种软弱的行为吗?
然后,周恩来以及其严历的语调说:如果苏联政府不能有效的管理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的话,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我们不会再给你们一点机会。你们的那几个核弹发射基地,我们知道的清清楚楚,我们随时可以解除你们现有的那几个中远程导弹发射场的使用功能。这一点请你们苏联同志要有个足够的认识,丝毫不要怀疑我们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没这样做完全是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苏联对北约正常的防御能力。
苏联代表团所有的成员都十分专注地听了周恩来陈述着中国的立场。他们丝毫不怀疑中国具有摧毁苏联现有的中远程导弹发射的能力,这一点在开战的第一天已经被证明了。虽然他们知道中国这次没有对苏联下“死手”是出于中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平衡的考虑。但他们还是心存着一份感激中国的这种大局观。如果此时中国和美国、北约联手,那苏联将会是什么样啊?说到底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自家的兄弟”,中国没有这样做。
苏联代表团知道从周恩来口中说出来的这些话绝对不是威胁,随后米高扬十分详细的解释了一番,苏联“核威胁”和核袭击前前后后的情况,并保证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接下来,周恩来对中苏之间目前的状况,把中国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他指出:有关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是几百年来形成的。过去我们之间谈了2年多,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我希望这次苏联方面能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尽快的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奢望通过这一次谈判就能全部的解决这些问题。谈判总是需要些时间,在未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结束中苏两国的战争状况。为此他提出了,先停火,维持双方停火时的状态,为了避免双方再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在停火线脱离,各向后退两公里的建议。
苏联方面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先停火的建议,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意见,中国军队要退回到开战前的地区,然后按照列宁同志曾提出的两个《加拉罕对华宣言》的原则来处理中苏之间领土问题的虚价。
战争毕竟是由战场上的实力和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以及国内外各方面综合因素所决定的。显然苏联的这个提议是不切实际的建议。理所当然的遇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拒绝。
第一次会谈进行了4个小时后结束。周恩来在为这次谈判定下了原则之后,连夜乘专机返回了北京。
临行前,周恩来拉着米高扬的手说:“我现在有些事情,先回北京,你和布尔加宁现在是赫鲁晓夫的左膀右臂,是驾驭苏联的三巨头。你们应负起一个大国应负起的责任来。把我们两国之间的事情办好。MZD主席说,我们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是暂时的,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全面发展还是主流、还是大局。我们是本着这一精神,来到这里同你们谈判的。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米高扬把苏共外联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国家计委第一副主席柯西金,邀到了他的房间。他问大家对这次会谈的看法。
安德罗波夫很乐观的说,首先应该肯定这次会晤是极其有益的,至少我们不再担心发生核战争了。实现停火也是指日可待。也使我们了解了中国领导人对苏中双方这次战争的态度和规模。也了解了解决领土边界问题是能否停止战争的关键,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少丢掉一些领土。
柯西金很务实的说:“我感到中国领导人的一些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和我们不同的理解。随着中国的崛起,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压力对于资源和领土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因势利导为苏联争取一些利益,最少也要为今后的中苏关系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对于让中国军队退回到开战前的苏中、苏蒙边界地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周恩来这些建议还是十分赞同的。不管怎么样,先停下来。
“不知道中国对领土的要求究竟有多大?”库兹涅佐夫说:“周是个很儒雅的人,我注意到了,今天的讲话是很严厉的,但也是很坦率的。与以前中国的提法相比较,这次周恩来没有提起《加拉罕对华宣言》”
米高扬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沮丧的说:“中国人再也不会主动的提什么不平等条约和什么列宁的那些《加拉罕对华宣言》了,因为现在他们所占领的远远的超出了这些文件所涉及到的领土范围。”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看起来,只能按周的建议,先停火了。只有等停下来才能知道中国人究竟占去了多大的地方,下一步的具体行动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到时候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胃口有多大了,总之在战场上失去的领土很难从谈判桌上找回来。尤其是那个李大为,这些年几乎参加了所有中国涉外重大事件的谈判。和我们也打了2年多的交道,是个十分强硬而且又是个十分狡诈的人物。”
“库兹涅佐夫同志你在中国当了三年大使,你了解这个人的情况吗?”安德罗波夫问道。
“有一些了解,但不是很多,李大为这个人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是个知识十分渊博的人,他对世界很了解,对苏联的事情知道的也很多。甚至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他好像没有什么具体负责中国哪个部门的工作,但只要是中国的重大的涉外事件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据说和毛、周的关系很不一般,和现在指挥对苏作战的那个邓峰好像是战友。我在北京的那一段时间,他主要对欧美工作,在多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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