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斯大林通过他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以中国的“太上皇”身份，不顾中国的国情实际，直接对中国发号施令，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个问题，在党中央领导人当中，是人所共知的。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说：斯大林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于王稼祥的说法，完全赞成，并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四、斯大林对我不信任，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说过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这样的话，并说1949年底访问莫斯科那两个月很不好受。

所以，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以前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

3月3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话。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第40天，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社论，作为中国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斯大林问题的正面回应。

社论首先肯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苏联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接着，社论主要以“国际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的“难免论”，论述斯大林难免会犯的错误和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社论还分析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指出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产生，是因为斯大林“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而无产阶级政党避免重犯斯大林错误和防止产生个人崇拜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在指出斯大林所犯错误和分析斯大林犯错误原因的同时，社论叙述了斯大林对国际运动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指出“在列宁逝世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社论还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过去一样是必须认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他关于保卫列宁主义和正确地总结苏联建设经验的许多著作，我们都需要当做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接受过来。不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社论的发表，摆明了中国与苏共对斯大林的不同立场。这是中苏结盟之后，中国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的不同意见。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中央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这是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公开批评了。

4月29日，会见拉丁美洲6个国家代表，重申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说：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总之，“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不只是在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一个多月后，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中方，莫斯科已经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共领导人的像。其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撤掉了悬挂的斯大林像。

尽管这位大使没有明确要求中国也照办，但其中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你们中国也不要挂了。但很明确地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人民不满意”。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马上就要到了，按照历年惯例，群众游行时都是高举社会主义阵营的党的领导人画像的。为此，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社会主义阵营活着的领导人像，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像，统统取消，一概不挂不举，但斯大林的像不能摘，要挂要举。同年9月24日，在同南斯拉夫访华代表团的谈话中，对这些曾经受过斯大林压制的朋友们说：你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我们和你们的情况不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的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只有中央知道。斯大林压制过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有五个死人—马、

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会说，苏联人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但是，莫斯科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

当时，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已经全面否定斯大林，唯有中国独树一帜，坚持对斯大林三七开。其实，赫鲁晓夫和苏共并不是全盘否定斯大林，他们所关心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的？另外，赫鲁晓夫和苏共认为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是重新回到了被列宁所否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上，给苏联各方面建设带来空前的灾难。基于以上两点，赫鲁晓夫和苏共绝不认为斯大林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是双方的根本分歧，后来的中苏两党十年大论战，都是围绕这个分歧展开的。

中苏两党两国，蜜月中的分歧，和谐中的裂痕，自此慢慢扩大开来。

三、1957年：二次访苏，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歧明显了

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指出：如果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固然“会使资本主义体系灭亡”，而“对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将没有胜利者”。所以，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两个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

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拥有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20年后，苏联就可把美国抛在后面，建立起物质技术基础，以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在报告中，赫鲁晓夫向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建议：“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哪一种制度更好吧，让我们进行不打仗的竞赛吧。……我们建议的是为提高所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和平竞赛。”

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而且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内战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的带领下，完全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从而“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条件”，不用武装起义就夺取政权。

在“三和”理论中，赫鲁晓夫称“和平共处”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赫鲁晓夫指出：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巩固国际持久和平有了现实的前景，美苏及英法苏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应该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和平竞赛的基础”。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三和”理论，表明苏共完全放弃了斯大林和美国针锋相对的对抗战略，主动同美国缓和关系，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经济建设问题。

但是，就在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热烈讨论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的时候，并不如此认为。对于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一是认为帝国主义本性难移，是不会真正和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共处的，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大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即使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也能战胜帝国主义。对于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认为那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即通过所谓争取议会中的多数来实现的。

1957年11月2日，率领由副团长宋庆龄和成员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组成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这次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共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和52个其他国家的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作为大党的苏共和，自然最引人注目。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1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得更有信心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高于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尽管如此，还是需要赫鲁晓夫交个底。所以，郑重地问赫鲁晓夫：在力量对比上，究竟是苏联领先些，还是美国领先些？赫鲁晓夫回答：在高科技的某些领域，苏联领先些，而就整个经济方面看，还是美国领先。因为美国的工业相对发达的多，最主要的钢铁一项，苏联的产量才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要赶上美国，苏联还要许多年时间，但苏联有信心在15年后赶上并超过美国。赫鲁晓夫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但在看来，赫鲁晓夫是悲观了。说：当年打希特勒的时候，美国和丘吉尔手里有7000万吨钢，苏联只有900万吨钢，美国还不是要来请求苏联来帮助他们，并把易北河以东和中国的东北及北朝鲜划给苏联占领。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历史从来都是由人心向背来作决定的，从来都是弱者战胜强者的。同时，向赫鲁晓夫表示，中国在15年后会赶上或超过英国。

然而，尽管对世界局势很乐观，但明确表示中国党不做“头”。苏共二十大后，许多国家的和工人党表现出对苏共的不信任态度，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会议中，亚洲的一些领导人也提出应该以为首的想法。赫鲁晓夫尴尬之余，提出苏共两党轮流担任各国会议召集人的意见，意思是中苏两党轮流做“老大”。不同意。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首先谈“为首的问题”。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如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中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还说：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

继续奉苏共“为首”，把赫鲁晓夫推到斯大林那样的“班长”位置，从根本上说，还是以两大阵营爆发对抗性战争为前提的。

主动维护赫鲁晓夫的“老大”地位，赫鲁晓夫当然感激不尽。但在“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问题上，就不那么容易被说服了。

在莫斯科，作为和斯大林同一代人的革命者，受到了包括苏共在内的各国的尊敬。也作为中国这一和苏共比肩的大党领袖，以及资格高于赫鲁晓夫的革命者身份，先后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意大利总书记陶里亚蒂、法国总书记多列士、英国主席波立特，以及意大利、瑞典、南斯拉夫的与会领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成功化解了各国对会议宣言的意见分歧，解决了令赫鲁晓夫十分棘手的波苏关系，以及莫斯科宣言难以达成共识问题，也使中国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至国际运动中的威信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与上述各国领袖广泛接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了解一下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谈话的结果，多数的领袖，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并不认为“和平过渡”是一定可行的。令吃惊的是，那些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却多数认为“和平过渡”是可行的。他们普遍反映：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他们不想革命了”。但认为：富裕国家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来说，俄国和中国的暴力革命经验，仍然是必须记取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