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苏两党领导人北京争吵，从根本上恶化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赫鲁晓夫对，还是对赫鲁晓夫，都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全面破裂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八、1960年：赫鲁晓夫讥讽是“老套鞋”，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进入1960年，中苏两党分歧继续扩大。

1959年12月30日，赫鲁晓夫在答阿根廷《号角报》社长诺布勒问时，提出苏联建议所有国家在四年内实现彻底裁军，包括解散全部武装力量，销毁包括原子武器、氢武器和火箭武器在内的各种军备，取消军事部和总参谋部，通过立法程序禁止对青年实施军训，禁止采取旨在恢复任何形式的军事或军事化机关及组织的措施，把由于实现全面彻底裁军而腾出来的资金用于减低或完全免除居民的税收，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给不发达国家以广泛的经济援助，各国只留下人数有严格限制的配备轻型射击武器的警察（民警），其任务只是维持内部秩序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安全。他说，希望各国政府对全面彻底裁军都表现出现实主义态度。

为了表示裁军诚意，赫鲁晓夫决定苏联先行，并要求社会主义阵营联合行动。为此，1960年1月13日，苏联大使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赫鲁晓夫在信中表示：苏联打算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两年内裁减120万军队。当即表示：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这一步骤。

过了20天，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中央派康生等人作为中国观察员参加。会上，根据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在表示赞成普遍裁军的同时，康生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国一贯主张普遍裁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都不能对中国有约束力。”

中国政府的这一声明，在赫鲁晓夫看来，简直就是出尔反尔，是和苏联“全面裁军”建议唱对台戏。所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赫鲁晓夫含沙射影地批评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可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随即话锋一转，直接不点名地批评：“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把比喻为“老套鞋”的讲话。

2月22日，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莫斯科会议期间对的攻击问题。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进行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在阐明列宁的观点的同时阐明我们的观点，批判赫鲁晓夫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

4月22日前后，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为契机，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质等问题的看法。文中指出：“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正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原理，决没有也决不会‘过时’”，“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现代修正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蔑为‘教条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叛徒腐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的卑鄙手法”，“同志充分地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在我们的条件下，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假借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时代”理论，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

5月22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能说他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总的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

为什么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因为到这时，认为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都是错的。

在5月21日同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谈话和5月28日同丹麦主席耶尔森谈话中，把这个分歧公开了。讲道：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所谓的社会主义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哪里去了？与苏共的这些分歧，现在我们可以公开谈了，如果他们不改变，我们就把所有可证明的文件拿出来。

然而，这时，对不利的因素正在增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工人党里，在裁军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大多数和工人党领导人都倾向赫鲁晓夫的主张，中国党开始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做广泛的宣传工作，打破各国的舆论一律，让各国党的普通党员干部了解我们的观点。为此，在的赞同下，中央开始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国理论观点的文章，同时抓住一切有力的场合，其中包括对来华工作的大批苏联专家和东欧国家的专家，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工作。

6月5日至9日，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初，中国方面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在论述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给这两个名词加了引号，遂向参加会议的世界工联副主席、苏联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指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美化他们，是骗自己也骗别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同时指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加引号，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态度。同时，鉴于与会的不少代表指责中国犯了“左派幼稚病”，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央的上述观点，中国方面（、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以邀请与会的外国工会领导人吃饭的名义，试图向他们系统地介绍中方的观点，但这一尝试只进行了一个小时，就由于受到以格里申为首的多数人的反对而未能进行下去。

中国党借纪念列宁为名影射批评苏共，赫鲁晓夫岂会不知？6月10日、12日，苏共中央以纪念列宁的《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连续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犯了列宁所批评的“左派幼稚病”，并指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在东欧国家兄弟党进行游说，极力贬低中国党在“全面裁军”和“和平共处”等方面与苏共的政策分歧，以致原本对中国很友好的普通党员和学生青年，经常向中国驻该国大使人员提出“你们为什么总是主张解决世界问题要用战争？”“你们为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之类的问题。

九、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较量，中苏两党冲突公开

1960年6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将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应罗马尼亚工人党邀请，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将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与会。6月17日，彭真率代表团先行抵达莫斯科，目的是劝说苏共修正错误，向中国的主张靠拢。在莫斯科，彭真与苏共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讨论。会谈中，科兹洛夫根据赫鲁晓夫的旨意，要求承认在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犯了错误，以及在时代、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当代国际问题认识上犯了错误。如此，会谈变成交锋，当然不会有积极成果。

1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刚到布加勒斯特，彭真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这些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彭真很快感到气氛不对头，不得不向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开会前，彭真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长谈，仍然没有积极结果。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轮流对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声称:“你们这样做，是否是在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呢？”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84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称:“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面对如此复杂局面，尽管彭真唇枪舌剑，但改变不了代表团被围攻的境地。除了阿尔巴尼亚代表明确支持的主张以外，几乎其他所有和工人党代表都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批评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他指责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称现代战争打起来，能活下来的人怕也会因残废而死亡。赫鲁晓夫甚至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的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代表团将上述情况紧急上报中央。敏感地意识到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故此，中央为代表团起草的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但是，让中央深感意外的是，中国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苏共就于7月6日以中国在苏发行的《友好报》宣传我纪念列宁的文章为由，宣布停止《友好报》和苏联的《苏中友好》杂志分别在苏联和中国的互惠发行。同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借口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纪念列宁的文章，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1日，苏联外交部破天荒地向中国驻苏代办提交了一份外交照会，要求中方停止向苏联机关团体散发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宣传错误观点的发言和文章，并要求中方召回散发这些材料的人员。25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撤完。7月31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批驳了苏方的决定，指出苏方要召回的专家绝大多数在华工作合同尚未期满，现在突然撤走，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间的有关协议和合同，这种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是罕见的。复照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

问题已经如此严重，对苏联的做法当然极端反感，但仍然保持克制态度，在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7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及8月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也没有试图作出激烈的反应，而是明确地把中苏关系的恶化限定在两党关系的范围内，强调它仍属部分分歧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苏共没有丝毫妥协的意思。8月26日，苏联政府复照中国政府，拒绝重新考虑召回专家的决定。苏方按原定计划，从7月25日至9月1日召回了全部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并中止900名已经应聘的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同时，苏方撕毁了1960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协定书以及4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共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

十、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破裂边缘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