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流的使用充满技巧

如何对待知名人士,是考验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一般说来,当权者对名流基本上是礼貌周全的,大体上以笼络怀柔为上策。也有的以恐怖手段对待之,谁不恭顺收拾谁,搞得名流们人人自危、胆战心惊,不是乖乖投靠就是装聋作哑。前者要宽容大度,在名流面前谦恭让步,有时候甚至还要忍气吞声;后者办法简单效果不错,只是历史对这样做的当权者评价不高,一般直接请到耻辱柱上待着了。

那么,张居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来看张居正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的命运。

其实,我们早就认识王世贞了,他是张居正的同学,属于“官二代”,当年考选庶吉士的时候,王世贞拒绝参加,一直在中央和地方机关工作。就是说,他是官场中人,要说他担任的职务,是与知识分子不沾边儿的,倒是人家张居正当的基本上都是与知识分子沾边儿的官。

请看:张居正在二十出头中进士以后,又考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散馆——也就是毕业——后,留在翰林院当“史官”,当过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副校长(司业),还当过翰林院的院长(掌院学士),当过隆庆皇帝的老师,当过礼部的副部长。王世贞的职务,则主要从事“公、检、法”方面的工作。但是,历史上,没有人说张居正是知识分子,他的身份是当权者,而王世贞则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王世贞的名气在很长一个时期比张居正大。有一个时期,王世贞和张居正可能有点儿同病相怜。他们的职务,都是近十年没有升迁。或许王世贞之原地踏步是因为“不务正业”,所以他还有点儿自我安慰,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所谓“有以自乐”也,而张居正就有点儿沉不住气了,结果,两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王世贞自嘲也好无奈也罢,他至少是有名气的。当时,他组织的社团影响很大,作为文坛领袖的王世贞,已经成为国中名流。

到了什么程度呢?据正史的记载:“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王世贞名气大,追随者多,权威性高。正史还记载说,如果谁的文章有幸受到王世贞“片言褒赏,声价骤起”!

有一个例子。当年李时珍写好了《本草纲目》,洋洋200多万字,耗费了大半生的心血,可是出版商不愿意出,怕赔本。李时珍无奈,就从湖北老家不辞辛苦跑到太仓去拜访王世贞,恳请他写个序言什么的,表示一下肯定的意思,这样就有出版的可能了。好在有朋友替他们沟通过,王世贞接受了,却整整压了10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崇拜王世贞的文人墨客常常发出质疑说,王大人乃当代宗师,当那个小鸟官干吗啊?王世贞听了,更加自负了。

自负的王世贞在官场屡屡碰壁。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到,当张居正隐居将近6年回到北京继续工作时,王世贞做总督的父亲被下狱、处死。以此为分界线,王世贞和张居正的角色就有变化了。王世贞从本质上说,与其说他是个文官,不如说是个文人,而张居正则是典型的文官了。相应的,王世贞和张居正的命运就开始发生不同的变化了。张居正一路升迁,王世贞却跌入人生的谷底!他在写给同党的信中说,他是戴颜称人、无地自容、欲死不得、生无一可。

才子、名流王世贞一而再再而三跟执政当局过不去,当权者就给他过不去,结果王世贞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牵连,于是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权的人总要换的。严嵩父子倒台后,徐阶当国,拨乱反正,同学张居正也入阁了。王世贞急急忙忙离开老家,到首都活动,要求政府给他父亲平反昭雪,也顺便给他自己跑跑下一步工作的事儿。

已经当上“常委”的张居正,虽然在内阁属于“末相”,但是他毕竟是王世贞的同学,所以王世贞也求到了他的门下,写信、送礼,也挺讲究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有时候也得随大溜啊!张居正很客气,给王世贞回信,劝他不要太张扬,要学会韬光养晦,要谨言慎行,要努力自爱,总会有机会的。

这是张居正的经验之谈,说明这个时候,张居正和王世贞是可以多多少少说说心里话的,相互关系还基本上是私人性质的同年之谊。

经过王世贞的努力,特别是徐阶的帮助,他父亲平反的事解决了,王世贞工作的事也解决了。在离开官场10年后,王世贞又以当年的官职被重新起用,只是地点由山东换到了河南。他4月接到任命,拖拖拉拉到了8月才到任履职。年底,中央给王世贞提拔了一下,当上了浙江左参政。这个时候徐阶已经下台,中央说了算的主要是张居正,提拔王世贞可能和张居正多少有点儿关系,至少他不反对。

王世贞的新职务大体上和现在的副省长或者省长助理有点儿接近,王世贞负责的是浙北,常驻湖州。又干了几个月,职务又变了,升任山西按察使。这个职务就其地位而言,大体上相当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世贞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拖着不去上任。后来吏部特地发一个文件,限令他务必在几月几日前到任,他才不得不起程。刚出家门,他又打报告要求辞职。

这时候高拱刚好复职,兼掌吏部,一看王世贞的报告,高拱很不高兴,说:“我刚到职,他就辞职,是什么意思?是对我表达不满还是想坐在家里等着提拔?不批准他辞职!”王世贞只好无精打采地赴任了,此时离任命下达已经超过半年了。勉强到任,实际上才工作了一个多月,他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就急急忙忙请假往老家赶,到路上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按照制度规定,他应该在家为母亲守孝3年。

转眼间,3年过去了,政局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讨厌的高拱被赶下台,自己的同学张居正当国了。退休老领导徐阶兴冲冲地来到太仓,看望王世贞。两个人在庆贺高拱下台、张居正成为国家新领导人之余,一定也畅谈了政局,商量了王世贞下一步的行止。

王世贞开始是不愿意再进入官场的。徐阶做了些劝说工作,很可能是他告诉王世贞,由于高拱当年的阻挠,王世贞父亲的平反很不彻底,出来工作就有可能解决好这个遗留问题。王世贞接受了徐阶的建议。他可能还幻想着,徐阶老前辈的学生、自己的同学张居正,说不定会给他一个比较满意的位置呢!

王世贞这老兄,为什么对什么职位都不太满意,总是磨磨叽叽不想干呢?他理想的职位到底是什么呢?

王世贞有个志向,说简明易懂些,他想做司马迁、李白这样的大史学家、大作家!与之相联系,他希望自己能够在首都从事和文化、历史有关的工作,直截了当说,王世贞心目中的理想单位是翰林院。

读者诸君是否还记得,王世贞在中进士后因为“入翰林”被认为是走向宰辅的仕途,所以他不屑为之,放弃了“馆选”。

这是王世贞人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

倒不是说因为王世贞放弃了将来做宰相的机会,我在为他感到惋惜。事实证明,放弃“馆选”,是导致王世贞仕途纠结、人生痛苦的主要根源。他太自负,太意气用事了!只见树木,不见树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固然,按照“宪法”,宰相必出于翰林院,谓其“柄臣道地”,也无不可。但是,别忘了,翰林院同时又被目为清华词林,入翰林又称入词林,而翰林们又一向被称为史官。简单说吧,翰林院作为一个五品衙门,连现在的国家二级局也够不上,也没有什么管理职能,就是一个文化单位、研究机构,兼具国史馆的性质。这是王世贞最想干的工作了。可是,他当年放弃了机会,现在又想到翰林院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了。不是说只有“点翰林”的才能在翰林院工作,也不那么绝对。像王世贞的忘年交大画家文征明,始终没有考中进士,年近花甲时被安排在翰林院做文书工作,谓之“待诏”,所以,王世贞对到翰林院工作存一线希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了,现在王世贞的情况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社会名流;他过去基本上从事司法工作,他希望能够在首都从事与文化、历史相关的工作,既有名望地位,又有机会广泛接触史料,既能解决俗世的具体问题——比如亡父平反的后续事宜,又有助于他成为司马迁式的大史学家。

徐阶会不会将王世贞的想法写信告诉他的学生张居正,我现在没有现成的证据,以此老和王世贞的良好关系,在主动劝说他的忘年交不能放弃仕途的背景下,相信退休老领导徐阶会这样做的。至少,他可能会暗示,希望张居正能够给名流王世贞安排一个体面的工作,这对提高张居正的声望有好处。因为徐阶自己就很注意和王世贞搞好关系,他做首相时因为王世贞请求为亡父平反,徐阶很重视,曾经说过,别小看王世贞这小子啊,你得罪他,他会用笔杀人的!徐阶说这话时,张居正应该在场。

顺便说一句,徐阶说得不错,后来王世贞写了一本书,专门为嘉靖朝以来的首相做传的,其中对徐阶就是褒扬的基调,而官方正史——《明史》,涉及有关大人物的传记,基本上采信了王世贞的这本书。

现在,球踢到了张居正的脚下了,对王世贞这样的人,用不用呢?

我的分析,张居正对用不用王世贞是很矛盾的。用,显然不符合他用干部的标准,用这样的人他不放心;不用,王世贞的名气很大,而且自己曾经有言在先,说有机会就会给王世贞说话的,现在是他张居正说话算数的时候了,他不替王世贞安排点儿工作,似乎说不过去;何况,还有徐阶曾经的预言和现在的提醒。

就是说,如何安排文坛领袖王世贞,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个难题。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得罪名流;笼络人才,用有名气的人,对领导人的威信是有利的,所以,张居正决定还是要给王世贞安排一下。

但是,如何安排就很有讲究了。反正张居正在“用”王世贞这个问题上,把握了三个关键:第一是远离首都,让他没有办法发挥聚集势力、代表舆论的作用;第二,他爱干不干,只能继续让他干原来干过的那些差使;第三,也是最高明的,就是还不能让外界甚至王世贞本人说出什么话来,要给人留下一个张居正特别重用王世贞的印象!

要说,这三点之间是有矛盾的。想想看:让王世贞离开文人荟萃的首都,还要让他干不想干的差使,那他能高兴吗?怎么可能还会觉得是被重用呢?

是的,这就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了。他让王世贞到自己的家乡任职——湖广按察使。这个职位,还是王世贞在为母亲守孝前的职位,只是换了省份。

王世贞一看这个任命,头立时就大了!又是地方官,又是司法工作,烦不烦啊!再想想看,给你安排工作了,又是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你还怎么样呢?自己人才会这样安排的嘛!

也是,这样的安排你不满意也没有办法说出口啊!那只能写诗了,把满腹的无奈、牢骚,倾注到诗句里,然后,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好久还没有去上任。

张居正礼貌周全,他给王世贞写了封信,似乎是给他送定心丸的,说虽然给你安排的是按察使,但是并不是真的让你去做这个工作的。第一,你是文化界大师级人物,想借你的威望、才气,到敝省去主持乡试——选拔举人的全省统考;第二,这个安排只是个过渡,一旦乡试的有关工作结束,就会另有任用。所以,你不要意气用事,快去上任吧,我心里有数的。

想想看啊,人家领导对你够可以了,不仅给你恢复了工作,还安排你到自己的家乡做官,当你是自己人看了呀!而且私下还给你透了底,领导心里早考虑好了,这只是过渡一下而已。

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承诺呢?应该是相信了,他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是啊,这哪里是王世贞的意愿呢?他作为文坛领袖,离开首都这个文化中心,去地方做一个司法官,内心一百个不高兴呢!问题是,这不高兴你还不能表露出来,不然会不会让人家说自己不识抬举呢?所以,他告诉朋友说,去湖广担任按察使,“殊不得已”,但又“无辞以对”,只能这样了。

迫不得已又有苦说不出的王世贞,从张居正的承诺中得到了安慰,很注意克制自己的言行,自觉地遵守“皇纪国法”,忠实履行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职责,不仅是明面上的规章制度,还包括官场“潜规则”。

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七十寿辰,不用说,各级干部纷纷以不同方式为这位老封翁祝寿。王世贞也不例外,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张老爷子专门写了祝寿文,送到张府,就像当年张居正给严嵩写的祝寿文一样,充满阿谀奉承之词。严嵩如果地下有知,那要羡慕死张居正了,当年他多么希望小伙子王世贞能给他写篇东西啊,王世贞都断然拒绝了。或许是那时候年轻吧,现在年近半百的人了,成熟了许多,居然主动为当权者的父亲写下充满讨好的祝寿文!

以王世贞的声望和他一向对当权者的态度,如今能够给张居正的父亲写祝寿文,让张居正很满意:像王世贞这样一向对执政者评头论足、说三道四的文坛领袖和国中名流,对自己不仅没有非议而且还公开表达恭顺服从的态度,说明自己对付这类人的方法是成功的、有效的。

王世贞咬着牙做讨好张居正的事,也有自己的考虑。但是他说不出口,只能以文人的方式委婉表达。于是,王世贞利用主持湖广乡试的机会,在“湖广策问”中,有一个题目是《国史策》,以此向张居正婉转传达了自己不愿意做地方官,而想登兰台(汉代国史馆)为令史的愿望。

直截了当说了吧,王世贞的意思是:“老同学、大领导,我该做的可都做了啊,就看你的了,能不能让我到翰林院干个院长副院长的啊?”

张居正没有食言,王世贞在湖广两个月,干完了一件和按察使职务没有关系的事——监湖广乡试,就接到了新的任命。

王世贞倒吸了口凉气:新职务竟然是广西右布政使。这个职务如果硬和现在比,接近于省长,是省里的二把手。很明显,这还是个地方官,而且是在偏僻的广西,王世贞能高兴吗?他感叹:“官自雪鸿迹,人如东海萍。”与其这样任人支使来支使去的,莫如“挂冠”算了!所以他打定了主意,不去广西就任,爱咋咋地吧!

这是张居正预料中的,他不失时机地给王世贞写信说,这样安排,是给你增加资历、资格,很快就会找机会把你调回中央工作的。作为这个解释加承诺的证明,中央没有批准王世贞辞职,但是允许他回家休假。

王世贞一看,气消了一大半,想想,也有道理,广西远是远了点儿,可是这个职务,级别上去了,从三品,进入高级领导干部行列了!有了这个资格,再调到中央工作就名正言顺了。况且张居正明明白白承诺了,有了位置就调他回首都工作,王世贞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那就回家等好消息吧!

实际上,王世贞还没有回到家,正在庐山游览时,就收到了新的任命:太仆寺卿。

太仆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直属机构或者说部委代管的国家局,这个机构现在听起来没有什么意思,是管理马政的,就是养马户、草场的管理、马匹的供应等。当时民用、军用交通工具是马车和马匹,打仗时更离不开战马,所以不能说不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儿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是个肥差。的确,这个机构还负责“创收”,大概是卖马吧,一年的收入也不少,大体上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近六分之一。王世贞就是这个机构的一把手——太仆寺卿,从三品,属于“小九卿”之一。

没有查到王世贞接到这个任命时的反应。我判断,王世贞应该是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说不满意,是因为这个职位不是王世贞这种人所感兴趣的,与他的理想不符;说可以接受,是因为毕竟张居正兑现了承诺,让他回首都了,而且官拜“小九卿”,国家共有大九卿和小九卿加一起18人,自己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也是一种荣誉了。

自从当年离开首都到山东青州任职,距今已经快20年了,其间经历的家难、曾经跪街求人的场景,难免在眼前浮现,王世贞不仅感慨系之。

王世贞在太仆寺卿这个岗位上表现怎么样,没有什么记载,时间很短,就半年左右,又一个人事任命下来了:郧阳巡抚。

可能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时候的巡抚一职,不都是省的最高领导。当时13个省都设立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在一些边境地区、战区或者南北两京附近重要地区,比如南京附近的应天、北京附近的保定,战区的辽东、宣大等处,也设立巡抚,不过,这些地方上面没有省的建制;此外就是一些特殊地区设立巡抚。郧阳巡抚就是设于特殊地区,治所在现在的十堰市,所辖涉及湖广、陕西、河南、四川4个省所属的8个府,包括郧阳府、荆州府、襄阳府、南阳府、汉中府等。其下又有9个州、65个县,辖区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这一带地广人稀,流民云集。当初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中央派干部巡视、安抚,遂有巡抚之设。这些府县在行政隶属上各自还归本省,比如张居正的家乡荆州府,行政隶属上还是湖广省,张居正是湖广人,不能说是郧阳人,这个建制有点儿像现在一些地方设立的新区管委会。下面的乡镇行政隶属上还属于各自的区县,日常管理由管委会行使。比如,荆州府是属于郧阳巡抚统辖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王世贞出任的是一个副省级的特别行政区的一把手,正三品,也算是封疆大吏了。

张居正为什么频繁调动王世贞的工作?似乎是为了让王世贞产生错觉,确实在给他增加资历的,其实是让王世贞没有机会聚集他的“狐朋狗党”形成气候,王世贞是不是知道张居正的用心,我说不好,反正他确实有点儿有苦难言。

那么,给王世贞安排到郧阳这个特别行政区当“一把手”,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张居正说过,要王世贞到地方增加资历,就是为了好给他在中央安排合适的工作;那既然已经回到中央了,干吗又要他到地方啊?我只能推测。估计王世贞在北京半年又犯了老毛病,快形成气候了,一帮文人墨客聚集起来,开始对时政指手画脚了。那好,你不是高明吗,让你到一个复杂的地方,看看你如何处理政务。

我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有过这样的例子。当年有一个在刑部工作的名流给张居正提意见,说省里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现在这个样子,容易形成专权,违背“宪法”的,张居正就偏偏让他到地方任他所说的职务,“以难之,使之作法自敝也”。这方面,张居正学的是严嵩当年把王世贞打发到青州去的那个套路,只是,他的做法比严嵩更高明。

但是,张居正是不会这么说的,具体他是如何做王世贞工作的,我没有直接的证据,至少,王世贞似乎没有明显的抵触。一年的时间里不断提升职务,步入高级领导干部的系列,你不能再抱怨人家领导不重视你了吧?一个人一生做做封疆大吏,也是难得的经历,何况是在最高实权人物的家乡呢?人家把你当作自己人才会这样安排的嘛!

王世贞可能内心有想法,但是说不出口,只能辞别首都再度南下了。到任不久,正好是考核干部——京察,按例高级干部要“自陈”,相当于现在的书面述职吧,在这个述职报告里,王世贞说自己能力不足以担当这个职务,也不称职,请求解除自己的巡抚职务。

那时候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比较谦虚,反正“自陈”的时候一般都说自己不称职,多半都会提出要让贤,王世贞也有谦虚的成分,但是也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

张居正日理万机,但是他似乎很重视王世贞的言行,拨冗专门给他写信——估计如果有电话他们应该是热线联系的,说年兄干吗疑神疑鬼啊,没有人议论你,你就安心好好干吧,早给你交过底儿的,年兄别着急,沉住气。

王世贞还是有些感动。应该是接到张居正的信以后,又赶上张居正的母亲70岁寿辰,王世贞又一次写了祝寿文,前去贺寿。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王世贞去家乡做封疆大吏的?也实在是太巧合了,第一次安排王世贞去家乡任职,是老父70岁寿辰;中间换了好几次地点和岗位,又一次安排他到领导的家乡任职,又正好是高堂老母的70岁寿辰——我们就只当是巧合吧!

得到王世贞又以文贺寿的消息,张居正一定很高兴。各级干部纷纷贺寿,算不得什么,被自己推翻的高拱、一向和当权者不合作的文坛领袖王世贞都专门为自己的母亲贺寿,意义就不同了。足见自己的威信之高,处理事情之巧妙!不要说直来直去毫无城府的高拱,严嵩和徐阶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手腕吧!

怎么说呢?王世贞毕竟因为忤逆当权者而吃过大亏,现在好不容易又回到官场,为了他理想的位置,他也在尽力克制乃至压抑自己以适应官场、适应领导。所以在一个时期里,王世贞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角色在退化,他俨然成了一个负责任的、主动作为的地方领导。

王世贞是郧阳的第76任巡抚。这个时候的辖区,早已不是先前的流民聚集闹事时期了,事情不是太多,前任们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方略,即所谓“卧而治之”;或许是文人骨子里就有争强好胜的因子,也可能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价值观支配,王世贞以励精图治的姿态,“独刻意振刷”。纠弹贪污腐败的干部,举荐军政干部,清理屯田,等等,还建了图书馆,供读书人借阅。

但是,在领导家乡主政,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涉及领导亲属的事情怎么处理?这是一个考验。

有专家说,张居正安排王世贞到自己的家乡任职,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验他的,应该也有这层意思在里面。自从20年前到山东青州任职,在任何一个岗位上,王世贞似乎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卖力过。对此,老同学、大领导张居正应该是满意的。不过,这只是考验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当遇到特殊情况时,他会如何处理,领导要借此考验一个干部是不是真的可用。

现在,王世贞就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真正考验他的时刻到了。

这一年,郧阳巡抚管辖的荆州府江陵县,发生了一起学生闹事的群体性事件:荆州府学的学生们,冲击江陵县首脑机关,当众辱伤县里的一把手。

谁这么胆大?

一调查才知道,带头的不是别人,乃是张居正的小舅子。

王世贞面临着如何处理领导亲属违法乱纪的问题,是不是反复斟酌过,已经考证不清楚了,反正他的决定是依法严肃处理。

对此,张居正并没有明确表态。事先没有打招呼,事后也没有说处理得对与不对。据专家研究,这件事让张居正很不高兴,觉得王世贞不知道感恩、不给他面子。说白了,领导觉得这个书呆子还是不买账啊!但是这样的想法张居正说不出口,他如果要说,一定会说王世贞做得对,应该这样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不过张居正好像也没有这样说,他什么也不说,心里有数就是了。

王世贞不知道张居正什么态度,心里可能会犯嘀咕,他认为张居正应该支持他这样处理;而张居正沉默以对,就是不满意的表示了。堂堂的国家领导人,怎么能这样不敞亮呢?就是说,王世贞也很不满意。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荆州等地发生地震。

抢险救灾就是了,坏事变好事,可以借机宣传“皇和政府”是如何重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的,领导干部是如何亲民的。可是当时的干部觉悟不高、水平较低,出现这样的自然灾害,救灾、恤民之余,要做的居然是发动各级干部从“皇和政府”身上找原因,看看什么地方做错了,才受到上天的警示。

王世贞作为地震灾区的领导,按照惯例,也提交了报告,分析发生地震的原因,提出下一步“皇和政府”应当改进或者说努力的方向,中心思想是皇帝应该进一步加强学习,敬天修身,勤俭节约云云。但是,其中在分析地震原因的时候,他引经据典,包括占卜结论都用上了,有这样一句话:“臣道太盛,坤维不宁。”

各级干部上的报告很多,张居正不一定都看,但是相信王世贞的报告他一定会看。看到“臣道太盛”这样的字眼儿,张居正会怎么想?王世贞分明是说,现在的问题出在张居正专权上,惹得天怒人怨啦!张居正一定很生气,你小子,行啊,居然说这样的话!算你有种!

大体上在此后不久,张居正又接到一个秘密小报告:王世贞在给某人的信里,相当于指名道姓批评说“相公侵**耳目之好,非社稷之福”。

相公,当时还是对内阁大臣的专用尊称,显然,这是指的张居正。王世贞的意思是,张居正这样喜欢逢迎、喜欢谄媚,不是国家之福,要出大问题的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张居正决定调整王世贞这个干部。

趁着王世贞交接工作之际,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王世贞为什么要那样呢?开始不是挺好的吗,不管愿不愿意,从首都又下来地方工作了。给张居正的母亲写寿文、送寿礼,礼貌周全的,领导也很感动,这样的势头保持下去,领导一定不会亏待他的嘛!

是啊,可是什么办法呢?书生、文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可以在一时一事上偶尔表现出柔顺,但是要他依附领导,当哈巴狗,那是不可能的。他会患得患失,不得已时阶段性地克制、压抑自己的个性,但是本性难移,长期抑制就很难了。

王世贞是文坛领袖,交往的人很多,听到的对张居正的议论一定不会少。诸如张居正选用内阁副手和对他们的态度、吏部部长的选用等,议论少不了,王世贞不可能不知道。他又在张居正的家乡工作,相信也听到不少负面传闻。应该说,王世贞已经是很克制了,毕竟张居正说过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的,他不会有意得罪张居正,和他过不去,无非是引用占卜上的说法,在报告里说了一句“臣道太盛”而已,针对张居正的,也仅仅是私人通信里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忧虑。

但是,张居正不能容忍。实际上他从一开始也没有信任过王世贞,所有的安排,只是一个手腕,当然或许也有考验的成分,经过考验,坚定了他的决心:王世贞是绝对不能用的。

是啊,王世贞和他的前任相比,太让领导失望了。像一个叫赵贤的,在任湖广巡抚时,积极张罗为张居正家营造豪华府邸,还连续为张居正建立好几座牌坊。虽然张居正也嗔怪他,建牌坊干什么啊?似乎是制止和批评的意思,但在信中却同时表扬赵书记兼省长说,你的政绩、声望我都听说了,很不错!“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恋慈母”!多高的评价啊,掌握用人权的领导这样肯定,意味着什么?还有,王世贞的前任巡抚杨本庵,在已经建了好几座牌坊的基础上,一直张罗着要为张居正“建坊表宅”。领导虽然口头上说不要这样嘛!可是,心里还是很受用的。相比之下,王世贞是什么表现呢?他的心思在领导身上吗?甚至领导的小舅子出出风头、耍耍威风,他还要按照规章制度处理!更有甚者,他居然讥讽领导,指责领导,露出了书生的本来面目,这样的干部,领导还会用吗?

那么,为什么还要给王世贞下新的任命?新职务是什么?

这个任命很正常,以王世贞在官场的经历,应该是受到重用的一个职位:留都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的角色。

这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张居正对王世贞不能容忍了吗?为什么还重用他呢?

这又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了。在干部问题上,对于自己过去的同学、一个当代名流,张居正不会表现出那么直来直去、快意恩仇的,他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不留痕迹。

在王世贞接到新的任命的同时,张居正的信也不失时机地到了。

请允许我把张居正信里的意思,用现在的语言转述一下吧:元美(王世贞的字)老同学,郧阳很偏僻,不是老同学大展宏图、发挥大才的地方,还是到中央工作的好。可是我问过了,现在首都的各个部门都没有空位置,只好请老同学委屈一下,先到留都过渡、等待一下吧。

这个时候,王世贞对同学兼国家最高实权人物的话可能不那么完全相信了,既有怨气,又抱有一丝希望,所以,尽管他毫不隐讳地说,新职务是“鸡肋”,还是决定去上任。

其实,张居正不会让他不喜欢的人有“鸡肋”可吃的,之所以给王世贞抛去一根鸡肋是因为他是名流,立马炒他的鱿鱼,影响太大,再引起王世贞的反弹,就更不好了,需要有个缓冲,迂回歼灭。

可不是吗,王世贞一到南京,迎接他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接连的打击!

王世贞既然是书生本色,那他应该是比较清高的;他经常以批评官场中的种种陋习、腐败现象为己任,估计他自己也会注意廉洁从政的。那么,以什么理由打击王世贞呢?

应该是事先都部署好的,由吏部直接出面,对王世贞首先提出纠察,说王世贞在巡抚任上“荐举涉滥”!

当时任何一级地方首脑都没有用人权,但是所辖职位有了空缺,地方的“一把手”可以按照程序荐举。王世贞作为巡抚,有这个权力或者说义务,那他一定也推荐过干部。好了,现在说他涉嫌滥荐,不是百口莫辩了吗?反正是不是真的滥荐,也不查证了,查证又怎么样,标准在哪里啊?谁说了算啊?还不是吏部说了算。现在,既然吏部说王世贞有这个问题,那么就该以此追究责任了。结果,就给了王世贞一个“夺俸”的处分!就是白干活,不发工资了。

王世贞是名流啊,这不是给他难堪吗?甚至算得上是羞辱。你不是爱指点江山吗?你不是爱讥讽时政吗?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啊?

不错,就是要羞辱王世贞。就是要他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紧接着,王世贞所在的留都有一个杨“议员”索性就弹劾王世贞“大节已亏”!

想想看,失了大节的人还有什么话语权啊?

王世贞被勒令回家,听候别用。

不过,张居正还是挺“热心”的,他又给王世贞写了信,做了自我批评。张居正信的大意是:“老同学才高名大,嫉妒老同学的人很多啊,议论纷起,我压也压不住啊。一味压别人不让议论老同学,那别人是不是会说我专权啊?所以没有办法,迫不得已,只能请老同学先回家等,平息舆论。当然,我也承认这样打发老同学回家,我是有蔽贤之罪的!”最后,张居正没有忘记给王世贞一个画饼,他以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打了个比方,安慰王世贞说,“旧毡涤雪,以需大焉”,待平息了舆论,“旋当复公”。

其实,这样的许诺纯粹就是个诱饵,一个始终掌握在张居正手里的诱饵,吊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不至于像对待其他当权者那样,对自己不留情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王世贞是不是相信张居正的话了呢?我看他一度还是半信半疑的,至少留有一丝希望。他受到这样的排挤,也确实很苦恼、很压抑、很沮丧,但是他始终没有像对待严嵩那样,聚集舆论力量,对时局抨击讽刺不遗余力,而是近乎沉默,并且保持了和张居正的年谊,时常还有书信来往。

可怜的书呆子!他居然相信张居正是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将他解职的,并且还抱着希望,以为张居正还会给他机会的。是啊,张居正信中说的是“旋”啊,这个词是很快的意思嘛!所以王世贞虽然觉得受到屈辱,也没有反弹,甚至没有说张居正一句坏话。

等了一年多,果然又有了新的任命:应天府尹。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王世贞收拾行装,前去赴任,刚走出太仓界,听到了有“议员”弹劾他的确切消息,弹章用语极尽尖刻、恶毒,甚至说王世贞这样的人不应该算是人!随即,就收到了对弹章的批示:“世贞才识年力,众所共惜,但京兆重任,既经论列,难以议留,仍回原籍听用。”

不难想象,这一切应该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对王世贞这样的名流,张居正既要兑现诺言,又要实现目的——绝对不能用,于是采取了这样的方式。终张居正当国的年代,王世贞再也没有机会复出了。

直到张居正去世后,王世贞才又重新回到官场,即使如此,王世贞从来没有公开抨击过张居正。

张居正对待这个名流的手腕,确实是很高超的。

说起来,张居正和王世贞年龄相仿,都是读书人出身,同年中的进士,只不过后来的发展各自有所侧重。意识形态上也没有大的差别,王世贞或许对高拱的改革不以为然,但对张居正施政的那套做法是赞赏的。后来清算张居正的时候,王世贞就对身边的亲友说过,自己是佩服张居正的政绩的,只是不敢说出口。这就足以说明,王世贞不是张居正的反对派。在张居正当政期间王世贞也是很克制、很自律的,但是为什么在官场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专制政权反智。

反智,是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发明。简而言之,就是轻视鄙视乃至敌视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是废物、不安定因素。据余先生的研究,明代是反智比较典型的一个时代。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权的文人竟然会成为迫害文人的急先锋。儒雅俊朗、满腹经纶的张居正把反智推向了高峰,诸如杀害思想家、迫害知识分子代表、禁毁书院、禁锢学生思想等反智的举措很多。

在威权统治下,其实所谓知识分子,我看大半是具有双重性格的。比如王世贞一方面无法摆脱出仕的**——整个社会价值观就如此啊,个别人想摆脱也确实不容易的,所以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包括不惜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也就不会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

孙卫国先生认为,专制社会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挫折”。王世贞的仕途之路说明在威权社会、人治官场,追求独立自由,无异于自找苦吃,寻求人生的挫折!可是,正因为这样,那些不惜遭受人生挫折,仍然坚持追求独立人格、追求自由空间的人才显得分外珍贵,分外有价值。他们才是伟人,是英雄!

张居正是典型的读书人,但他代表的是专制权力,专制权力的权威是不容许挑战的。“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处罚固然是毫不手软,也不允许游离势力存在。”作为当权者,他“不仅在政治权力上至高无上,而且要控制全国的舆论……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张居正对待王世贞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对象”。

就是说,对于迷信权力、热衷于独裁专制的当权者来说,威权统治就是不容许挑战当权者的权威,排挤迫害甚至杀戮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张居正政治手腕高超,文坛领袖、天下名流王世贞事实上被他玩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安排、提拔职务和不失时机地写信说说“心里话”,无非是猫戏老鼠的游戏而已。一张又一张画饼,吊着王世贞的胃口,让他为了那块画饼而不敢走远。在这个方面,张居正是成功的,王世贞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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