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审时度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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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晨会后，汪健、杨玉琴在总经理办公室的宽大真皮沙发上，分析着湖江市塑机厂破产收购工作的局势。

他们综合分析了张峰关于湖江市塑机厂的“砸车事件”的汇报及刘明青关于近来纺织局、塑机厂干部职工对中鼎公司收购塑机厂的意见的通报，针对破产收购的局势及其发展走向商议着对策。

顺着刘明青昨日的通报和“砸车事件”的发生，杨玉琴是百个担心、千般忧虑。她担心市二轻工业局及塑机厂干部职工对民营企业的抵触会导致政府的决策顺应了民意，放弃了对中鼎公司作为收购人的选择，这样，前期所做的工作将付之东流，第一阶段制定的膨涨目标将难以实现；她忧虑若想扭转当前的局势难度太大，不知从何入手，付出的代价将更大；她更担心和忧虑的是即使努力，争取到了对塑机厂的破产资产收购，签订了收购协议书，以该厂职工“砸车事件”的抵制力也难以顺利地实现对该企业的整体接受。杨玉琴产生了畏难和害怕的情绪，她在畏难、害怕和担心、忧虑中徘徊。

汪健同样地担心和忧虑着。他的担心则是自己公司的实力显然敌不过象上海浦江、浙江大鑫这类国有企业；他忧虑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如何做工作实现对局势的扭转。与杨玉琴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相信对民营企业歧视的所谓民意是与当前改革开放的政策不相符的，不足以影响政府的决策，充其量在数个收购者之间实行竞争。他还有一个倔犟的性格：那就是干任何事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到黄河心不甘，不撞南墙不回头；认准了的事，他会力尽千辛、力排万难，坚持到底。

他们回绕着单纯的企业破产资产的收购从决策者、收购者、被收购者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从国家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经济体制改革中对特困企业解困政策、适用对象及适用方法上进行了分析；从‘砸车事件’及魏付局长引进上海浦江公司、秦启灿推荐浙江大鑫公司的个案上进行了分析；从中鼎公司自提出破产收购的要约后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方法上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解困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首要问题，解困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从国家政策及政府对特困企业的解困模式、方法、对象的选择取向上不存在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歧视、观念歧视和能力歧视，相反，政府还会积极地扶持、鼓励、帮助多种经济形式的社会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发展，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作贡献。

他们认为：局势不利的根源是中鼎公司的企业性质是民营企业，并不是针对中鼎公司这一特定的企业对象。导致这种局势的出现是我们在要约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疏忽和失误。一是对中鼎企业的宣传不够，收购方案不具体，没有触及到解决破产企业干部职工所担心的根本问题；二是没有系统地做好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业领导的工作；三是对整个企业的破产及破产收购要约后的工作进程盯得不紧，缺乏力度。

他们认为：浦江公司虽为行业内国企实力企业，但地处外省，不占天时、地利、人和，站在地方经济的角度，政府及企业职工能否接受都是问题；而大鑫公司连基本资料都没看到，江浙地区民营企业发展规模较大，速度很快，该企业所有制性质也是一大疑问；‘砸车事件’反映的职工情绪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予以平缓、解除；政府及二轻局对收购者的选择取向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关、诚意及可行的实施方案使之倾斜，至少可以给予中鼎公司一个参与竞争的机会。

通过分析他们看到了目前局势下中鼎公司参与收购竞争的积极条件，坚定了他们实现收购的决心和信心。

汪健说：“单纯地从局内干部的抵触情绪、塑机厂的‘砸车事件’及近来四家企业对塑机厂的收购要约看，局势似乎对我们不利，但从我们的分析和检讨情况看，对我们有利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起码是参与收购竞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是第一家收购要约公司，政府包括二轻局不可能不讲政策、不负责任地把我们排斥在企业收购行列之外。只要允许我们参与竞争，我们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搞好公关、做好工作。扭转被动局势在于我们的努力，不是等待和忧心。”

汪健建议：从上层着眼，从基层着手，双管齐下，把工作做通、做扎实。只要是我们工作或攻关的对象，必须做到：切实为我们说话，为我们服务。

杨玉琴说：“要达到你所说的工作目的和公关目的，除了正常的宣传、沟通工作外，对于关键的人物，我们必须采取特别的措施。”

杨玉琴建议：将涉及到塑机厂破产收购的关健人物吸纳为收购合伙人，增送股份期权，实现收购后，股权兑现。

汪健同意了杨玉琴的建议。他们将增送股份期权的目标锁定为刘明青或姜处长，具体工作视工作进程由杨玉琴负责。

他们制定了工作目标及公关策略后，决定速迅地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