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即位之初所面对的环境实在已很严重。那时外有强敌不断入侵，蚕食边境，掠夺军资，特别是地处东北的满洲，已经强大起来，不断地兴兵进扰中原。在内，则举目便见疮痍，府库空虚，灾情遍地，法令已敝，贪污成风。而且那时更为可忧的是，在魏忠贤的党羽多年的压榨夺取之下，整个国家已被搞得民穷财尽，麻木不仁。但是才即位不久的新君崇祯却全没有理会这些，他不意竟一举便摧毁了魏忠贤和其羽翼，得意到不知道如何来衡量自己，竟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个中兴的令主，不世出的英雄。这么错误地估量了自己，崇祯在初时所想着的，完全是他的中兴大业。崇祯为着他那个中兴的大业，倒是极力很拼搏过一阵的，无奈他的基业早已腐坏殆尽，而且内忧外患交替而来，他又过于急躁操切，所以他在即位后的17年里，虽是宵衣旰食，勤劳不懈，到底还是逃不脱作为一个亡国之君的命运。

崇祯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他的生母刘氏因触怒了尚是太子的明光宗被谴而早死，以致他的童年十分孤零，他孤处于深宫一隅，很少有人前来理睬。卑微的地位，被无视的生活，倒激成了他极度自尊、多疑多忌的性格。他不相信任何人，也听不进半点逆耳的话。顺利地粉碎了魏忠贤那一伙，又使他感到非常自负。多疑和自负，给崇祯在行事上带来不少的阻碍。他用人而不信人，既不相信他们有才干，更不相信他们会实心任事。在他把某事交付给某个人后，总不能完全放心，总要派出一些人，从旁予以察看。任务完成后，他也总觉得做得实在并不好，这种察察为明的做法，促成了他那种刻薄寡恩，苛于责人的作风。被他任用的人，像流水一样不断地流着。如以阁臣而言，阁臣在处理朝政上是最切要的，但在他在位的那一段还不足17年的时间里，阁臣的替换竟多达50人，平均起来，每年顶少就要有3个。在明代的一十六帝中，没有哪一个是像他这样的。在崇祯年间，阁臣的情况还有个特色，那便是阁臣的人数之多，是以往历朝所罕见的。在崇祯年间，同时在阁任事的阁臣，少说也总有六至八人，有些时候，竟会多到十多个人。这些阁臣，来和去都非常快，任职到两三年的都很少见，入阁只几个月便又被逐出的很平常。譬如有名的状元宰相文震孟，他于崇祯八年七月间入阁，但还没有半年便已“落职闲住”了。还有程国祥和方逢年，他们也都是入阁才只有几个月便被罢去的。在这些阁臣之中，任事最久的是温体仁，他是在崇祯三年（1630）六月入阁的，到崇祯十年（1637）六月他致仕，在阁中任事共有7年，只这么短短的一点时间，若和前朝的阁臣杨士奇、杨荣、商辂等人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但在崇祯这一朝，他却已是在阁中历时最久的人了。在阁年数仅次于温体仁的是周延儒，他入阁前后共有两次，前后合计，也还不满6年，但他已经是在阁任职次长的人了。

温体仁和周延儒之所以能久于任事，首先便在于他们都是为众论所不满的人。崇祯有这么个观念，他认为，凡是时被诸臣所攻讦的人，必然是无党的人，这便可以大用。温体仁极为奸佞取巧，他猜透了崇祯所以乐于用他，正由于他常为诸臣攻击之故，因而他放手贪婪，并不怕人奏论。他还常向崇祯表白，他因与诸臣不合，所以人们总是一致都来攻他。温体仁总在被人攻讦，确是事实，但崇祯是个以察察为明的人，到底他还是查明了，温体仁并非无党，他也有自己的门户，自称无党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已。崇祯查明此事，对温体仁便不再信任，不久便任由他致仕而去。

周延儒在崇祯一朝那么多的阁臣中，倒是唯有的被崇祯稍觉钦佩的人。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的状元，而且会试时的会元也是他。连中两元，比只中个状元更令人欣羡，而且那时他又年轻，是个年仅二十来岁的俊美漂亮的佳士，才高貌美，所以他才一得中状元便已经成了一个遐迩闻名的人了。崇祯在他即位为帝以前，曾被周延儒的声名所动。崇祯元年，大学士刘鸿训被罢时，即将会推阁臣，崇祯以为，周延儒的声望很高，一定会被廷臣推出来的。但他查看会推出来的名单，却只有成基命、钱谦益等11个人，内中并没有周延儒的名字。崇祯对于这个名单很是纳闷，他弄不明白，周延儒何以竟会落选。崇祯也想到了，周延儒也许是自视过高，落落寡合，所以诸臣才不愿意推他。这么想着，崇祯对于周延儒更增添了好感，他认为，他就是需要这种与众不同的人。却巧这时正好发生了一件事，会推中没有被推出来的温体仁为了泄愤，上疏攻击已被会推出来的钱谦益行为不端，受贿结党，难膺阁臣之选。崇祯得到温体仁的劾疏，正中下怀，借此便将已被推出的11人全部取消，决定不再在这些人里选择阁臣。到了崇祯二年三月，崇祯终于在文华殿里，单独地召见了周延儒，和他密谈了很久，直谈到深夜方休。他们谈了那么久，都谈了些什么，一时无人得知，但是，这种非比寻常的召见，却引起了很多人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对周延儒深怀不满的人们。这些人一哄而起，纷纷上疏奏论周延儒。最先上疏的是御史黄宗昌，他列举了周延儒曾有过的各种不良行为，认为单独召见这种人，对于君德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御史李长春没有说到周延儒有什么不好，他是着重于在文华殿单独召见一事，他认为那样做害多而利少，以后切不可以此为法。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在疏文中则说到，周延儒和名登逆案的冯铨，二人相交极厚，重用了他，将来怕会在暗中为逆党翻案。这些攻击周延儒的人，都是想一举便把他给打下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的这些攻击反而加深了崇祯对周延儒的好感，让他切实地感到，周延儒的确是个无党无援的人。有了这种印象，崇祯更决心要用周延儒了，所以就在崇祯二年十二月，竟以特旨命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成为当时最受崇祯看重的一位阁臣。崇祯对周延儒的倚信，在平日和岁首对他的尊礼上，也颇为与众不同。每当岁首，崇祯总要将周延儒请到殿内东向之处，自己向他作揖致敬，并且还说：“朕以天下听先生！”这种礼敬，对于别的阁臣是极少见的。周延儒最初入阁之时，正值满洲大举入侵，前锋人马已抵达德胜门一带，被他们占夺到的土地已有很多，地方有司和统兵官们，也在战斗中死了不少。阁臣钱龙锡、韩（左火右广）、李标等，也都是为此而被罢，或是致仕而去的。周延儒极善言辞，笔下也很能表达曲折委婉的微意，但对于兵事，则实在非其所长。不过，周延儒又颇能推寻事理，他觉得满洲之大举入侵，不过是为了掳取人力物资而已，以他们的所为而言，实无久驻之意。他是这么看的，也就向崇祯宛转说到逐退满洲并不算难，最迟在入秋前后，一定能把他们打退。果然，到了五月中旬，满洲人掠足了粮麦，便满载着所得退去了。这时，所有失地依次收复的奏报也接踵而来，真个依了周延儒的说法。崇祯初次感到周延儒料事精当，于心深有所感。他对周延儒之所以特别敬重，也都是由于周延儒常常会有这样的机智。然而，像周延儒这样，只是以语言警敏，料事巧合为能，而于实际谋略却很欠缺的人，早晚总会露出马脚来的，他第二次复出，便由于露出了真相，而送了自己的性命。周延儒被召复出，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但他到达北京之时，则已经是那年的九月了。那时又正是个内外俱艰、非常紧急的时刻。崇祯把周延儒重又召回内阁，对他实在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周延儒对这次重任首辅，也很想一新观听，大大提高自己的形象。他上任伊始，便启用了不少极负时誉的人。他以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长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这些人都是起之于废籍，一时显得九卿尽称得人，翕然为中外所称道。但是虽然如此，却已无补于即将临近倾覆之虞的国势。从内部而言，农民起义军自起义以来，已经有了十几年的经历，他们都极为壮大了。李自成、张献忠都已占据了不少地方，而且人马众多，已经有了俨若敌国之势了。在外，则满洲越见精强，已有正式进逼之势，特别是松山一战，在那里的明军几已全部覆没，经略洪承畴被擒后又投降了他们。巡抚丘民仰以下多人被杀，使满洲入侵中原的野心已经不可扼制。崇祯十五年，满洲兵又分道入侵，深入到京畿之南，畿南的郡邑几乎全已失陷，形势极为险恶。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四月间，周延儒看出，这一次满洲的入侵，仍是暂时的掠取，并无久占之意，于是他又自请出外督师，想要在满洲不久即将退去一事上，又为自己捞到一次虚名。他带领着属下的幕僚们领兵离京后，只走到通州便行屯兵不进，每日除了不断派出人去打探满洲是否已有退兵的迹象以外，便是和他的幕客们饮酒作乐，并且时不时编些假的捷报，送到京中奏上，骗取崇祯的欢心。崇祯接到捷报倒也极为高兴，每次都要赐以玺书，大为褒奖。五月间，满洲果又退兵，周延儒志得意满，也就收兵回朝。他一回朝，便将属下的很多人选出，虚报事绩，要兵部予以议功。周延儒又清理出在他督师时所得到的敕谕等，上交朝廷，以示谨敬。崇祯也依以前的旧例，命周延儒把那些敕谕等都收回去藏贮，以识勋劳，同时还加封周延儒为太师，荫子一人为中书舍人，且赐以银币、蟒服等物。周延儒辞去了太师这一最高的宫衔，略为表示谦退，对于其他各项则都坦然接受了。不过，崇祯终究是个以察察为明的人，对于周延儒，虽然一向倚信，仍不免要多方考察。周延儒离朝去督师后，崇祯跟着便派出一些内监，还派了锦衣卫指挥骆养性，让他们在暗中把周延儒的各项作为都一一详报。周延儒回朝后不久，这些人也把他们的监视所得暗自奏上。崇祯把这些和周延儒所奏的军情加以核对，这才晓得，原来周延儒竟在愚弄着他。崇祯一向自以为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发现了被人愚弄，一时至为羞怒。他原想就此便将周延儒严惩，但转而又想到，自己对他的各种谎报都曾以玺书褒奖，闹了出去更显出自己多次受骗，脸上也自无光，不如且由延议论罪，然后再寻别样罪名惩办他。这样盘算过以后，在周延儒被议自请戍边时，崇祯还降有温旨，予以抚慰，说“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还赐给周延儒路费百金，并许他驰驿而归。崇祯特别夸大了自己对于周延儒的温厚，意在显出自己所以误用周延儒，完全出于过于爱才之意，因此才不禁轻信了他。在周延儒去后，崇祯又命人尽力清查历年来他所犯下的罪行，结果查出了周延儒长期以来有很多的赃私，还有他纵容属下为非作歹以及勾结内侍等种种罪行。对于他的这些罪行，崇祯却是不怕声张的，于是立即大怒，不仅完全削去了周延儒的所有职衔，还派出缇骑，要他们尽快赶上，要把周延儒拿进京来问罪。周延儒被捉回京，自觉情况很为不妙，不但多方设法请人营救，而且自行上疏乞哀，极力恳求开恩。但是所有这些举动都无法动摇崇祯要除掉他的决心，终于还是谕令周延儒自裁，并且抄了他的家。

崇祯对待阁臣尚且如此冷酷，对于较次于阁臣的六部诸卿，其贬谪弃斥就更轻易了。即以刑部为例，在他在位期间，主管部务的尚书，先后就换了17个人，平均起来，每人的任职时间，勉强算是一年还有些不足。崇祯这样苛待和轻视诸臣，有些智能之士，不是被斥，便是自行引退，留下来的，很多都是巧于规避的人，敢于任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留下来的人即便都还敢于任事，但他频繁调换，纵有能人，在短短的任期中，又能干出点儿什么来呢？

崇祯是深知魏忠贤一伙为害之大的，依理而言，他对于宦官任事应存有戒心，不再蹈前朝的覆辙才是。但实际上却又不然，他很快便又走上了历朝的老路，觉得与其倚信外臣，毋宁倚信宦官。在他初即位时，这种做法还不显见，到了“钦定逆案”颁布以后，便有点儿显出来了。到了崇祯三年，由于兵败饷绌，便已开始指责诸臣不能实心任事，渐渐出现了常与随侍在身边的内监论及政事的情况，并在崇祯四年（1631）又恢复了派遣内监到军中去做监军的办法。那时派出的监军，最着重的是，钦派王应朝等内监到关、宁一带的驻军里去做监军，内监王坤则到宣府驻军中去做监军，其他还有刘文惠到大同，刘允中到山西等等。

在宦官中，最为崇祯宠信的则是掌管司礼监的太监张彝宪。崇祯因为他精于筹算，便命他钩校户、工两部的出入，还为此而为他特立了官署，称之为“户工总理”，实际上已经把户、工两部全置于张彝宪的管理之下了。他的这种做法，叫人感到宦官用事的苗头又将出现，因此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多个人都纷纷上疏切谏，吏部尚书闵洪学也为此事率领群臣联名力争。他们都说应防微杜渐，宦官擅权不宜再有。崇祯对这些谏疏显得很不在意，反而责怪群臣，说这是由于诸臣不能实心任事造成的结果。他说，“若诸臣能实心任事，朕何事乎内臣。”(1)张彝宪受到崇祯这样的宠任，竟公然按行户、工两部，位居于尚书之上，还命部中诸司，凡属郎中以下，都要依属吏谒上之礼，前来谒见。工部侍郎高弘图不肯忍受这样的欺压，抗疏乞归，结果竟受到了削籍的处分。张彝宪恃宠横行，后来更大作威福，把权力伸张到很多不归他管的部门里去。勒索未遂，张彝宪竟故意勒掯边境镇军的军器，不让及时地如数发出。管盔甲的主事孙肇兴因恐有误边事，为此曾具疏劾奏张彝宪，但结果却因此得罪，受到了遣戍的处分。与孙肇兴事件相类的还有多起，主事金铉、周镳等也都是因为疏劾张彝宪反而被斥的。更有甚者，工部尚书周士朴之去职，也是因为每每与张彝宪议论不合所导致的结果。宫中的内监，在钦定逆案正在进行时，气焰着实低落了一阵，到张彝宪用事之初，已见活跃起来，后来张彝宪大为走红，内监们又都显得有些不可一世了。张彝宪的势力后来已深入到内阁。周延儒之初次去阁，张彝宪在这件事上便起了不小的作用。温体仁在挤走周延儒的事件中和张彝宪有勾结，他为人又以柔媚见长，所以在他们的交往中没有吃什么大亏，但时不时吃张彝宪苦头的情况确实也不少。当时的左副都御史王志道曾在所上的一篇疏中论到这种情况，他说，“近者内臣举动，几于手握王纲，而辅臣终不敢一问。至于身被弹击，犹忍辱不言。何以副明主之知。”他在疏中既明论宦官，又暗责周延儒，说得很是尖锐。但是那时的崇祯已经决意任用内臣，所以王志道也因上疏得罪，被削籍而去。张彝宪死后，继之而起，颇为用事的，又有曹化淳、高起潜、李国辅、吕直、许进忠、方正化、高时明、陈大全、孙惟武、阎思印等多人。这些人或是掌管司礼监，或是到各地去做监军，还有些则是被派出去直接率领军队驻守关隘。在这些人里，高起潜特别以知兵见称于崇祯，因而他曾被派往很多地方去做监军。所有这些作为监军的太监，对于军队，都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他们大都是胡乱指挥，尅扣军赀，临阵则常是未败而先逃，以至引起了全军的溃败。高起潜就更是如此，他几乎到一处便搞乱一处，造成了很多统兵官的败亡。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军来攻北京，首先开门献城的，竟是为崇祯所亲信、特意命来领兵守城的宦官。后来清兵入关，特别为崇祯倚信、常呼之为“大伴”的曹化淳，又联合着高起潜，领头先投降了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