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卷已出版多年。兹因课程标准既已订定颁行，故将上卷依照标准重新改编，并将下卷完成，合印出版，以副一般爱读本书者多年督促成书的雅意。不过，著者仍想在此略表他个人对于编辑历史课本和本书材料分配上的几点愚见。

编辑历史课本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因为就编辑课本的眼光来看，历史的材料实在太多，历史的范围亦实在太广。材料既多，当然不能不加以选择；范围既广，当然不能不加以限制。倘使我们没有相当的标准，那么当我们选择材料和限制范围时，就要受个人成见的支配，或者偏重政治，或者偏重经济，或者偏重民族精神，或者偏重大同主义，因此就要犯偏而不全的毛病，违反现代科学上客观的标准。这是编辑历史课本的第一个困难问题。

其次就是课本内容的详略问题。现在往往以为所谓的“详”就是无所不包，所谓的“略”就是撮其大要。于是求详的人竭力下堆砌的功夫，求略的人竭力做通概的工作。堆砌的结果往往流于琐碎，通概的结果往往流于空疏，使得读者或感到兴味索然，或觉得模糊不清。这是编辑历史课本的第二个困难问题。

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在选择材料和限制范围时，要想避免个人的成见，只有绝对应用科学标准这一法。现在史学上比较符合科学的新标准就是综合的研究。所谓“综合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人类文化的演进，不应该单单研究人类政治的、经济的、学术的、教育的或者宗教的发展；我们要同时研究人类政治、经济、学术、教育和宗教等活动的交互错杂的情形。因为人类的文化是政治、经济、学术、教育、宗教等活动的总和，我们倘若单单研究这种种活动的一部分，那么对于人类的文化绝不能窥见其全貌，所以我们课本中所取的材料和所包含的范围就应该以“综合研究”四个字来作标准，目的在于说明人类全部文化的演进。换句话说，凡是足以证实人类全部文化演进的事迹都是历史课本范围中的材料。

再次，著者以为课本的适当与否绝不单单是内容详略的问题。理想的课本一定是简明而切实，所谓“简明”，就是略而不流于空疏；所谓“切实”，就是详而不流于堆砌。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一面要“纲举目张”，以文化的演进为经，以过去的事实为纬，这才是折中至当的办法。著者很想用这种见解去解决前面所提出的两个困难问题，这一册小书就是著者在实际工作中一种冒昧的尝试。

此外，我们对于中外史的划分还有一个特殊的界限问题。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要划分中外史的界限，亦应该以文化的演进为标准。详细地说，凡是纯属本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除偶然用来作比较外）可以绝对不提，凡是纯属外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事迹当然是本书正当的资料，这是很明显的了。至于和全世界人类文化有一般关系的事迹，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应该不分中外，把它们一律划入本书的范围内。本书之所以述及中国的石器时代，法显和玄奘辈的西游，中国蚕桑、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种种事迹，理由就在于此。

著者以为除上述三个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个立场问题，值得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常理论，本无提出的必要，但是我们试看寻常所谓的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以欧洲为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文化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地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然是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该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以附和欧洲史学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用一种新的立场，针对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这就是著者提出立场问题的理由，而本书也是用这样一个立场进行的又一种冒昧的尝试。

著者于此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要表达出来，就是关于这部分亚洲民族的史迹，竟不能不取材于英国学者所编的《大英百科全书》、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劳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和派克的《一千年间鞑靼史》；而本书所有对于这许多民族在文化贡献上估价的话，又十有八九采取前三部书作者的意见。这是我们亚洲人的“数典忘祖”呢，还是“礼失而求诸野”呢？著者之所以附提此点，无非想表明我们研究历史的前途，单就亚洲部分而论，还是非常辽远的，值得我们急起去直追。

本书的编述当然以“详近略远”为主旨，所以就分量分配来说，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部分，上古和中古分别占三部分和四部分，而近世和现代的三百年间竟占六部分。同时最近一百年间的世界史则占六部分中的四部分，而20世纪以来的三四十年则又占四部分中的两部分。这是就世界史时代的远近而分配本书详略的大概。此外对于欧洲和其他各洲史事的分配，则以世界一般文化的演进情形为详略的标准。因为对于上古文化的起源和中古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亚洲各民族所占地位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欧洲，所以本书对于上古以来到15世纪时的亚洲民族活动史，加以较详的叙述，无论他们的内治还是外交，都较寻常西方人所谓的世界史略详。自16世纪以后，上古以来亚洲民族向西移动的潮流，因有地理上的发现，一变而为欧洲民族四处活动渐成独霸的局面，而亚洲各文明民族，反而一变而为受人压迫或文化落后的国家。因此本书对于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不能不因篇幅关系，减去亚洲各国内部的情形，而详述欧洲各国侵略此种民族和此种民族抵抗此种侵略的经过。因为如果照样地平铺直叙下去，不但读者的兴趣将要降低，就是对于前面所标以世界人类文化演进为选材标准的宗旨亦将要不合了。总之，上古和中古的文化重心既然多在亚洲，故不能不并详亚洲；16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重心既然大部分在欧洲，故不能不特详欧洲。这是就世界人类文化演进的方向不同，来分配本书对于亚欧两洲史迹详略的又一个大概。著者愚见如此，但仍不敢云当；而且本书的内容能否合乎这个理想，还有待于读者的指正。

至于本书所有材料的来历，原本都应该详细地标明，但是著者自己以为这本书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读物，不是专篇的著作，所以就把这一部分工作省去不做。不过我们编辑史书当然不能凭虚凿空的，所以著者在此特地把本书的蓝本举出最重要的几种，以便读者复核或参考。关于先史时代的部分以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欧洲的部分以布雷斯特德的《上古史》、著者自己所编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三书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印度的部分以史密斯的《牛津大学印度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朝鲜和日本的部分以木宫泰彦的《日支交通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月氏和突厥的部分以《大英百科全书》和《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南洋群岛的部分以伊利奥特的《印度教和佛教》第三卷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安息和波斯部分以劳林生的《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后来加安息和波斯而为七）为主要的材料，关于蒙古人的部分以霍渥尔特的《蒙古史》为主要的材料，关于穆斯林的部分以弗里曼的《萨拉森人的历史和武功》为主要的材料，关于土耳其的部分以柳克述的《新土耳其》为主要的材料。此外如中国的石器时代一段材料则根据翁文灏的《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现》一文（《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一段材料则根据向达的《纸自中国传入欧洲考略》一文（《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著者从上述几位学者方面得益很多，所以对于他们都应该表示谢意。著者觉得有一部分材料，尤其关于安息、波斯、朝鲜、日本、印度和南洋群岛诸国文化发展的情形，在汉文的著作中恐怕从来未曾有过，所以对于《古代东方五大帝国史》的著者劳林生、《印度教和佛教》的著者伊利奥特和《日支交通史》的著者木宫泰彦三人特别表示敬意。

著者深信我们要提高历史教学的效率，插图丰富亦是一个条件，所以对于本书的插图非常注意。不过他同时亦深知搜集适当的插图实在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所以很盼望读者能够加以谅解。

著者对于本书中各种名词的汉译问题亦曾给以充分的考虑，不敢苟且下笔。书中关于普通术语的部分如美术、建筑、科学、文学、宗教等名词大都以程瀛章等所编的《百科名汇》为标准。至于专名的部分，除了汉译中没有适当的标准由著者自由汉译的，其余尽量采用我国原有的而且最合理的译名，例如Franciscans译为方济派、Dominicans译为多明我派，骤然看去好像有点离奇，其实都是我国天主教徒中久已通行的旧译。又如Kaaba译为克尔白、Koran译为《古兰经》，骤然看去好像故意立异，其实都是依据我国清代伊斯兰教学者刘智所著的《天方典礼释要解》这部书。著者深恐读者或起误会，所以特别提出一部分的实例来琐碎地声明。

著者之所以能够把这本书编成出版，这完全是因为受了王云五和李伯嘉两位老友的鼓励和帮助。倘若没有他们的“怂恿”，著者的胆气恐怕就不会有这样大了。

何炳松

一九三三年五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