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留了后手，但应该说是预防性的，他也有辅佐高拱实行新政的良好愿望和积极行动。

高拱复出后，解决了海瑞的问题，余波刚平——海瑞大骂“举朝皆妇人也”引起众怒，高拱不得不协调平息，一个突发事件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这是一起由争风吃醋引起的叛逃事件。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叫“三娘子”，这个女人国色天香、聪慧过人，她是部落首领俺答的外孙女，被许配给了她的表哥也就是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为妻。可是，作为外祖父兼祖父的老俺答，垂涎三娘子的美貌，硬生生夺孙所爱，据为己有！

简单说，就是爷爷和孙子争风吃醋。

把汉那吉拿他的祖父没有办法，又不甘心，一气之下，跑到宣府，叩关降明。这相当于敌国的王子叛逃过来了。

这样的事情，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也和俺答有关。那次是因为他的儿媳妇和自己的“警卫员”通奸，被老公发现了，于是就跑到大同叩关请降。当时高拱、张居正者辈，权不我操，只有旁观的份儿。彼时是严嵩当国，对这件事的处理不太妥当，大失国格，引起了不少议论。高拱和张居正当时也私下议论过，对当局那样的处理，“为之齿冷”！

现在，又一起桃色韵事引发的叛逃事件摆在了面前，该怎么办呢？

根据上次的教训，这个叛逃而来的把汉那吉，不啻是烫手的山芋！

为什么这么说呢？和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有关。

这么说吧，大明帝国从建国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威胁、侵扰，历届领导人都为之头疼，威胁帝国最有名的就是鞑虏和建虏（满洲）的两支。为了抵御入侵，帝国在北边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镇，谓之九边，或许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说的九大军区。

在高拱、张居正生活的年代，满洲还不太成气候，心腹大患是所谓的鞑虏，而其中最大的部落，就是俺答部。

高拱、张居正还是中级干部的时候，俺答曾经率兵突破重重防线，围困北京。以后，俺答部又多次兵临城下，堂堂天朝大国的首都，动不动就要戒严。宣府、大同及再向西的一些地方，包括今天的长治一带，更是天天受到俺答部的侵扰抢掠，成了他们不花钱的供应基地！

另一方面，帝国的绝大部分兵力，都投入到了北部边防，可还是不能保证北边的安全，岂止不能保卫边防，连首都的安全也保卫不了！

什么原因呢？军队腐败是一方面，但制度安排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简单地说，确保子孙后代永远把持政权是第一位的，制度设计上以防止内部夺权、威胁政权为最高原则。所以，有时候不得不牺牲效率、公平，不得不支付代价。对外作战每每失利，就是代价之一。

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多的防卫设施，那么频繁的战事，都是要花钱的。国库里的钱，都花在这上边，还是不够。张居正曾经算过一笔账，大体上说，把国家所有的收入都投到北部边防上，还有40万两银的缺口！这个缺口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可以说，这个问题，像一块大石头，重重地压在执政当局的心上。张居正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就明明白白地说，“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急于边防”；应该日夜筹划的，“亦莫急于边防”。

屈辱、焦虑、不安，折磨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高级干部。

张居正就在给朋友的信里感叹说：“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奈何！奈何！”

战，打不赢、撑不住；和，不敢、不能。

这不是死胡同吗？

连张居正这样精明的领导人都连连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就是在死胡同里钻不出去的感觉吧？！

高拱复出，任内阁二把手兼吏部部长，虽然不是首相，但实际上他是中央的领导核心。既然是核心，那高拱就不得不将抵御鞑虏、加强国防这件头等大事视为己任，一上任，就着手革除宿弊，并且首先把眼光放在军事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方面。

当时的军事首脑机关是兵部。按照六部每部一部长、二副部长的“祖制”，兵部历来也只能配副部长二人，都是进士出身逐步升迁的文官。平时，他们很少巡阅边务，接触部队。但是，一遇边防总督（相当于大军区司令员）缺员，按惯例就要兵部副部长去顶补，进士出身者过去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工作，上任后根本不谙边务，只能是事倍功半。高拱改革体制，冲破祖制，在兵部添设两名副部长，这两个人不理部务，职责就是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防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熟悉起来，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缺员即可往补。

高拱还认为，“兵乃专门之学”。军事是专门之学的说法，现在大家都不否认，可是当时认识到的人不多，所以在干部选用上，和其他五个部是混同的，兵部系统用人没有特殊资格限制，优秀将才又常常调任，为此高拱建立了选将备才制度，并规定不得随意调动到其他部门，还特意选拔边防地区出身的干部到兵部任职，一旦有情况，可以让他们挂帅出征。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又注意到边境地区在防卫上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充任这些地方官的不是杂流，就是受到处分发配去的干部，这怎么行呢？高拱于是改革边境地区干部选用制度，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充任，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破格提拔。按照高拱的话说，对于这些干部“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经过这些改革，防务上大大加强。这一年，鞑虏厉兵秣马了半天，也未敢轻举妄动。

但是，不动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按照某种解释，也可以说部落的领导很重视子民的人权——生存权，为了生存，部落的兵马也得动！不侵扰中国，他们的衣食问题难以解决啊！

高拱自然清楚这一点，他继续殚精竭虑地在筹划加强边防的措施。

正在高拱为解决边防问题殚精竭虑时，遥远的蒙古草原上却上演了祖孙争夺一位美女的桃色活剧！并因此给解决困扰大明帝国百余年的心腹之患带来了转机！

这个时候，北部边防最重要的大军区宣化、大同是由中央领导核心高拱选派的老同学王崇古担任总督，宣化的地方行政一把手和王崇古是老同学，叫方逢时。他们赴任前，相信高拱应该和他们进行过推心置腹的谈话，所以他们对高拱的想法比较了解。当叛逃过来的王孙把汉那吉要求政治避难时，王崇古和方逢时决定接纳，并火速将这个消息报告中央。

报告一上来，中央一片哗然！主流意见是：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两位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强烈的“议员”，当即就提出了弹劾方巡抚的议案。

高拱却另有想法，他下决心要解决这个困扰当局百余年的大难题！

一定会有人问：既然是困扰当局百余年的大难题，解决起来一定不那么容易吧？

是不容易，但是未必就真的很难。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狭隘爱国主义的约束，一般人要么无识见，认识不到；要么认识到了，没有魄力去触及罢了。

什么意思呢？

简单说吧，俺答率兵内侵，并不是要推翻大明王朝取而代之，他所要求的是开放边贸。因为塞外荒凉之地的游牧民族，粮食、布匹、锅碗瓢盆这些生活必需品奇缺，需要从大明获得。如果能够开放边贸，也就是当时所说的互市，他们就可以拿马匹牛羊交换。但是，大明不答应开边贸，所以他要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就只能通过战争抢掠。那一次打到地坛，围困首都，他提出撤兵的条件也就是要大明同意开边贸。而且，俺答还有点儿了解大明国情，他把自己摆得很低，说是请求“封贡”“互市”，意思说，能不能把自己当成大明的部属，让自己给朝廷上贡？能不能同意开边贸？

但是，在“爱国主义”者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我们是天朝大国，鞑虏是化外蛮夷，如果和他们“互市”，那不就是平起平坐了吗？尊严何在？国格何在？况且，彼此百年来处于战争状态，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就是不战而屈了吗？这怎么可以呢？对敌人言和平，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卖国贼！

高拱这个人是一位有格局、有识见、有魄力的政治家，他信奉既然位在中枢，担负重大责任，就应该无私、忘我的信条，所以他不怕承担罪名。经过一番思考，他做出重大决策，要利用此突发性事件，实现与北虏关系的转机！他驳回了众人要求驱逐叛逃者的意见，排除阻力，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于是，高拱给主持此事的总督王崇古写了一封长信，授以方略，包括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话，都一一列明。

张居正也对那些要求驱逐叛逃“王孙”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觉得“奇货可居”。尽管开始时他的认识水平有限，只是提出要以叛逃王孙交换中国要缉拿的汉奸；但是，一经高拱点拨，他很快跟上了高拱的步子，支持高拱的主张。

在高拱的谋略里，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具体事件，也不仅仅以交换一两名汉奸为目标，而是要以新思维果断地解决困扰国家的大难题，所以，就需要把握时机，步步深入。为此，高拱一边在中央精心谋划、沟通协调，一边频频给第一线的军政干部写信，指导方略，解释政策。

好在主持此事的西北最高军政首长——宣大总督王崇古是高拱的老同学，又是他复出后任用的，两个人心有灵犀一点儿通，非常有默契。

把汉那吉被封官、优待的消息传到边外。那个夺了孙子媳妇的俺答被自己的正房老婆逼着要孙子，还因为这个孙子的出逃引发了家族内部争夺继承人的暗潮，急得老俺答抓耳挠腮，得知中国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中国和好，派人进行谈判。

当然，拍板同意和鞑靼谈判，本身就需要冒政治风险。可是高拱有这个担当，不仅谈判解决叛逃事件，而且有更大的目标；不仅要和鞑靼谈判，而且还要和他们合演双簧！

就这样，一桩桃色韵事给解决北部边防问题带来了转机！