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御前。唐太宗对此十分重视，予以仔细审阅，当他看到把山东士族之冠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时，甚为不满，发了一通议论： “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民干犹为第一等?”唐太宗质问：为什么仍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显然批评高士廉没有甄别士族盗衰。而甄别士族盛衰，早在贞观六年修订刚开始时，唐太宗就提出来了： “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以为甚伤教义，乃诏士廉等刊正姓氏。”所谓“刊正姓氏”,就是甄别盛衰，也就是他当时对房玄龄所说的，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的意思。

既然唐太宗有过暗示，而高士廉等人没有照办，就难怪唐太宗提出指责了。为了强调甄别士族盛衰的标准，唐太宗特加明示： “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并“更命刊定”。

唐太宗提出重修的原则，以“今日官爵高下”作为确定氏族的等级，也就是所谓“尚官”的原则，它与“论数世以前”的相沿郡望作为等级的“尚姓”原则是不同的。 “尚姓”原则是从曹魏开始的，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尚姓”原则奉行了数百年，影响深远。唐初高士廉负责修撰《氏族志》,仍按郡姓高低定等第，把崔民干列为第一等，与皇族并列，说明他没有摆脱传统的“尚姓”原则的束缚，唐太宗提出了有力的反问： “卿等不贵我官爵耶?”言外之意是，应以“尚官”原则修谱，不应以“尚姓”原则修谱。

高士廉遵照唐太宗的明确指示，予以订正。既然皇帝是百官的总后台，外戚又与皇家沾亲带故，自然高人一等， “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有学者注曰： “九等之次，皇族为上之上，外戚为上之中，崔民干为上之下。”崔民干曾于武德元年担任黄门侍郎，以山东安抚副使的职位会同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讨伐宇文化及的叛乱，他的谋略虽比无能的李神通稍胜一筹，然而毕竟不是能人，故新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此后也没有建立功业，官职始终不见超擢。黄门侍郎位居正四品，唐初宰相位居三品以上，列入《氏族志》第三等，照理应是宰相、公卿大臣家族，按崔民干职位是不足以列入第三等的。唐太宗同意高士廉降崔民干为第三等，是“尚官”与“尚姓”原则妥协的产物。贞观十二年春正月，《氏族志》最后定稿，收入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姓分九等，共计百卷，唐太宗下令颁行天下。

贞观《氏族志》以官爵排列门第等级，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进步因素，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

首先，旧士族逐渐衰微。魏晋南北朝士族势力既达极盛，但同时也呈现盛极转衰的趋势，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十六国时期的中原战乱，削弱了北方士族地主的势力；永嘉之乱以后， “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然而， “遭晋播迁，百家**析”;兹后，侯景乱梁又使江左士族遭到沉重打击，部分幸免的世家大族，又遭江陵之祸，被西魏掳获为奴： “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奴隶。”

隋统一南北以后，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的推行是士族势力衰微的结果，促使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微，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士族乱而庶人僭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东晋末年孙恩起义曾严厉地打击了江左士族。特别是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战争对士族的打击更为猛烈，史称河北地区农民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到了唐初，出现了“世代衰微”“累叶陵迟”的中衰状态。

武德元年六月，唐高祖在诏令中说： “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未被农民军镇压的士族，在经济上也陷于绝境，所谓“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然而，由于传统门阀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仍很显赫，这就与他们衰落的政治地位不相适应。

其次，新士族渐趋抬头。唐初在统一战争的创业阶段以及在大治天下的守成阶段中，培养了一批新贵族，他们或因驰骋战阵，或因参谋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按照论功行赏，量才录用的方针，或以军功晋爵，或以奇谋授勋，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元勋。

这样，一个以宗室与功臣为主体的新贵族集团形成了。然而，唐初新贵族集团的不少成员出身庶族地主，在谱牒上不入士流；有的虽出身士族，但也屈居山东老牌士族之下。这就形成了新的社会矛盾，即他们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了，然而社会地位并没有相应地显贵起来，这与现实状况也是不相适应的。

唐太宗针对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现状，采取“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的“尚官”修谱原则，使新旧士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相互适应，以便“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这种做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故《氏族志》颁行之后，时人评议“升降去就，时称允当”“允”者，公允； “当”者，妥当。说明唐太宗提出的这个修谱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必须指出，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只是取代了魏晋以来的“尚姓”原则，仅仅改变了修谱标准，不等于否定了他的门阀观念，只是以新门阀代替旧门阀罢了。唐太宗的新门阀观是以当世人臣的“德”“功”“言”作为确定官爵或门阀的依据的，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 “门户”即门阀，这有下面史实为证。

唐太宗对山东士族因世代衰微、全无冠盖， “犹自云士大夫”,十分不满。他认为， “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不应“恃其旧地”,而应建功授勋。这里的“天下士大夫”与上面称山东士族“犹自云士大夫”,在“士大夫”的观念方面是对应的，足见“门户”云云，即指门阀。说明唐太宗不想取消门阀，只是重新确定门阀。如果说旧门阀观的特点是“唯矜远叶衣冠”,那么新门阀观则可说是唯矜当朝衣冠，可见唐太宗的“尚官”与山东士族的“尚姓”在崇贵尊爵这一点上是有统一之处的，正因为这样， “尚官”与“尚姓”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存在由此及彼的通道的。虽然表面看来，旧门阀纯以郡望相高，与唐太宗的新门阀观则以功德相高不同，但唐太宗既想“世世不绝”,说明他不想放弃门阀显贵的封建血统论。“世世不绝”即子孙相传，后世冠冕还不是因先世勋业才能显贵的吗?其结果亦必流于“唯矜远叶衣冠”,而与太宗原来想法背道而驰。子孙世袭，门阀自然尊贵；但问题在于子孙能否保其先世基业而不败?如若不能， “世世不绝”岂非返回魏晋的“官有世胄，谱有世官”的“尚姓”老路上去吗?即以“尚官”始，必以“尚姓”终。可见，唐太宗的“尚官”原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他想搞新门阀与世封制，结果必趋向保守。据此，既不能把他的新门阀观与旧门阀观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