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舍勒（Max Scheler）出生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1874年），其父信奉新教，其母信奉犹太教，舍勒却自己独立选择了信奉天主教。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拿大学修读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时，舍勒先后师从当时的学界名流狄尔泰（W.Dilthey）、西美尔（G.Simmel）和欧肯（R.Eucken），并在欧肯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895）和讲师资格论文（1897）。1907年，舍勒在慕尼黑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参与慕尼黑现象学小组，成为史称“现象学运动”的早期主要成员，参与主编《哲学与现象学年鉴》。自1911年起，舍勒论著迭出，名重学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舍勒受任德国外交部出使日内瓦，战后受聘为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组织知识社会学研究项目。舍勒个性热情、才思敏捷、思路开阔，讲课颇富吸引力。1928年，舍勒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未及上任，猝然病逝，年仅五十四岁。[1]此时，舍勒已计划到日本做客座教授，并接受了赴苏联、中国和美国讲学的邀请。[2]《舍勒全集》中生前未竟之作占三分之一，海德格尔惋惜舍勒的早逝不无理由。舍勒的第三任妻子终身以编辑《舍勒全集》为业，校勘、索引和注释颇为周详，使舍勒留下的杂乱手稿得以问世。

舍勒学术博杂多方，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的传奇人物。舍勒身逢社会理论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20世纪主流学术思潮初兴之时，以其卓越的思想才华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广泛应用到传统的哲学、伦理学、神学领域以及新兴的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甚至出人意料地将现象学哲学的“直观”与社会理论的“视域”结合起来，凭其天赋的深邃哲思和敏锐洞察迭拓新题，建树广却不流于浅泛。[3]社会理论的创始人韦伯称舍勒为“现象学家，直觉论者，浪漫的浪漫论者”，言下之意，舍勒的社会理论并不纯粹。社会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特洛尔奇（E.Troeltsch）则认为，舍勒哲学尽管深刻之见与浅泛之见混杂，但“总体看极有意义”。[4]同样，在某些现象学家看来，舍勒的现象学直观搞得并不纯粹，偏离了胡塞尔的教旨。然而，同样因偏离现象学原教旨而成就为盖世大哲的海德格尔则说，舍勒哲学具有超强的力度。伽达默尔（H-G.Gadamer）甚至感叹舍勒有如一个“精神的挥霍者”，浑身都是学术才华。事实上，正是凭靠将现象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方式应用到传统学术论域，舍勒学术才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力——新教神学大师蒂利希（P.Tillich）称赞舍勒著述具有的“伟大直觉力”，就来自现象学直观与社会理论视域的结合。凭靠这种结合，舍勒思想成了天主教神学大师巴尔塔萨（H.U.von Balthasar）所说的“世界观的聚盆”。[5]如果我们不是要成为现象学或社会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检视这两种理论构想的思想效力，那么，舍勒学术至今仍是思想界尚未充分消化的20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遗产。

舍勒的学术思想历程被史家分为三个阶段。起初（1899—1911），舍勒关注的是伦理、逻辑与心理的关系，这一问题意识明显受当时在学界占支配地位的新康德主义派的支配。然而，当舍勒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社会理论，便果断抛弃新康德主义，彻底否定自己已有的研究思路。[6]在随后的短短八年时间中（1911—1919），借助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舍勒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神学乃至政治学诸论域纵横捭阖，论著迭出，被称为“现象学的施魔者”。[7]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1919—1928），舍勒致力于开拓自己的学术创构：在哲学领域提出了“哲学人类学”构想，力图整合心理学、生理学等新兴实验学科的知识成果；在社会理论领域开辟了“知识社会学”方向，力图化解历史主义的巨大挑战。舍勒思想的确堪称现代思想的“聚盆”，其中聚集的思想品主要有：费希特、欧肯和俄国思想家索洛维耶夫（V.Solowjev）的唯心论道德哲学，洪堡的文化—政治哲学，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的历史—社会理论。[8]不过，舍勒仍然有自己的思想立足点，这就是经帕斯卡尔上溯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心学传统。可以想见，舍勒曾试图据此整合现代西方思想的各条路径——由于不幸盛年早逝，舍勒最终没有让后人看到他最为成熟的思想成果。尽管如此，德语学界认定，舍勒思想的力度堪与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尼采一类思想大家相提并论。[9]

早在20世纪20年代，舍勒著述就在德语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哲学家海德格尔、哈特曼（N.Hartmann）、盖伦（A.Gehlen）、普勒斯纳（H.Plessner），社会理论家曼海姆（K.Mannheim）、舒茨（A.Schulz），天主教神学家D.von Hildebrand、斯太茵（E.Stein）、皮茨瓦拉（E.Przywara）、伍斯特（P.Wust）、弗里斯（H.Fries），新教神学家朋霍费尔、蒂利希等各路学术思想家，都承认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或激发。[10]大半个世纪以来，舍勒思想一直是西方学界的专著、论文和博士论文感兴趣的研究主题，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从各种角度讨论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在英、美、法、意、西班牙、波兰、俄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学界，舍勒要著都有译本，德国因此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11]

在朋友们的鼓励下，舍勒遗孀玛利亚（Maria Scheler）在舍勒逝后不久即着手编辑《舍勒全集》（由海德格尔主持）。由于舍勒留下的未竟之作多为手稿，识读和整理工作进展缓慢。1968年玛利亚去世后，芝加哥大学舍勒研究所所长弗林斯（M.S.Frings）教授接手主编，最后编成全集十五卷。舍勒思想既纵横捭阖又不乏细腻的精辟之处，其首要关注乃现代性的心性气质及其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谁如果对这样的时代大问题具有自觉的学术抱负，阅读舍勒著述仍然是再好不过的思考训练。舍勒著述论域宽广，阅读舍勒也有助于我们避免在学术专业分工日益制度化的时代成为一个学术技工。因此，与海德格尔著述一样，舍勒著述迄今仍是青年学人学习如何思考哲学问题的范本。

文选分七个专题选辑舍勒论著，各专题分卷单行，旨在突显舍勒学述的多维重点。舍勒文风既艰深又恣肆，精细、缜密的现象学分析，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生理学、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与先知般的宗教**掺和在一起，汉译殊为艰难。文选的选编和翻译成于15年前，这次重印作了若干校订，谨此对各位译者的辛劳再次深表谢意。

刘小枫

1998年5月于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2013年8月重订于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1] 舍勒生平参见江日新：《马克斯·谢勒》，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1～30页；弗林斯（M.S.Flings）：《舍勒思想评传》，王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参见弗林斯（M.Frings）：《上帝与虚无》，见奥尔特（E.W.Orth）编：《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新论》，Freiburg，1978，118～119页。

[3] 参见舒茨（A.Schutz）：《谢勒三论》，江日新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

[4] 对舍勒的各种评议，参见伽尔第尔（F.Gardiel）：《舍勒论著中的“成为上帝”》（“Gottwerdung”bei Max Scheler），München，1980，4页以下。

[5] 海德格尔的《悼舍勒》和伽达默尔的《精神的挥霍者》，见古德（P.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Bern，1975。蒂利希：《哲学与命运》，见《蒂利希选集》，卷二，Sturttgart，1961，31页；H.U.von Balthasar：《舍勒：新的中心》，见氏著《德意志心灵的启示录》，卷三，Salzburg/Leibzig，1938，85页。

[6] 桑巴特、特洛尔奇曾为舍勒谋得教职做过努力，参见普勒斯纳（H.Plessner）：《忆舍勒》，见P.Good编：《哲学的当代事件中的舍勒》，前揭，20页。

[7] 参见克拉夫特（J.Kraft）：《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Frankfurt/Main，1975，53页以下。关于舍勒思想发展第二阶段的中止期，论者见解不一，另一种主要的见解分期为1911—1922年。本文依M.Frings的分期说，参见氏著《冲动与精神》，见斯佩克（J.Speck）编：《大哲人的基本问题》，卷二，Goettingen，1973，1页。

[8] 参见哈斯康普夫（R.J.Haskampf）：《思辨的现象学身位论：费希特、欧肯对舍勒身位哲学的影响》，München，1966；舒巴尔特（W.Schubart）：《舍勒哲学中的俄罗斯特征》，Kyrios，1937；舒尔茨（W.Schulz）：《转变世界中的哲学》，Pfullingen，1980，421页以下。

[9] 参见K.Kanthack，Max Scheler：Zur Krisis der Ehrfurcht, Berlin, 1948，240页。亦参见H.Leonardy：Liebe und Person： Max Scheler's Versuch eines “ph?nomenologischen” Personalismus, The Haugue, 1976；B. Rutishauser：Max Scheler's Pha?nomenologie des Fühlens：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seiner Analyse von Scham und Schamgefühl, Bonn, 1969。

[10] 舍勒对天主教神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参见格伊塞（J.Geyser）：《奥古斯丁与当代现象学的宗教哲学：尤其舍勒》，Munster，1923；弗里斯（H.Fries）：《当代天主教的宗教哲学：舍勒对其形式和形成的影响》，Heidelberg，1949；莎夫勒（R.Schaffler）：《哲学与天主教神学的交互关系》，Darmstadt，1980，142～186页。

[11] 舍勒研究文献参见W.Hartmann编：《舍勒研究文献》（Stuttgart，1963）和M.S.Flings编：《舍勒文献及研究文献1963—1974》（Den Haug，1974）；1974年以后的研究文献，参见R.Kaufmann：《情感与性情作为理性的苴补》（Peter Lang，1992）所附文献目录和Liu Xiaofeng：《身成身位：舍勒情感现象学及其现代性批判的神学研究》（Peter Lang，1996）所附文献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