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时，当时在上海的邓小平就对四中全会表示了不满，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表示不信任。为此，一些人指责邓“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在赣南会议上，当时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和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三弟，1935年4月牺牲，时年29岁）、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的谢维俊、任寻乌县委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几位中心县委书记，举出事实，证明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的批评。他们四人被称为“毛派”，并被认为是反对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撤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针对“左”倾中央领导人对“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讽刺，邓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在江西，邓、毛、谢、古等不理睬从上海转移来的博古中央，继续执行的正确主张。

邓、毛、谢、古的抵制，遭到博古中央的打击。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同时，博古中央指责邓、毛、谢、古实行的是“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号召开展反对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从1933年3月到1934年2月，邓、毛、谢、古遭到反复的批判和声讨，并逼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写检讨书，并分别进行了组织处理。其中，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被撤销，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被强令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部长；谢维俊被调到地方参加突击队，挖工事，抬担架，后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古柏被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撤职“改造”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因他不搞强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务，于1934年初被开除党籍，2月到中央粮食部当秘书。

与此同时，江西根据地上上下下各类干部必须“人人过关”，大批“江西罗明路线”，同时大批“洗刷”被戴上“江西罗明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轻易提拔没有经过根据地斗争经历的随声附和的人，给江西根据地建设带来极大危害。

公审萧劲光发生在1934年1月初，这是博古中央清除影响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从地方到军队的延伸。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围剿伊始，蒋介石就集中3个师进攻黎川。黎川位于瑞金东北部，毗邻福建，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它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接合部，也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东线与西线的会合部。时闽赣省委和省军区司令部均设在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省军区司令员是萧劲光。

大敌当前，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主张避敌锋芒，放弃黎川，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萧劲光赞同的看法，并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从侧面打击敌人。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黎川。

1933年9月中旬，国民党军三个师兵临黎川城下。在主力部队全被博古调走，黎川只剩下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闽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率机关也撤出黎川城的情况下，萧劲光无法“死守”，遂率教导队撤出黎川。9月28日，黎川失陷。

黎川失陷后不久，萧劲光被押送瑞金，博古中央很快掀起“反萧劲光机会主义”的斗争。博古指出萧劲光是红军中“罗明路线”最典型的代表，并声言凡是对临时中央军事路线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有人甚至诬陷萧劲光是蒋介石的内应，是蒋介石的走狗。

1934年1月4日，在博古的建议下，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公审萧劲光。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开除萧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五年徒刑，无上诉权”的公审结果。但军事顾问李德认为判决太轻，提出枪毙萧劲光，以杀一儆百。由于博古中央刻意隐瞒，最初并不知道他们迫害萧劲光之事。公审会后，十分气愤地说：“打击萧劲光是杀鸡给猴看，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得知李德主张枪毙萧劲光，坚决不同意，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同意，并拒绝在枪毙萧劲光的文件上签字。经过两人共同努力，终于保住了这个可贵的军事干部。

随着事情的发展，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其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24师代理师长职务。

后来，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贺子珍回忆：那时，任何人都不敢同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七、遵义会议：崛起，博古让位

如前所述，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

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和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拒绝、朱德弃守广昌、诱敌深入的正确策略，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中央又令红军“兵分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进一步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为筹划战略转移，博古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博古中央在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做政治动员，而是几个人秘密决定。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屡遭敌人截击。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前有敌人重兵堵截并拟一鼓聚歼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仍然机械地坚持原定计划，命令红军向敌人重兵集结的湘西进军。

在这红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急时刻，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立即转而向西，进军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黎平、猴场连续召开三次会议，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终于确定了向贵州遵义进军的计划。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向遵义挺进，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随着一连串的战斗失利，多次提出正确的主张被否定，红军逐渐陷入绝境。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作战相对照，根据地的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湘江之战后，在广大干部战士中，特别是在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迫切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回到的正确路线上来，以摆脱红军的被动挨打困境，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和红军高级干部战士反复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以来“左”倾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各种错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逐渐接受了的正确主张，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进入贵州境内，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得一致意见，已经转向支持的正确主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党的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八、王明携“太上皇”之令返国

遵义会议虽然确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但由于张闻天和以及新的中央领导层之间合作得很好，党和红军的重大战略决策基本上遵照的正确路线予以实行。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和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还几次提出把自己的职务让给，虽然每次都被推却，但在实际工作中，逐渐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但是，原博古中央的总后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由于教条主义地推行“国际路线”，很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因而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正确路线的最大障碍。

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此时的苏联在西线已经同纳粹德国形成战争局面，胜负未卜，如果日本又从东面发起攻击，苏联两面受敌，处境极其危险。为此，1937年8月21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中国在东面拖住日本。斯大林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利于国民党政府集中全力拖住日本的。为此，斯大林把王明派回中国，希望通过王明不让的“独立自主”影响利用国民党政府拖住东线日本的战略。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意会见王明，叮嘱说：由于力量弱小，所以在统一战线中，不要刺激国民党，不要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苏联军用飞机，经迪化（即乌鲁木齐）和兰州飞往延安。

29日，王明、康生等一行抵达延安，在延安的党政领导人当然要齐聚机场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王明在讲话中颇有反客为主的口气：“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